系统法学大纲
申请回避的决定，当事人可以申请复议一次”，可还原为“对驳回申请回避的决定，当事人第一次申请回避的，做出决定的机关必须做出答复”；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代理诉讼的律师，可以依照规定查阅本案有关材料”，可还原为“代理诉讼的律师，依照规定查阅本案有关材料，人民法院应当允许”。如此等等，一切法律中对可以为或可以不为一定行为的这类规定，都可以视为给另外的人设定的行为标准。
行为标准虽然都是对那些要求人们必须做出的和不得做出的行为及相关条件所做的描述，但它决不是与其他行为没有关系。立法者在设定行为标准的时候，是对人的全部可能出现的行为做了通盘考虑的。仅把要求人们必须做出的和不得做出的行为挑出设定行为标准，也就等于同时宣布，除此之外的一切行为均由行为人自由地去做或不做。“法无禁止即自由”正是立法的艺术性达到了理想境界的写照。
凡法规则都包含着行为标准，无行为标准便无法规则。
⒉压力。是指对不符合行为标准的行为人所实行的人身惩罚和限制、财产的剥夺和减少。
压力都是人为的。由于违反某种客观规律而招致的人身和财产方面的损害，不属于这里所说的压力。如违反万有引力的规律从高崖上跳下所招致的生命丧失、违反农作物生长规律未付出必要的劳动和资财而招致的财产损失等，都不属于作为法规则要素的压力。
压力分为人身压力和财产压力两种。人身压力是对人身的惩罚和限制。一切死刑、肉刑都属于惩罚人身的压力；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逮捕、拘留、强制劳动、剥夺政治权利等，都属于限制人身的压力。财产压力是对财产的剥夺和减少。没收属于剥夺财产的压力；罚金、罚款、支付违约金、赔偿损失、支付迟延履行金、降薪等，都属于减少财产的压力。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那些非给付金钱的民事责任，如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修理、重作、更换、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最终均归结为减少财产的压力。因为义务人如果不履行或迟延履行是要承担迟延履行金? 模??缘笔粲诓撇?沽Α?br> 有些压力兼有人身压力和财产压力双重压力的性质。如削职为民、入穷藉、开除、辞退、降职、降级等，既有降低身份方面的限制人身的压力，同时也伴随着减少财产的压力。
压力与不符合行为标准的行为后果相抗衡，有如天平上的法码在与另一端的物体取得平衡。故立法者在设定压力的时候，应以压力强度正好与不符合行为标准的行为后果相抵消为尺度，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以此达到杜绝或控制犯罪的目的。对于谋杀行为，为什么绝大多数社会系统，都不约而同地把与它相对应的压力强度设定为死刑呢？这是因为死刑这种强度的压力正好能与谋杀行为的后果相抵消的事实显而易见，以致各社会系统的立法者很自然地选择了死刑这种压力来对付谋杀行为。但是在各社会系统的立法实践中，还并没有把“以压力强度正好与不符合行为标准的行为后果相抵消为尺度”作为规律来利用。不过，新加坡法律的制定者可能是最先注意到设定压力的这种尺度的法学大师。他们制定了维护公共场所卫生方面的法律，对在特定场所吸烟和乱扔烟头、乱扔果皮等不符合行为标准的行为，把压力设定为罚款1,000新元(折合人民币4,200元)、罚款5,000新元(折合人民币21,000元)、加重经济处罚、拘役三个隆⑴形????跟垃圾车)收三个月垃圾包等不同强度。这些看似过强的压力,其实是正好抵消无视公共场所卫生的行为所能带来的长期后果的。新加坡现以“花园之国”闻名于世，这与此类压力强度设定的适当有直接关系。①新加坡还顶住了西方国家对肉刑的天真的绝对化的非议, 毅然在法律中规定了鞭刑这种压力,收到了显著的社会效果。
凡法规则都规定着一定强度的压力, 没有规定压力的行为规则不是法规则。汉朝刘邦初入关中时向秦人宣布了与父老约法三章: "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寥寥十几字,由于规定着压力, 便成了著名的法规则。假如他仅规定“勿杀人”、“勿伤人”、“勿盗窃”的话，那就不是法规则而是空泛的说教了。同样，刑法对各种犯罪如果不规定压力──处以何种刑罚，而仅规定“不要杀人”、“不要贪污”、“不要受贿”等等，那也就蜕变成空泛的道义性说教了。道义性说教可以被看成是行为规则，但它绝不是法规则。
