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周刊专题：基金涅槃
商务周刊专题
1： 基金业6年迂回主题
记者 钟加勇
2003年被称为“基金年”。这一年注定要写入基金业的历史：基金总规模达到了1616亿份，超过A股流通市值的12%，开始显示出主导整个证券市场的态势；基金无论是在数量、规模，还是在品种创新、业绩表现上，都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尤其基金市场结构的变化、基金在投资理念上脱胎换骨式的改变，以及《证券投资基金法》的颁布，也注定使2003年成为中国基金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里程碑式的一年。
但更重要的是，从2000年的“基金黑幕”，到2003年众基金公司作为15万中小投资者的代表，联合起来叫板招商银行100亿元可转债发行计划，曾经黑幕重重的基金公司，转变为中国股市里最代表流通股股东利益的有建设性的机构投资者。
“基金行业从一开始不被市场理解，到现在逐步被市场理解；从原来刚起步，到现在逐步规范。相对于信托、证券，包括银行，基金行业6年发展到这样的地步是非常不容易的。”被称为“基金第一人”的华安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韩方河这样感慨基金6年来走过的路。
第一阶段：从1998年5家第一批试点的基金管理公司成立，到2000年6月。基金成立之初，在“庄股”风靡于市的年代，市场由于不愿为基金“抬轿”而使基金所投资的股票备受市场冷落。
第二阶段：从2000年6月到2003年6月份。随着基金实力的壮大，基金也开始奉行“庄股”模式，但其重仓持有的股票，多是一些人造大牛股。这些股票的特点就是多次除权，在市场形成所谓的高价绩优股，典型的如东方电子、银广夏、环保股份、南通机床等，经反复运作后，股价高企，表面上看业绩很好，事后却证明其业绩是子虚乌有。更为严重的是，社会上还广泛流传着基金存在为其他机构锁仓接仓的行为，更使基金一时名誉扫地。这一阶段，在遭受普遍质疑后，基金自己反省，监管部门也针对一些问题在加强监管，市场开始逐步认识到基金。
第三阶段：从2003年6月至今。韩方河认为，各基金——尤其是开放式基金——通过价值投资理念，选择符合国民经济发展方向的股票，对市场起到了正面的引导。基金所奉行的价值投资理念，使基金真正实现了一种历史性的跨越。雄厚的研发能力和丰富的信息资源，使基金专业理财的优势得到集中展现。其从行业入手、精选个股的新选股思路，表现出理性机构投资者内在的特质，基金作为机构投资者所具有的专业理财能力，也第一次得到人们的尊重。
防火防盗防基金
1997年11月14日，中国证券委发布《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这是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的第一个法规。翌年，华夏、南方、华安等5家第一批试点的基金管理公司成立，这是中国基金业的一个真正起点。
“应该说这个起点比较高，”当时参与法规起草并受命创立华安基金管理公司的韩方河回忆说，中国认真借鉴了美国等基金业发达国家的经验，比如，当时任何基金的成立，都必须要有两个委员会，第一是投资决策委员会，第二是风险控制委员会。基金经营的资产必须要托管，托管银行必须监督基金公司对资产的使用。这都是按照国际通行的被认为对风险控制行之有效的框架进行的。
但龙种变跳蚤的故事在中国并不罕见。虽然起点高，但刚起步的中国基金业并没有形成价值投资的理念，而且基金人员大都出身证券公司，深受中国股市这个大赌场的影响，基金与券商之间的“暧昧”关系，也为以后的“基金黑幕”埋下了伏笔。
