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地方文献考略

摘 要 有关西藏的地方文献不多，本文择其要者加以考释，主要探讨文献形成背景、作者简况、版本源流、文献价值， 并对某些文献的讹误做了必要的订正。

关键词 西藏；地方文献；考略

中图分类号 K204．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2005)03—0131—07

唐代以来有关西藏地方状况的纪事、纪程、通志等汉语地方文献，数量不多。现存西藏地方文献，估计有30种左右，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刘元鼎所作《使吐蕃经见纪略》。元、明两代虽设立宣政院统辖吐蕃全境僧俗事务，政令、专使、边臣往来不断，但专门记载地方见闻的文献极少流传。从清初开始， 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更为密切，达赖、班禅喇嘛以及各呼图克图多次接受清朝皇帝封号，西藏僧俗行政要务直属中央。此后，朝贡关系的密切、驻藏官员的任免、军旅人士的往返、商贸流通的增加，使人员往来日趋频繁，纪事、纪程之作渐多，也开始有综合性的通志类地方文献问世。焦应旃所撰《藏程纪略》、吴廷伟《定藏纪程》、杜昌丁《藏行纪程》、佚名《西藏志》、松筠《卫藏通志》、黄沛翘《西藏图考》、陈观浔《西藏志》，就是其中比较著名者。虽然这些地方文献对藏学研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在传抄、流传过程中也偶尔出现作者歧误、内容归属不当、文字错讹、年代不清等问题，应当进行必要的考索、辨析。

根据前辈学者对上述问题已有的认识，结合有关西藏的历史文献和研究成果， 爰就平素读史所得，笔者对以上所列西藏地方文献的作者概况、成书背景、卷目内容和文献价值做一些初步的订正、梳理工作。一孔之见，未必精当，乞请方家教正。

一、刘元鼎《使吐蕃经见纪略》

刘元鼎，唐大理寺卿。穆宗长庆元年(821)，吐蕃得知回鹘与唐和亲，乃遣使者尚绮力佗思来朝，要求会盟。唐王朝下诏许之。穆宗以大理寺卿刘元鼎为会盟使，右司郎中刘师老为副使，主持会盟仪式；诏令宰相与尚书右仆射韩皋、御使中丞牛僧儒、吏部尚书李绛、兵部尚书萧倪、户部尚书杨於陵、礼部尚书韦绶、太常卿赵宗儒、司农卿裴武、京兆尹柳公绰、右金吾将军郭镟同吐蕃礼部尚书、会盟使者论纳罗在京师西郊正式会盟，唐王朝批准了赞普拟订的盟约。穆宗长庆二年(822)，吐蕃赞普再遣使者赵国章来长安，唐王朝决定派遣刘元鼎前往藏地。元鼎瑜成纪、武川，抵河广武梁，经龙支城，过石堡城，越赤岭，到达位于麋谷的赞普行在，会见赞普，并代表唐朝中央参加了有赞普主盟的会盟仪式.

刘元鼎这篇纪略，将他奉旨离京，前往吐蕃会盟，沿途所见所闻，与赞普及吐蕃大臣会盟的情况，做了翔实记述。例如，他描述河广武梁所见： “兰州地皆粳稻、桃李，榆柳岑蔚，户皆唐人。见使者麾盖夹观，至龙支城，耋老千人拜且泣，问天子安否?言顷从军没于此。” 这段记载对于研究唐代西北人口、垦殖、农作物情况，其史料价值自不待言。归途中所见西北山川，他也做了贴切记载：“元鼎腧湟水至龙泉谷西北，望杀俺川，哥舒翰故壁多在，湟水至潆谷，抵龙泉与河合，河之上流，繇洪济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狭，春可涉。秋夏乃胜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 曰紫山，直大羊同国，古所渭昆仑者也。夷日闷摩黎山。东场距长安五千里，河源其间，流澄缓下，稍合众流，色赤，行益远，它水并注则浊，故世举谓西戎地日河湟。” 这段史料对于研究唐代黄河上游地理状况，也有很高的价值。

二、焦应旃《藏程纪略》

焦应旃，清康熙五十年前后泾阳知县。康熙五十四年(1715)，他奉命从军，为平定准噶尔叛乱的清军转运粮储，此次西征有4年之久。在此前后， 由于叛乱势力受挫， “潜行狡计，掠及藏地”，旋借达赖喇嘛病故，乘机拥立伪达赖喇嘛，向藏区窜扰。康熙帝特命抚远大将军、十四子允褪统领六师进剿，从西宁木鲁乌苏。同年又命平逆将军延信率师人藏，一方面遏止准噶尔西进之势，另一方面护送达仓赖喇嘛入藏，以收全胜之功。焦应旃“偕同事诸公奉调押运(军需)”，从康熙五十九年四月到康熙六十年五月的整整一年时间，经青藏高原入藏，抵达拉萨，又从康藏高原出藏， 由四川返回任所” 。焦应旃将这段“不必至而竟至之” 的“遐荒绝塞”， “不必见而竟见之” 的“荒诞险远” 生平意外经历记载下来，名之日《藏程纪略》。这篇纪略以写实见长，文笔生动细腻，引人入胜，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下面转述纪略有关北路经历的段落：

“庚子(康熙五十九年) 四月由西宁出关，走阿什汉水、日月山、哈什哈水、柴鸡口、工噶脑儿，以及夺洛、达巴等处”。这段途程昼夜温差极大， “赤日之下，雪雹时加，伏暑之中，严霜夜袭，天时地气之不同，盖与中原迥绝”。

