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地方文献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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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卷之二西藏源流考、续审隘篇、内地程站附考；
4． 卷之三西藏程站考(诗附)；
5． 卷之四诸路程站附考；
6． 卷之五城池、津梁、关隘、塘铺、山川、公署、寺庙、古迹、土产汇考、名山大川详考：
7． 卷之六藏事续考；
8． 卷之七艺文考(上)、附奏议；
9． 卷之八艺文考(下)、外夷附考、附喀木西南解说辨异。

对黄沛翘《西藏图考》的价值，结合时人较为允当的评论，笔者认为有两大特点：

笔者细读《西藏图考》，发现此书第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将古今有关西藏的地形地貌、山川河道、交通道路加以融会贯通，择善而从，形成了系统完善的藏区地理志。当时，黄沛翘的同乡学者黄锡焘已称其书“旁搜博采”，“于古今沿革、山川险易、道里远近，条分缕析， 了如指掌。若有事于西藏，此为(指) 南针” 。

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他吸取了诸多西藏地图的优点，博采众说，又通过自己的调查研究，绘制出前所未有的西藏全图。顾复初认为： “寿菩观察久绾军事， 留心边务，乃博采众说，规方计里，绘为诸图；又搜罗艺文、土风谣俗，莫不毕成。”

此书一问世，即成为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维护我国领土主权的重要参考文献。

19世纪下半叶，英国以其殖民地印度为侵略基地，吞并了哲孟雄(锡金)，进而侵扰布鲁克巴(不丹)、廓尔喀(尼泊尔)，试图开通南亚诸国与中国西藏、四川等省的贸易通道。光绪九年(1883)春，廓尔喀(尼泊尔)所属巴勒布商人在西藏被掳，廓尔喀与中国西藏边界出现紧张局势。负责兼理西藏事务的四川总督丁宝桢，为防范英国侵藏图谋，奏准清廷后， 派遣丁士彬驰赴西藏勘办。丁士彬于光绪十年(1884) 四月衔命出关，闰五月抵达川藏交界。此时他得知廓尔喀已与西藏地方当局和解，藏使也已经入告清廷。丁士彬退驻巴塘，不久奉命返回成都。这次受命前后，丁士彬深切感到，西藏“关系中外利害，数倍于昔。而考其山川险要，与其道路出入，关隘分歧，尤今日之急务”。于是他“访求各种兴图及诸家记载，携之行箧。凡至一地不惮咨诹。稽其异同，察其风气，欲他时纂集成书，为筹边之一助” ”。恰值同官黄沛翘将所撰《西藏图考》出示，并向他求教。他细读之后，发现自己“凡昔所裒辑者， 君皆已有之，且加详焉；即有余于君之外者，类皆郢书燕说，不足为轻重” 。可见当时处理西藏事务的官员对此书已有很高的评价。今天看来，除因地图等受到测绘手段的限制，未能精确、详尽以外，其文字记述部分，仍有不可低估的历史文献价值。

八、陈观浔《西藏志》

陈观浔，字酉生， 四川成都人，清光绪十一年(1885)拔贡。熟捻史、地文献， 工于书法，有《敏求斋遗书》等著作传世。1920年前后，得到四川军政首脑人物熊克武、杨庶堪、杨森、刘湘、邓锡侯、刘文辉、赖心辉等人支持，酝酿编修《四川通志》。民国十四年(1925)，四川军务督理杨森在成都设立四川通志局，正式编修《四川通志》。富顺县前清进士宋育仁被聘为总裁，宋延聘陈观浔襄与编修事。其中，陈观浔所编修的《西藏志》已完成初稿，而《四川艺文志提要》尚未完稿，陈观浔即因病逝世。

