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集团与立法之互动
闹事和贿赂官员）。(这种局面的出现已成为我国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推进政治改革的一个两难问题。
四、立法：维系社会整体公平
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利益的分化、利益群体的重新组合和发展壮大以及比较强大和完善的利益集团的出现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它对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秩序以及人民生活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我国正在进行的法治建设事业同样会受到影响，而且还可能是决定性的。重视它并规范、引导它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是我们亟待解决的课题。而对它的忽视或者掩盖带来的必然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和整个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因为如果默许乃至纵容“场外交易”的存在，将加剧政治腐败，腐蚀政权的健康运转。(但是，对于这一问题，我们不可能奢望短期内快速而彻底地解决，因为我们的改革事业正进入艰难的攻坚阶段，在接下来的时期内会产生那些变化、形成什么样的局面是不可预测的，我们要做的是重视研究、积极实践，在不断摸索中找到可行的办法。
就当前的立法而言，为了减轻那些既得利益群体的不正常压力，尽可能多地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持着整个社会的基本公平，需要做的努力是全方位的。本文在此简单提出几点，希望起到抛砖引玉之效果：
1、政府尽快转变角色，找准职能定位，从不正常的经济利益中抽身出来，超脱于自己所享有的不正常的垄断利益，从全社会的角度出发公平地考虑问题、制订政策和从事立法，通过政府立法限制强大的经济组织对广大普通人民的经济奴役和剥削。之所以要在有关立法的问题上首先强调政府，那是因为我们一贯形成的以行政权力为中心的权力架构在短时间内是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改观的。
2、加强全国人大及地方各级人大在立法中的作用，减少政府立法，防止政府立法中的部门垄断倾向，同时全国人大要加强对地方立法及政府立法的监督和检查，减少各种法律中的抵触现象。在立法过程中可以考虑采用新型的方式，弱化利益群体的影响。比如，近年来越来越被重视的专家立法，又比如前不久重庆市人大与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签约，委托后者代为起草《重庆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这些方式的实行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政府、部门立法中的部门保护倾向，有利于多方利益的协调，调动了各方参政、议政的积极性。
3、加强立法程序上的科学性、内容上的公正性。我们过去长期存在的暗箱操作、部门起草的立法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是产生“立法腐败”的温床，加强立法的透明度，扩大立法参与主体的范围才能尽量减少这种现象带来的弊端。目前已经为国内学者研究和重视的立法公众参与措施包括：全民公决、立法听证会、立法会议公开、立法公告、立法文档公开等。(但目前的关键问题不在于到底应该采取哪些新的制度，而在于要保证以前已经有的制度和以后每次确立的的新制度都能够得到严格的程序上的保证并切实得到贯彻。比如我们以前也一直在坚持对立法草案征求意见，但具体到征求那些人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最后采纳谁的意见、采纳多少都缺乏一个相对合理和固定的标准，结果很可能是该征求的未征求，不该采纳的都被采纳了。同样，对重要法律草案进行全民讨论在我国也一直存在，到目前为至，我们采取全民讨论方式决定法律草案共有10次：宪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行政诉讼法、集会游行示威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土地管理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合同法外加正在讨论修订的婚姻法。(r)但是，这一形式虽然一直在实行，法律上同样未对什么样的法律要全民讨论作出规定，几乎是凭感觉来，这显然容易造成立法过程中的随意性，而2000年刚刚制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同样未对这类问题作出任何进一步的规定。如果不能从制度和程序上保证众多普通公民对立法的参与和自己的利益愿望得到适当表达，则前面所提出的有益措施就不会有任何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
1、戈登-塔洛克（美）著《寻租—对寻租活动的经济学分析》，李政军译，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5月版。
2、何清涟著《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漓江出版社2001年1月版。
3、董晓阳著《俄罗斯利益集团》，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9月版。
4、何清涟著《现代化的陷阱——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
5、朱景文《关于立法的公众参与的几个问题》，选自《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6、邱宝华、李金刚《论立法公开制度及其完善》《浙江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 年第1期。
7、李强《当前中国社会的四个利益群体》，选自《社会学》2000年第9期。
8、 李景鹏《中国现阶段社会团体状况分析》，选自《唯实》1998年第8期。
9、 郭灿鹏《对利益矛盾与社会稳定关系的哲学思考》，选自《北京大学学报》95年第1期。
( 汝信主编《社会科学新辞典》第56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
( 戴维-米勒（英）、韦农-波柯丹诺（英）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第363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 戈登-塔洛克（美）著《寻租-对寻租活动的经济学分析》第48页，李政军译，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5月版。
( 苏联衰败的过程以及解体后的舆论界变化状况可以清楚地反映着这一点。参见董晓阳著《俄罗斯利益集团》第91页，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9月版。
( 戈登-塔洛克（美）著《寻租-对寻租活动的经济学分析》第48页，李政军译，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5月版。
( 前引书第44页。
(r) 同上。
( 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英）著《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第284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
( 叶传星《利益多元化与法治秩序》，选自《法律科学》1997年第4期。
( 何清涟著《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第34页，漓江出版社2001年1月版。
( 《特殊利益集团有存在的价值》，从互联网上所得。