经过两月余的艰苦跋涉，方至索力奔，然后过黄河，抵达星宿海：作者描述所见星宿海： “水面平阔无际，波澜不惊，上下无光，一波万顷。海中石山一座，相传山底有七孔，水从孔中进出，生平读山海经，览舆图记，渭‘河源’ 经出于此。” 由此前往亚喇塔夷、拜彦哈拉， “药草伤身. . 瘴疠弥毒，人畜中之，不一二日辄死，尸填道路，莫可胜计”。10天之内，焦应旃随行仆从已死去8人。七月二十一日，到达木鲁乌苏(即通天河，金沙江源头)，在此与大军会合后，焦应旃仍奉命“押送牛羊，随大兵后以济军糈”。八月十一日起程，辗转藏北高原，抵达拉萨。

不久，焦应旃取道川藏驿路回署，历尽艰险、饱受冻馁， 九死一生，他回忆自己这段军旅生涯，感慨万千：“计余自丙申二月从军，至辛丑五月回署，六载于外，虽王事靡盛，劳瘁弗辞， 而以衰弱微驱，频年奔走，旦夕无休，宿露披霜，含饥忍冻，崎岖历尽，皮骨仅存，所幸以生还无恙者， 皆上苍默佑所致也。” 他57岁时(康熙六十年)， “援笔以纪其略”，就是这篇《藏程纪略》。《藏程纪略》初见于和宁所刻的《西藏志》，后来又收入《卫藏通志》，是清王朝赴藏官员记述藏区经历最早的作品。焦应旃《藏程纪略》记述了自己在青海、西藏服务于军旅的艰难经历。因系亲身经历，足迹又遍及北路和东路驿道，其所记述藏区基本情况真实可信。

三、吴廷伟《定藏纪程》

吴廷伟，字端人，安徽隆阜县人。吴廷伟全州知府任满时，正当康熙帝晚年定藏之役发生，选拔能员随军办事，吴以知府职分随军督粮。一说认为，吴廷伟任全州知府时，都察院都御史张大有家人犯法，廷伟不予包庇，按律治罪， 张嫉恨之。藏事发生时，张大有遂乘机报复，推举吴廷伟随军前往绝域。

入藏之初，其随从人员14人，出藏归家，仅存3人。运粮1石，须运费20余两，而官费往往不足支付，督运1年，他个人赔累万金；又因路途异常艰苦，归来时腰背佝偻如弓，年余始愈。后升任甘肃道员，乾隆三年(1738)告归。吴廷伟回顾这段非同寻常的经历时，感慨万千：

“以上从西宁卫到藏往返通共计程一万三千二百三十三里。自康熙五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起程，六十年五月二十日事竣，计一年有余，其间忍饥受寒、劳瘁之状，笔难尽述。惟将风土奇异、山川险阻，及所产物件，略记大概，以备查考云尔。”

吴廷伟《定藏纪程》记事之周详细腻， 以木鲁乌苏附近的一段记述为例：

“共计六十五里至以可八罕兔儿哈兔果儿，顺河边走，过三道小河岔。又过两次兔儿哈兔河，水南流，好过。此河六七股水，不深。此一站路宽平，好走，从此无薪， 皆炊畜粪。计程五十里至兔儿哈兔河边库库赛，沿河顺山边走，过二道小河，路窄高低不等，好走，草甚好。计程六十里至兔儿哈兔河边鄂儿吉兔托灰，沿兔儿哈兔河顺山边走，过二道小河，此一站先走数里窄路，后俱宽平好走，草甚好。一带出野骡子，生相与家骡一般，毛片都是栗色，脖子、肚下俱有白毛，再无别样毛片者。” ’

值得注意的是，吴廷伟《定藏纪程》对当时布达拉宫的描述，揭开了这座壮丽辉煌的历史建筑的神秘面纱，让人们从作者的笔下看到了这座宫殿的真实情况：

“藏西里许，有一座山， 山上盖坐北向南大庙，乃达赖喇嘛所住。南边山下，圈山有城三门，东西南各一门，二三里，宽大，上山之路用石铺好，一丈宽，有栏马墙， 向东上去，山后有两条路，与前边路一般。此山上房子甚多，有千门万户，至顶九层，连接套盖， 由梯而上，路径逼人。墙地皆系石灰粉成，一片雪白，第八层楼锡瓦殿，第九层楼金瓦殿，西边有一金瓦殿， 内有金塔一座， 四丈余高，镶嵌多是珊瑚宝石之类。南北有银塔各四座，丈许高，佛像与中华喇嘛寺内一般，也有铜胎，有泥像，殿内柱子有花氆氇包裹，栅幔用花蟒缎结吊，窗格子雕刻甚精，画像巧细，不能尽述。”

对布达拉宫如此逼真细致的描述，在此之前，实不多见，其史料价值自不待言。

四、杜昌丁《藏行纪程》

杜昌丁，清代江苏松江府青浦县士人，为云贵总督蒋陈锡幕宾。康熙五十九年(1720) 庚子十二月，蒋陈锡因清廷谕令陕西、四川、云南三省会剿西藏时，贻误粮运，奉命进藏效力赎罪。当时，藏程险阻，生死难卜，被人们视为畏出境途，从者闻风散去。杜昌丁与蒋陈锡交谊笃厚，有知己之恩，不忍相负，“独以倚间之望，不能久稽，请以一载为期，送公出塞”。送蒋至雪岭才返归故里。往返途程，将近一年。杜昌丁回乡以后，遂将这段“万死一生” 的往事按日记述，康熙六十一年(1722)完成了这篇《藏行纪程》。进藏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