基金业内人士认为，其实基金当初的投资很多是以基本面为主的，和当时流行的坐庄手法明显不同，但充满凶猛野兽的市场并没有把这几只“食草”的恐龙当回事。一个典型的事实是，基金购买的股票其他资金都不再碰，以防给基金“抬轿”。结果基金进哪只股票，哪只股票的走势就开始变弱。而当时的上市公司都希望自己的股票表现强劲，因此，对基金格外不友好，市场中甚至提出上市公司要“防火防盗防基金”的口号。
这样的事实在韩方河那里也得到了证实：“当时去访问上市公司，他们都不接待基金，而要是证券公司去则马上接待。”
市场不接受，投资业绩又不好，这对新生的基金业造成相当打击。而此时的监管层，又希望培养基金这样的机构投资者来稳定大盘。毕竟在庄股横行、靠资金操纵股价掠夺散户资产的时代，基金是一个能集合散户力量来和其他机构投资者抗衡的力量。于是，基金得到了上层的扶持，主要是新股配售权，规定上市的新股中有一定的比例（20%）为基金预留，靠着这样的“补品”，基金的投资总算小有斩获，5只20亿规模的基金总资产达到107亿元。
但高层对基金的呵护引来了券商的妒忌。“和证券公司不同，基金管理公司和监管部门更像父子关系而非猫鼠关系。”一位基金管理公司老总这样认为。而一位当年基金业监管人士也坦诚表示，为了改善投资者的结构，他们几乎是在“把几只小猫搞成狮子”。
走过黑幕
“原来的基金基本上是证券公司自营和资产管理业务的专业化，和真正的基金看起来形似，其实神不似。”这是华夏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助理张后奇对当时基金的理解。
张后奇坚持认为，过去基金的投资理念也是理性的，但市场不理性，而当时基金在市场上占流通市值还很小，“对市场还没有影响力”。对于基金在跟券商进行的机构博弈中是否屈从了券商坐庄的模式，张后奇和韩方河都回避了这一说，但他们强调，基金的大方向是对的，只是具体到每一件事的时候，由于没有经验，或者法规不够完善，才出现一些“在操作上不规范或不明确的地方”。
然而，小毛病终于捅出了大篓子。2000年6月，监管机构认为基金在操作方面出现问题，让各基金公司开始自查。继而，这一年10月，《财经》杂志刊登《基金黑幕》，认为基金存在“自身对倒、双向倒仓”、和其他机构“共同建仓、高位买入股票”等行为。
尽管10家基金公司联名指责报道失实，但2001年3月，中国证监会一改呵护的态度，发布公告指出8家基金管理公司存在的问题，并点名了市场中风头强劲的博时基金公司。据说在被公告的8家基金管理公司中，绝大多数是同一家公司同一天在不同价位对同一股票的有买有卖操作，只有博时在同一股票同一价位存在反向操作。证监会在公告中指明，博时“在股票买卖中采用的异常操作手法与法律、法规所禁止的交易手段极为类似”。
自从证监会要求基金业这次彻底的自查之后，很多公司对基金的投资运作进行实时监控，内定的交易规范变得空前严格，按一些基金经理的说法，严得令海外都不敢相比——同一家基金管理公司，只要一只基金对某股票进行了买卖操作，旗下其他基金就不能再进行任何反向操作。“这几乎是矫枉过正！”一些基金经理表示。
这场风波之后，一年的时间里既没有新基金的发行，也没有新的基金管理公司成立。基金公司进入反省阶段，一个质的变化在慢慢酝酿。
开放式让基金进入买方市场
人们今天普遍认为，2001年下半年开放式基金的推出，对整个基金业来说是革命性的。它把基金管理公司真正推上了市场：开放式基金如果管理不好，投资者就要赎回。如果都赎回了，基金管理公司就会面临倒闭。
在此之前，封闭式基金就跟过去上市公司一样，它可以不管市场，随便你股价跌到多少，跟它没直接关系。在长达十几年的封闭期中，封闭式基金数
因此，“开放式基金的推出对整个基金业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否则基金业也不会发展得这么快。”韩方河介绍说，台湾从封闭式基金到开放式基金要花十几年，而中国才用了两年多。
韩方河回忆起两年多前他推出的国内第一只开放式基金时依然感慨：“非常不容易。”当初的《招募说明书》等文件的修改不计其数，“就是基金赎回费要不要补偿基金资产、补偿多少这样一个问题，大家都争论很久，反复推敲。”