⒊施压者。即对不符合行为标准的行为人施加压力的个人和组织。
施压者包括个人和组织。原始社会中没有专门的施压组织，这时的施压者只能是部族首领这样的个人。到了后来，有了国家。国家是最主要的施压组织，当然它并不仅仅是施压组织，它还兼有立法和管理社会的职能。而且，国家一般都需要划分为范围更小的地方和行使不同权力的部门。于是便有了国家授与其权力的非专门施压组织和专门施压组织。各个地方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等都是非专门的施压组织；我国封建社会的廷尉、大理、大理寺、刑部、御史台、审刑院、宗正府、提刑按察司、肃政廉访司、都察院，当代的各级法院、各级检察院、各级公安机关、各个劳动改造机关等等，都是专门的施压组织。这些非专门的和专门的施压组织中的具体施压人当然又是个人。我国各级行政机关具有行政处罚权的那些官员、法院的法官、检察院的检察官、公安机关及劳改机关的警官，都属于作为个人的施压者。
在当代国际社会这个更大的社会系统中，联合国大会、安理会、国际法院、国际仲裁机构、联合国军、多国部队、各会员国、各会员国的军队和司法及仲裁机构，都是或都可能是国际法规则所规定的施压组织。具体的施压人则可能是联合国秘书长、国际法院的法官、国际仲裁机构的仲裁员、各会员国的首脑、各会员国的军队官兵、各会员国司法和仲裁机构的有权力人等等。
凡法规则都明示或暗示了施压者。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规定：
“债务应当清偿。……。有能力偿还拒不偿还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强制偿还。”< br>
这条规定明示了该法规则中的施压者是人民法院。
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二条至五十四条规定的约束税务人员的法规则，每条都有这样的文字：
《系统法学大纲(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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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标准虽然都是对那些要求人们必须做出的和不得做出的行为及相关条件所做的描述，但它决不是与其他行为没有关系。立法者在设定行为标准的时候，是对人的全部可能出现的行为做了通盘考虑的。仅把要求人们必须做出的和不得做出的行为挑出设定行为标准，也就等于同时宣布，除此之外的一切行为均由行为人自由地去做或不做。“法无禁止即自由”正是立法的艺术性达到了理想境界的写照。
凡法规则都包含着行为标准，无行为标准便无法规则。
⒉压力。是指对不符合行为标准的行为人所实行的人身惩罚和限制、财产的剥夺和减少。
压力都是人为的。由于违反某种客观规律而招致的人身和财产方面的损害，不属于这里所说的压力。如违反万有引力的规律从高崖上跳下所招致的生命丧失、违反农作物生长规律未付出必要的劳动和资财而招致的财产损失等，都不属于作为法规则要素的压力。
压力分为人身压力和财产压力两种。人身压力是对人身的惩罚和限制。一切死刑、肉刑都属于惩罚人身的压力；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逮捕、拘留、强制劳动、剥夺政治权利等，都属于限制人身的压力。财产压力是对财产的剥夺和减少。没收属于剥夺财产的压力；罚金、罚款、支付违约金、赔偿损失、支付迟延履行金、降薪等，都属于减少财产的压力。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那些非给付金钱的民事责任，如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修理、重作、更换、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最终均归结为减少财产的压力。因为义务人如果不履行或迟延履行是要承担迟延履行金? 模??缘笔粲诓撇?沽Α?br> 有些压力兼有人身压力和财产压力双重压力的性质。如削职为民、入穷藉、开除、辞退、降职、降级等，既有降低身份方面的限制人身的压力，同时也伴随着减少财产的压力。
