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地方文献考略

蒋陈锡、杜昌丁从云南省会昆明出发，取道滇西入藏，其所经道路格外艰辛。《藏行纪程》详细记述了他们西行的路线与程站：近花圃、碧鸡关、安宁州、老鸦关、禄丰县、广通县、楚雄府、镇南州、酱堋、云南堡、白崖、赵州、大理府、沙坪、剑川州、九河关、阿喜(即金沙江) 渡口、黄草坝、咱喇姑、土官村、十二阑干、大小中甸、汤碓、泥西、崩子栏(即b自立，属四川)、杵许、阿敦子、多目、盐井、澜沧江、梅李树、甲浪喇嘛台、必兔、多台、煞台、下坡、江木滚、札乙滚、热水塘、三巴拉、浪打、木科、宾达、烈达、察瓦冈、天通、崩达、雪坝(夹坝)、洛龙宗。

蒋陈锡、杜昌丁自康熙五十九年(1720) 十二月十六日起程就道，杜昌丁于次年(1721)七月十一日与蒋陈锡分手东归，循旧路返回。归途也是惊险非常，九死一生。十月初一日，杜昌丁返回昆明，即与蒋公使者陆相兼程70 日， 于十二月十三日回到江苏青浦故乡。《藏行纪程》记述了他们从云南到西藏的惊险历程，不仅时间、路线、程站、见闻翔实可据，而且保存了异域风光、生态气候、民族风情等珍贵史料。兹举六月二十三日他们经过阿敦子雪道过澜沧江索桥的惊险记述，可见一斑：

“桥阔六尺余，长五十余丈， 以牛皮缝馄饨(应作浑脱)数十只，竹索数十条，贯之浮水面，施板于上，行则水势荡激，掀播不宁。盖江在大雪山之阴．雨则水涨，晴则雪消，故江流奔注无息时。舟筏不能存，桥成即断。土人系竹索于两岸，以木为溜，穿皮条缚腰际，一溜而过，所谓悬渡也，俗名溜筒江。时畏竹索之险，故俟桥成，是日巳刻，水高桥二尺余，波浪冲击，蒋公几至倾覆，赖刘牧扶掖得免。余虽不致倾跌。而水已过膝，过片刻桥即冲断， 堕水三人，一以足指挂索得生，余则无从捞救矣。”

杜昌丁对云南往返西藏交通道路的实况描述，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他不仅为滇藏地理、交通研究提供了珍贵史料， 而且为西南边疆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

五、佚名《西藏志》

佚名乾隆《西藏志》，有乾隆年间的抄本，也有乾隆五十七年关中承宣使者和宁的刻本。此书分为四卷。卷一正文为全书主体，下列事迹、山川、寺庙、天时、物产、岁节、纪年、风俗、衣冠、饮食、婚嫁、夫妇、生育、丧葬、医药、占卜、礼仪、宴会、市肆、房舍、刑法、封爵、头目、兵制、边防、征调、赋役、朝贡、外番、碑文、唐碑、台站、粮台、附录。卷二程站，按西藏与内地的交通路线分段记述，也附记了通往印度、尼泊尔等南亚国家的一些路道。卷三收录清康熙时泾阳知县焦应旃所撰《藏程纪略》。卷四附录西藏志地名、寺名索引。

原本《西藏志》为无名氏撰。乾隆五十七年(1718) 关中承宣布政使者、驻藏大臣和宁首次刊行《序》中说：撰者“传为” 果亲王，今《西南稀见方志文献》著录本署名焦应旃撰。看来《西藏志》的作者究竟是谁，尚存疑义，需要在此作一辨证。

既然驻藏大臣和宁最早提出《西藏志》作者可能是果亲王，我们就需要明了他做此判断的依据如何。乾隆五十七年，和宁在刊行《西藏志·序》中称： “是书传为国朝果亲王所撰，戊申得自成都抄本，爰付剞劂，以公同志云尔。” 可见他并无确切根据， 只是照录传闻而已。不料这种说法竟起了误导后世的作用，后来黄沛翘的《西藏图考》、许光世、蔡晋成的《西藏新志》、日人山县初男的《西藏通览》等书均沿用和宁的说法。也有例外者，如马揭、盛绳的《卫藏图识》凡例、卷首鲁华祝《序》均称《西域记事》、《西藏志》为“无名氏” 之作。《卫藏图识》为乾隆五十七年的的作品，撰者和鲁华祝为久居藏地之员， 都无法判定作者是谁。此外， 马俊良于乾隆五十七年所辑《龙威秘书》，将《西藏志》全文采入，更名《西藏记》，也不著撰者，可见无法确定撰者身份。

再从果亲王的入藏及死亡时间看，其撰者身份更是疑窦重重。果亲王于雍正十二年(1734)奉命赴泰宁，送达赖喇嘛还藏，十三年(1735) 回京， 乾隆三年(1738)去世。翻开《西藏志》的记事下限看，该书已经记述到乾隆六年(1741)班禅喇嘛坐床事，撰者连自己身后三年的事也记述了，这是可能的吗?