让韩方河感到压力更大的是，“当时推出还有市场认可不认可的问题，基金公司能否承受的问题”。开放式基金对业内外其实都是陌生的、未知的，当时基金管理公司都不知道推出的产品能够卖出多少，尤其担忧销售过热引发混乱。于是每家都准备了四五套发行方案，如发号预约、先到先得、摇号中签等，而随着后面基金出乎意料的发行遇冷，基金业终于开始明白要迎合市场的需要设计产品，头一次从投资人而不是自身的角度出发开展自己的工作。
此后，中国基金业开始走入开放式年代，营销和服务被越来越看重。“其实就是让基金公司推销自己的理念、文化、价值，让投资者相信你才把钱交给你。”华夏基金管理公司的张后奇慨叹，开放式基金不仅让员工数量扩张一倍有余，更是将公司的业务架构全面改变，由单一的投资为中心变为了投资、市场两个轮子一起转。
现在，无论是在营销渠道的建立上、费率的设计上，还是在服务的提供和与投资者的交流上，基金管理公司都有许多新的举措。一些公司不惜花费巨资开通了网上交易系统；为增强宣传效果，很多基金都将多次分红作为一种营销手段加以使用，2003年，共有两只开放式基金选择了3次分红，6只开放式基金选择了两次分红。为吸引更多的客户，一些基金的最低认购金额已从过去的1万元下降到1000元，再降至500元；为尽可能多地留住客户，基金管理公司纷纷推出了基金套餐。正是基金管理公司不懈的营销努力，才使得中国开放式基金能够保持资产规模的高速增长。
实践证明，开放式基金可以使基金管理公司展业的积极性真正得到释放，其独特的赎回机制，也使其在保护投资者利益、促使基金经理人努力提高经营业绩、减少基金管理人的道德风险上，显示出了比封闭式 《商务周刊专题：基金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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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金业6年迂回主题
记者 钟加勇
2003年被称为“基金年”。这一年注定要写入基金业的历史：基金总规模达到了1616亿份，超过A股流通市值的12%，开始显示出主导整个证券市场的态势；基金无论是在数量、规模，还是在品种创新、业绩表现上，都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尤其基金市场结构的变化、基金在投资理念上脱胎换骨式的改变，以及《证券投资基金法》的颁布，也注定使2003年成为中国基金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里程碑式的一年。
但更重要的是，从2000年的“基金黑幕”，到2003年众基金公司作为15万中小投资者的代表，联合起来叫板招商银行100亿元可转债发行计划，曾经黑幕重重的基金公司，转变为中国股市里最代表流通股股东利益的有建设性的机构投资者。
“基金行业从一开始不被市场理解，到现在逐步被市场理解；从原来刚起步，到现在逐步规范。相对于信托、证券，包括银行，基金行业6年发展到这样的地步是非常不容易的。”被称为“基金第一人”的华安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韩方河这样感慨基金6年来走过的路。
第一阶段：从1998年5家第一批试点的基金管理公司成立，到2000年6月。基金成立之初，在“庄股”风靡于市的年代，市场由于不愿为基金“抬轿”而使基金所投资的股票备受市场冷落。
第二阶段：从2000年6月到2003年6月份。随着基金实力的壮大，基金也开始奉行“庄股”模式，但其重仓持有的股票，多是一些人造大牛股。这些股票的特点就是多次除权，在市场形成所谓的高价绩优股，典型的如东方电子、银广夏、环保股份、南通机床等，经反复运作后，股价高企，表面上看业绩很好，事后却证明其业绩是子虚乌有。更为严重的是，社会上还广泛流传着基金存在为其他机构锁仓接仓的行为，更使基金一时名誉扫地。这一阶段，在遭受普遍质疑后，基金自己反省，监管部门也针对一些问题在加强监管，市场开始逐步认识到基金。