陈观浔逝世后，《西藏志》辗转存放， 已成残稿。陈氏后人过录的抄本不分卷，依次划为31个部分，包括的要目有：《总论》、《卫藏疆域考》(附表)、《卫藏山川考》、《西藏名山考》、《支山名义考》(附表)、《西藏大川考》、《支水名义考》(附表)、《西藏湖池考》、《西藏海子考》、《西藏津梁考》(附表)、《西藏城廓考》、《西藏都邑考》、《西康定郡考》(附表)、《西藏寺庙考》(附表)、《西藏寺院内部及礼拜考》、《西藏道路交通考》(附表)、《西藏关隘考》、《亚东关通商》、《西藏塘铺考》(附表)、《西藏种族及其沿革》(附表)、《西藏官制》、《西藏兵制》、《西藏人御敌之方法》、《汉兵行军康藏应有之准备》、《西藏礼俗》、《西藏货币》、《西藏贸易》、《西藏度、量、衡》、《西藏矿产》、《西藏土宜考》(附表)等。陈观浔稿本虽然幸存下来，却一直没有出版机会。

1985年，为适应各地编修新方志的需要，也为着学术研究的的需要，巴蜀书社委托四川省地方志协会理事、旧志整理委员会委员、四川省图书馆古籍部地方文献专家何金文先生将本书整理、点校出版，终于使这部幸存半个多世纪的稿本得以问世“ 。笔者所见到的陈观浔《西藏志》，就是巴蜀书社1986年出版的何金文整理、点校本。

从上列要目即可看出，陈观浔编修的《西藏志》，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西藏地方文献大全。这部方志几乎包罗了有关西藏历史、地理、民族、宗教、文化、习俗、城市、交通、商贸、货币、物产、政治、军事等许多重大专题，与方志编修的要旨“志贵周详” 契合。因此，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西藏区域志，在西藏方志历史中应有他的地位。

陈观浔既有深厚的旧学功底，又舍得下苦功夫，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几乎搜罗了此前各种有关西藏的记述，包括正史、野史、纪事、纪游，以及其他丛书、方志、总志中涉及到的西藏文献资料，然后按照预定编撰纲目，进行了大量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考订制作工作，终于完成了这部气势恢弘的《西藏志》。

“惟后藏极西边界，有噶尔达地方卡隘二处：一名‘萨迦岭’，一名‘春堆’。此二处均与廓尔喀(尼泊尔) 相通。又定结地方卡隘一处，名‘擢拉山’。此处与廓尔喀、哲孟雄(锡金)相通。又帕克里地方卡隘三处：一名‘哲孟山’，与布鲁克巴(不丹)相通；一名‘哈尔山’，与布鲁克巴小路相通；一名‘宗木山’，与宗木相通。以上六处，均通江孜前后藏大道，为总汇要隘。恐有外人侵占情事，如廓尔喀侵占哲孟雄、作木朗二处情形， 故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 九月，上谕立定地界．设立鄂博。”

陈观浔长于文献考证，《西藏志》充分体现了他的治学特点。他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科学态度出发，每记一事，总是追根溯源、考订翔实，又用深入浅出、言简意赅的方式表述出来，让读者清晰、明了。仅取《西藏种族及其沿革》一段为例：“凡考种族，当考其源流，其种族乃能确定；未有不悉其源，而能区别其流者也。

“西藏古为西南徼外，诸羌戎地。其先为伯夷甫，黄帝之裔也。舜窜三苗于三危。三危者， 为喀木、为危、为藏。喀木亦日‘康’， 即今打箭炉、里塘、巴塘、察木多之地。危亦日‘卫’，即布达拉，亦名拉萨诏，今称‘前藏’。藏即‘扎什伦布’，本拉藏汗所治，今称‘后藏’。《禹贡》： ‘西戎即叙，即松、茂、威、保，及卫藏诸羌是也。’ 秦时有羌无弋爰剑者，初为秦虏，后得亡归。至其曾孙忍，秦兵临渭首，灭狄源戎。忍之季父功，畏秦威，将其种人附落南出赐支河西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也’。其后子孙支分，各自为种，凡百五十种，发羌、唐旄等名号，不可殚记。至吐蕃始祖，本发羌属，居析支水西，以突发为国号，语讹谓之‘吐蕃’。”

阅读如此精粹翔实的考据，就足以证实陈观浔《西藏志》的深厚根基了。在中国快速走向现代化的21世纪的今天，这部富有学术价值的《西藏志》一定会发挥更重要的历史借鉴作用。

（张莉红，成都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出处〕 中华文化论坛 2005第3期

《西藏地方文献考略(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