这次《西南稀见方志文献》选载《西藏志》，署名焦应旃撰，缘于原书附载焦应旃所著《藏程纪略》。焦应旃何许人也?康熙五十年(17II)前后，焦应旃原本泾阳知县。康熙五十四年(1715)，他奉命从军，为平定准噶尔叛乱的清军转运粮储。此后四年， 他又转而增援抚远大将军允褪定藏战事， “奉调押运” 粮秣。他辗转藏北高原，抵达拉萨， 又取道川藏驿路回署，历尽艰险，九死一生。他57岁(康熙六十年) 时， “援笔以纪其略” (《藏程纪略》)。查《西藏志》记有乾隆元年(1736)章嘉呼图克图自藏入都、六年(1741)班禅坐床事，此时焦应旃已经是80老翁。当然可以设想，他虽然无力再履藏地，广征史料，撰写实录，但也可能利用他人提供的材料完成《西藏志》。但这仅仅是一种推想，要断定《西藏志》是他所撰，笔者认为还应当有更多的确凿材料(参阅《西藏志·卫藏通志》卷首，吴丰培《前言》，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六、佚名《卫藏通志》

佚名《卫藏通志》初无刻本，稿本不著撰者。袁昶辑人《渐西村舍丛书》，也未说明撰者是谁。仅在《后序》中说： “按此书系清户部主事桂林龙松岑先生继栋校刻，伊未署名，详见先公集中。”《附记》并云：“原本未著姓名，疑即为和琳所辑云。” 所以作此推测，主要是因为《卫藏通志》“方略门” 中收录了多份和琳奏疏。

佚名《卫藏通志》共计十六卷：卷一考证(以下悉仍旧编)，卷二疆域，卷三山川，卷四程站，卷五喇嘛，卷六寺庙，卷七番目，卷八兵制，卷九镇抚，卷十钱法，卷十一贸易，卷十二条例，卷十三纪略(原一卷，今分为上、中、下三卷)，卷十四抚恤(原未列入门类，今新编入，分为上、下二卷)，卷十五部落，卷十六经典。

有关佚名《卫藏通志》的作者，既然前人已初步指认为和琳，笔者愿就和琳是否是《卫藏通志》的作者的问题做一点考索。

和琳为乾隆时期权臣和坤的胞弟，史称他在和坤当权时， “藉势邀功”，从笔帖式“累迁” 至湖广道御史，又从吏部给事中“超擢”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寻授” 兵部侍郎、正蓝旗汉军副都统。乾隆五十六年(1791)， 因廓尔咯(尼泊尔)侵扰后藏，清廷谕令将军福康安带领各路劲兵，由青海前赴西藏征剿。次年二月，清廷谕令和琳驰赴西藏，办理“一切藏务” 。不久，擢升工部尚书。乾隆五十九年(1794)，和琳由驻藏大臣升任四川总督，其在西藏任职的时间确有三年之久。《卫藏通志》所收录的和琳奏稿，即是这一时期上报给清廷的。若仅凭这些奏稿就认定《卫藏通志》是和琳的作品，未免牵强附会。再者，和琳平生并无著述，文章之事，恐非所长。

否定和琳是《卫藏通志》的作者，还有一个重要依据，是发现了与《卫藏通志》内容雷同的《西陲纪事初稿》。据当代学者吴丰培《<卫藏通志>著者考》揭示：

“兹见一书，名为《西陲纪事初稿》，不分卷，署名长白松筠， 为咸、同时抄本，字体甚工。核其内容，于《卫藏通志》除序次不同、略有重复外，其文义则一字未易也。乃复就《卫藏通志》中细读一遍，当为松筠所撰无疑。”

松筠，字湘浦，玛拉特氏，蒙古正黄旗人。以翻译生员，任理藩院笔帖式，充军机章京，历任蒙古、西藏、新疆等地办事大臣、将军，多有建树。乾隆五十九年(1794) 授工部尚书兼都统，充驻藏大臣，史称他“抚番多惠政”。因“和丑扣用事，松筠不为屈，遂久留边地，在藏凡五年。嘉庆四年春召为户部尚书。. . 五年充伊犁领队大臣，七年擢伊犁将军” 。松筠是一位精于考察异域情形和擅长处理错综复杂边疆事务、又喜欢结纳文人学士的官员，他任职西藏期间，著有《西藏巡边记》、《西照纪行诗》、《丁巳秋阅吟》、《西招图略》。任职新疆时，撰写了《新疆识略》十三卷、《西陲总统事略》十二卷，这是他可能撰写《卫藏通志》的重要条件。

除此之外，《卫藏通志》书中还有一些重要佐证：1． 卷四程站门有驻藏大臣、工部尚书、都统松筠《巡边记》，为乾隆六十年夏四月之事，与和琳无涉；2．卷六寺庙门下永安寺，是乾隆六十年御赐之名，也无关和琳的事；3． 《卫藏通志》卷九镇抚门后附驻藏大臣衔名表，并不是编排到和琳任职为止，而是编排到松筠任职为止；4、卷十四镇抚门收录奏议，大多为乾隆六十年二月以后松筠及帮办大臣和宁会衔奏议。和琳在乾隆五十九年交卸驻藏大臣、改任四川总督以后，断无再与闻藏事之理。因此基本上可以确定，《卫藏通志》为松筠所撰或松筠组织他的幕僚们撰写。

七、黄沛翘《西藏图考>

黄沛翘，字寿菩湖南长沙善化县人氏；有经世之才，留心时务。同乡学者黄锡焘在此书序中称他“早岁从戎，官蜀最久”。光绪初年，黄沛翘官至道员，是四川总督丁宝桢处理西藏问题的智囊人物，著有《西藏图考》。这部图考连卷首在内，共计九卷：

1．卷之首序言(固始丁士彬、善化黄锡焘、长洲顾复初三序)、例言、宸章；
2． 卷之一西藏全图(小引说)、沿边图说、西招原图说、乍丫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