第三阶段：从2003年6月至今。韩方河认为，各基金——尤其是开放式基金——通过价值投资理念，选择符合国民经济发展方向的股票，对市场起到了正面的引导。基金所奉行的价值投资理念，使基金真正实现了一种历史性的跨越。雄厚的研发能力和丰富的信息资源，使基金专业理财的优势得到集中展现。其从行业入手、精选个股的新选股思路，表现出理性机构投资者内在的特质，基金作为机构投资者所具有的专业理财能力，也第一次得到人们的尊重。
防火防盗防基金
1997年11月14日，中国证券委发布《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这是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的第一个法规。翌年，华夏、南方、华安等5家第一批试点的基金管理公司成立，这是中国基金业的一个真正起点。
“应该说这个起点比较高，”当时参与法规起草并受命创立华安基金管理公司的韩方河回忆说，中国认真借鉴了美国等基金业发达国家的经验，比如，当时任何基金的成立，都必须要有两个委员会，第一是投资决策委员会，第二是风险控制委员会。基金经营的资产必须要托管，托管银行必须监督基金公司对资产的使用。这都是按照国际通行的被认为对风险控制行之有效的框架进行的。
但龙种变跳蚤的故事在中国并不罕见。虽然起点高，但刚起步的中国基金业并没有形成价值投资的理念，而且基金人员大都出身证券公司，深受中国股市这个大赌场的影响，基金与券商之间的“暧昧”关系，也为以后的“基金黑幕”埋下了伏笔。
基金业内人士认为，其实基金当初的投资很多是以基本面为主的，和当时流行的坐庄手法明显不同，但充满凶猛野兽的市场并没有把这几只“食草”的恐龙当回事。一个典型的事实是，基金购买的股票其他资金都不再碰，以防给基金“抬轿”。结果基金进哪只股票，哪只股票的走势就开始变弱。而当时的上市公司都希望自己的股票表现强劲，因此，对基金格外不友好，市场中甚至提出上市公司要“防火防盗防基金”的口号。
这样的事实在韩方河那里也得到了证实：“当时去访问上市公司，他们都不接待基金，而要是证券公司去则马上接待。”
市场不接受，投资业绩又不好，这对新生的基金业造成相当打击。而此时的监管层，又希望培养基金这样的机构投资者来稳定大盘。毕竟在庄股横行、靠资金操纵股价掠夺散户资产的时代，基金是一个能集合散户力量来和其他机构投资者抗衡的力量。于是，基金得到了上层的扶持，主要是新股配售权，规定上市的新股中有一定的比例（20%）为基金预留，靠着这样的“补品”，基金的投资总算小有斩获，5只20亿规模的基金总资产达到107亿元。
但高层对基金的呵护引来了券商的妒忌。“和证券公司不同，基金管理公司和监管部门更像父子关系而非猫鼠关系。”一位基金管理公司老总这样认为。而一位当年基金业监管人士也坦诚表示，为了改善投资者的结构，他们几乎是在“把几只小猫搞成狮子”。
走过黑幕
“原来的基金基本上是证券公司自营和资产管理业务的专业化，和真正的基金看起来形似，其实神不似。”这是华夏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助理张后奇对当时基金的理解。
张后奇坚持认为，过去基金的投资理念也是理性的，但市场不理性，而当时基金在市场上占流通市值还很小，“对市场还没有影响力”。对于基金在跟券商进行的机构博弈中是否屈从了券商坐庄的模式，张后奇和韩方河都回避了这一说，但他们强调，基金的大方向是对的，只是具体到每一件事的时候，由于没有经验，或者法规不够完善，才出现一些“在操作上不规范或不明确的地方”。
然而，小毛病终于捅出了大篓子。2000年6月，监管机构认为基金在操作方面出现问题，让各基金公司开始自查。继而，这一年10月，《财经》杂志刊登《基金黑幕》，认为基金存在“自身对倒、双向倒仓”、和其他机构“共同建仓、高位买入股票”等行为。