(r) 戈登-塔洛克（美）著《寻 《利益集团与立法之互动(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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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立法：维系社会整体公平
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利益的分化、利益群体的重新组合和发展壮大以及比较强大和完善的利益集团的出现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它对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秩序以及人民生活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我国正在进行的法治建设事业同样会受到影响，而且还可能是决定性的。重视它并规范、引导它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是我们亟待解决的课题。而对它的忽视或者掩盖带来的必然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和整个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因为如果默许乃至纵容“场外交易”的存在，将加剧政治腐败，腐蚀政权的健康运转。(但是，对于这一问题，我们不可能奢望短期内快速而彻底地解决，因为我们的改革事业正进入艰难的攻坚阶段，在接下来的时期内会产生那些变化、形成什么样的局面是不可预测的，我们要做的是重视研究、积极实践，在不断摸索中找到可行的办法。
就当前的立法而言，为了减轻那些既得利益群体的不正常压力，尽可能多地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持着整个社会的基本公平，需要做的努力是全方位的。本文在此简单提出几点，希望起到抛砖引玉之效果：
1、政府尽快转变角色，找准职能定位，从不正常的经济利益中抽身出来，超脱于自己所享有的不正常的垄断利益，从全社会的角度出发公平地考虑问题、制订政策和从事立法，通过政府立法限制强大的经济组织对广大普通人民的经济奴役和剥削。之所以要在有关立法的问题上首先强调政府，那是因为我们一贯形成的以行政权力为中心的权力架构在短时间内是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改观的。
2、加强全国人大及地方各级人大在立法中的作用，减少政府立法，防止政府立法中的部门垄断倾向，同时全国人大要加强对地方立法及政府立法的监督和检查，减少各种法律中的抵触现象。在立法过程中可以考虑采用新型的方式，弱化利益群体的影响。比如，近年来越来越被重视的专家立法，又比如前不久重庆市人大与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签约，委托后者代为起草《重庆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这些方式的实行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政府、部门立法中的部门保护倾向，有利于多方利益的协调，调动了各方参政、议政的积极性。
3、加强立法程序上的科学性、内容上的公正性。我们过去长期存在的暗箱操作、部门起草的立法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是产生“立法腐败”的温床，加强立法的透明度，扩大立法参与主体的范围才能尽量减少这种现象带来的弊端。目前已经为国内学者研究和重视的立法公众参与措施包括：全民公决、立法听证会、立法会议公开、立法公告、立法文档公开等。(但目前的关键问题不在于到底应该采取哪些新的制度，而在于要保证以前已经有的制度和以后每次确立的的新制度都能够得到严格的程序上的保证并切实得到贯彻。比如我们以前也一直在坚持对立法草案征求意见，但具体到征求那些人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最后采纳谁的意见、采纳多少都缺乏一个相对合理和固定的标准，结果很可能是该征求的未征求，不该采纳的都被采纳了。同样，对重要法律草案进行全民讨论在我国也一直存在，到目前为至，我们采取全民讨论方式决定法律草案共有10次：宪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行政诉讼法、集会游行示威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土地管理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合同法外加正在讨论修订的婚姻法。(r)但是，这一形式虽然一直在实行，法律上同样未对什么样的法律要全民讨论作出规定，几乎是凭感觉来，这显然容易造成立法过程中的随意性，而2000年刚刚制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同样未对这类问题作出任何进一步的规定。如果不能从制度和程序上保证众多普通公民对立法的参与和自己的利益愿望得到适当表达，则前面所提出的有益措施就不会有任何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
1、戈登-塔洛克（美）著《寻租—对寻租活动的经济学分析》，李政军译，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5月版。
2、何清涟著《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漓江出版社2001年1月版。
3、董晓阳著《俄罗斯利益集团》，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9月版。
4、何清涟著《现代化的陷阱——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
5、朱景文《关于立法的公众参与的几个问题》，选自《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6、邱宝华、李金刚《论立法公开制度及其完善》《浙江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 年第1期。
7、李强《当前中国社会的四个利益群体》，选自《社会学》2000年第9期。
8、 李景鹏《中国现阶段社会团体状况分析》，选自《唯实》1998年第8期。
9、 郭灿鹏《对利益矛盾与社会稳定关系的哲学思考》，选自《北京大学学报》95年第1期。
( 汝信主编《社会科学新辞典》第56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
( 戴维-米勒（英）、韦农-波柯丹诺（英）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第363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 戈登-塔洛克（美）著《寻租-对寻租活动的经济学分析》第48页，李政军译，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5月版。
( 苏联衰败的过程以及解体后的舆论界变化状况可以清楚地反映着这一点。参见董晓阳著《俄罗斯利益集团》第91页，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9月版。
( 戈登-塔洛克（美）著《寻租-对寻租活动的经济学分析》第48页，李政军译，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5月版。
( 前引书第44页。
(r) 同上。
( 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英）著《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第284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
( 叶传星《利益多元化与法治秩序》，选自《法律科学》1997年第4期。
( 何清涟著《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第34页，漓江出版社2001年1月版。
( 《特殊利益集团有存在的价值》，从互联网上所得。
(r) 戈登-塔洛克（美）著《寻 《利益集团与立法之互动(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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