压力与不符合行为标准的行为后果相抗衡，有如天平上的法码在与另一端的物体取得平衡。故立法者在设定压力的时候，应以压力强度正好与不符合行为标准的行为后果相抵消为尺度，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以此达到杜绝或控制犯罪的目的。对于谋杀行为，为什么绝大多数社会系统，都不约而同地把与它相对应的压力强度设定为死刑呢？这是因为死刑这种强度的压力正好能与谋杀行为的后果相抵消的事实显而易见，以致各社会系统的立法者很自然地选择了死刑这种压力来对付谋杀行为。但是在各社会系统的立法实践中，还并没有把“以压力强度正好与不符合行为标准的行为后果相抵消为尺度”作为规律来利用。不过，新加坡法律的制定者可能是最先注意到设定压力的这种尺度的法学大师。他们制定了维护公共场所卫生方面的法律，对在特定场所吸烟和乱扔烟头、乱扔果皮等不符合行为标准的行为，把压力设定为罚款1,000新元(折合人民币4,200元)、罚款5,000新元(折合人民币21,000元)、加重经济处罚、拘役三个隆⑴形????跟垃圾车)收三个月垃圾包等不同强度。这些看似过强的压力,其实是正好抵消无视公共场所卫生的行为所能带来的长期后果的。新加坡现以“花园之国”闻名于世，这与此类压力强度设定的适当有直接关系。①新加坡还顶住了西方国家对肉刑的天真的绝对化的非议, 毅然在法律中规定了鞭刑这种压力,收到了显著的社会效果。
凡法规则都规定着一定强度的压力, 没有规定压力的行为规则不是法规则。汉朝刘邦初入关中时向秦人宣布了与父老约法三章: "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寥寥十几字,由于规定着压力, 便成了著名的法规则。假如他仅规定“勿杀人”、“勿伤人”、“勿盗窃”的话，那就不是法规则而是空泛的说教了。同样，刑法对各种犯罪如果不规定压力──处以何种刑罚，而仅规定“不要杀人”、“不要贪污”、“不要受贿”等等，那也就蜕变成空泛的道义性说教了。道义性说教可以被看成是行为规则，但它绝不是法规则。
⒊施压者。即对不符合行为标准的行为人施加压力的个人和组织。
施压者包括个人和组织。原始社会中没有专门的施压组织，这时的施压者只能是部族首领这样的个人。到了后来，有了国家。国家是最主要的施压组织，当然它并不仅仅是施压组织，它还兼有立法和管理社会的职能。而且，国家一般都需要划分为范围更小的地方和行使不同权力的部门。于是便有了国家授与其权力的非专门施压组织和专门施压组织。各个地方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等都是非专门的施压组织；我国封建社会的廷尉、大理、大理寺、刑部、御史台、审刑院、宗正府、提刑按察司、肃政廉访司、都察院，当代的各级法院、各级检察院、各级公安机关、各个劳动改造机关等等，都是专门的施压组织。这些非专门的和专门的施压组织中的具体施压人当然又是个人。我国各级行政机关具有行政处罚权的那些官员、法院的法官、检察院的检察官、公安机关及劳改机关的警官，都属于作为个人的施压者。
在当代国际社会这个更大的社会系统中，联合国大会、安理会、国际法院、国际仲裁机构、联合国军、多国部队、各会员国、各会员国的军队和司法及仲裁机构，都是或都可能是国际法规则所规定的施压组织。具体的施压人则可能是联合国秘书长、国际法院的法官、国际仲裁机构的仲裁员、各会员国的首脑、各会员国的军队官兵、各会员国司法和仲裁机构的有权力人等等。
凡法规则都明示或暗示了施压者。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规定：
“债务应当清偿。……。有能力偿还拒不偿还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强制偿还。”< br>
这条规定明示了该法规则中的施压者是人民法院。
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二条至五十四条规定的约束税务人员的法规则，每条都有这样的文字：
《系统法学大纲(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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