尽管10家基金公司联名指责报道失实，但2001年3月，中国证监会一改呵护的态度，发布公告指出8家基金管理公司存在的问题，并点名了市场中风头强劲的博时基金公司。据说在被公告的8家基金管理公司中，绝大多数是同一家公司同一天在不同价位对同一股票的有买有卖操作，只有博时在同一股票同一价位存在反向操作。证监会在公告中指明，博时“在股票买卖中采用的异常操作手法与法律、法规所禁止的交易手段极为类似”。
自从证监会要求基金业这次彻底的自查之后，很多公司对基金的投资运作进行实时监控，内定的交易规范变得空前严格，按一些基金经理的说法，严得令海外都不敢相比——同一家基金管理公司，只要一只基金对某股票进行了买卖操作，旗下其他基金就不能再进行任何反向操作。“这几乎是矫枉过正！”一些基金经理表示。
这场风波之后，一年的时间里既没有新基金的发行，也没有新的基金管理公司成立。基金公司进入反省阶段，一个质的变化在慢慢酝酿。
开放式让基金进入买方市场
人们今天普遍认为，2001年下半年开放式基金的推出，对整个基金业来说是革命性的。它把基金管理公司真正推上了市场：开放式基金如果管理不好，投资者就要赎回。如果都赎回了，基金管理公司就会面临倒闭。
在此之前，封闭式基金就跟过去上市公司一样，它可以不管市场，随便你股价跌到多少，跟它没直接关系。在长达十几年的封闭期中，封闭式基金数
目是不变的，投资者通过交易所进入市场。基金管理公司甚至不知道谁是基金的持有者，基金的涨跌和基金管理公司也没有多大的关系。
因此，“开放式基金的推出对整个基金业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否则基金业也不会发展得这么快。”韩方河介绍说，台湾从封闭式基金到开放式基金要花十几年，而中国才用了两年多。
韩方河回忆起两年多前他推出的国内第一只开放式基金时依然感慨：“非常不容易。”当初的《招募说明书》等文件的修改不计其数，“就是基金赎回费要不要补偿基金资产、补偿多少这样一个问题，大家都争论很久，反复推敲。”
让韩方河感到压力更大的是，“当时推出还有市场认可不认可的问题，基金公司能否承受的问题”。开放式基金对业内外其实都是陌生的、未知的，当时基金管理公司都不知道推出的产品能够卖出多少，尤其担忧销售过热引发混乱。于是每家都准备了四五套发行方案，如发号预约、先到先得、摇号中签等，而随着后面基金出乎意料的发行遇冷，基金业终于开始明白要迎合市场的需要设计产品，头一次从投资人而不是自身的角度出发开展自己的工作。
此后，中国基金业开始走入开放式年代，营销和服务被越来越看重。“其实就是让基金公司推销自己的理念、文化、价值，让投资者相信你才把钱交给你。”华夏基金管理公司的张后奇慨叹，开放式基金不仅让员工数量扩张一倍有余，更是将公司的业务架构全面改变，由单一的投资为中心变为了投资、市场两个轮子一起转。
现在，无论是在营销渠道的建立上、费率的设计上，还是在服务的提供和与投资者的交流上，基金管理公司都有许多新的举措。一些公司不惜花费巨资开通了网上交易系统；为增强宣传效果，很多基金都将多次分红作为一种营销手段加以使用，2003年，共有两只开放式基金选择了3次分红，6只开放式基金选择了两次分红。为吸引更多的客户，一些基金的最低认购金额已从过去的1万元下降到1000元，再降至500元；为尽可能多地留住客户，基金管理公司纷纷推出了基金套餐。正是基金管理公司不懈的营销努力，才使得中国开放式基金能够保持资产规模的高速增长。
实践证明，开放式基金可以使基金管理公司展业的积极性真正得到释放，其独特的赎回机制，也使其在保护投资者利益、促使基金经理人努力提高经营业绩、减少基金管理人的道德风险上，显示出了比封闭式 《商务周刊专题：基金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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