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及对中国启示
正日趋成熟，启动证券投资者保护机制已有坚实基础。
理由之三，目前浮动佣金制也开始在我国实施，这对我国的券商提出了更高要求。并且与美国相比，我国机构投资者较少，持股在5万股以上的交易账户数量相当少，绝大部分的投资者是中小散户，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尤其应注重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
理由之四，对投资者提供保护的司法途径相当不顺畅。对于因证券公司的经营不善、或者恶意的股价操纵，投资者还无法通过通畅的诉讼程序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而从法规的制定到实施又是个相对漫长的过程。美国在设立SIPC机制之前也是如此，在没有SIPC介入时，这些与处于倒闭状态的券商有关的投资者，有可能会永远失去其资金和债券，即使有幸通过法律手段索赔成功，在长达几年的漫长诉讼过程中其财产也将被法庭冻结，因而代价极其高昂。
比照之下，不难发现，目前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存在的券商盈利能力下降、营业部危机、浮动佣金制的采纳、中小投资者司法保护途径不顺畅等一系列因素，正是当年促成美国SIPC设立的动因。因此，中国应考虑主要针对当金融经纪商或自营商面临破产或者财务危机时，用设立特别基金的方式给有关投资者以补偿。
投资者保护机制
总体上看来，近年来中国出现的若干起券商财务困难事件，均是通过行政方式得到解决，但毕竟行政措施是临时性手段，而非正常的制度化处理方式。不仅如此，在处理上市公司及券商的违规及财务问题上，虽然有些上市公司和相关机构受到了处罚，但投资者遭受的损失却仍然投有获得赔偿。有必要未雨绸缪，及早建立投资者赔偿基金，避免部分券商在发生危机时导致投资者对市场失去信心，并引发进一步的市场动荡和危机。
第一，可以预见，在今后的几年时间里将会有相当一部分的中小证券公司重组、兼并或破产倒闭，因此，尽快建立对投资者的保险体系和赔偿基金将有助于降低监管成本。这不仅是对投资人信心的保证，也会对经营不善的券商尽早退出市场扫清障碍，一批规模大、资产质量佳、市场信誉好和基础好、抗风险能力强的证券公司将会脱颖而出，而另外一批规模小、盈利能力弱、资产质量差的公司就有可能被淘汰或兼并。同时，证券公司的市场行为将更趋于规范化、制度化和国际化，从而能够确保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及证券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只有建立健全适当的退出机制，才能使得证券公司实现较为充分的同业竞争，促使劣质公司适时退出证券市场，给成长性良好的证券公司留下更大的发展空间。如果退市机制能促使券商整体更为健康的话，则这才是保护证券投资者利益的坚实基础。
第二，目前国际上通常运用市场手段来实现法律救济，即建立投资者保护机制，由教育机制、诉讼机制、赔偿机制组成。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建立起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这就等同于证券公司提前为投资者买保险，是有效分散风险的较好选择。这种市场手段比起国家救助有效得多，同时又避免了国家救助的道德风险。成熟市场的经验证明，投资者赔偿机制是运用市场手段实现法律救助的有效形式。在中国可以考虑采取独立的、会员制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投资者保护公司的模式，由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认可并监管，甚至像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这类的公司，在运作过程中也可添入市场化的因素，并由证券公司和期货公司加入成为会员。在证券公司因经营不善破产或重组时，投资者的利益便可以得到有效保证。
第三，可以效仿SIIC机制，将和券商倒闭密切相关的股东、董事、经理等过失方排除在受偿对象之外，以降低道德风险。此外，还可以吸收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做法，比如，建立奖励机制，鼓励揭发内幕交易、庄家的暗箱操作行为；尽力诉讼费支援制度，由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来负责中小投资者的诉讼费用，胜诉则和中小投资者分享收益，若败诉则诉讼费由保险公司承担等。
第四，应该意识到，证券投资者保护机制是一种类似存款保险的事后保护机制，它并不能避免券商的倒闭和破产，仅仅能够在券商破产时避免这种风险在券商之间蔓延，或者说引导券商有序破产，并使中小投资者在此过程中利益得到保护。这种事后机制的安排，根据SIPC的经验，应该考虑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证券监管当局事先的融资安排协议，鉴于证监会并不具有信用创造功能，故应该联手央行和财政部缔结融资协议，以在证券保护基金耗竭时有额外的流动性补充；二是证券当局应该尽可能地将事后防范的缺陷通过多重基金设置向前延伸，第一层次是将面临破产的券商所代理的顾客账户转移到监管当局设立的特别清算账户中，使得券商此部分破产资产应当得到保护，第二层次是监管当局在条件适宜时，应该促使券商建立专门的缓冲基金账户，作为投资者赔偿的备付金，第三层次才是动用证券投资保护者基金本身。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本身不能取代证监会对券商的其他监管制度的建设。但在中国，投资者通过司法等其它渠道获得补偿的机制相对匮乏时，建立证券投资者
投资者赔偿制度已在世界范围内经过近30年的发展并得到普及。通过该制度，各国证券市场真正起到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维持投资者对金融体系的信心、补充自律监管体系的作用。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以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来促进多方位的投资者赔偿制度的确立的确是监管制度化道路上不可缺少的一环。
参考资料
1．伍永刚等：“我国证券公司退出机制研究”。转引自《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前沿问题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
2．里查德·德尔《全球证券市场风险及其监管》，宇航出版社，1999年。
3．“券商保险制度势在必行”，《中国证券报》，2001年3月7日。
4．“海外证券市场如何保护投资者的权益”，《中国证券》，2000年9月5日。
5．SIPC官方网站：http：//www．sipc．org。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 钟伟 须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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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之三，目前浮动佣金制也开始在我国实施，这对我国的券商提出了更高要求。并且与美国相比，我国机构投资者较少，持股在5万股以上的交易账户数量相当少，绝大部分的投资者是中小散户，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尤其应注重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
理由之四，对投资者提供保护的司法途径相当不顺畅。对于因证券公司的经营不善、或者恶意的股价操纵，投资者还无法通过通畅的诉讼程序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而从法规的制定到实施又是个相对漫长的过程。美国在设立SIPC机制之前也是如此，在没有SIPC介入时，这些与处于倒闭状态的券商有关的投资者，有可能会永远失去其资金和债券，即使有幸通过法律手段索赔成功，在长达几年的漫长诉讼过程中其财产也将被法庭冻结，因而代价极其高昂。
比照之下，不难发现，目前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存在的券商盈利能力下降、营业部危机、浮动佣金制的采纳、中小投资者司法保护途径不顺畅等一系列因素，正是当年促成美国SIPC设立的动因。因此，中国应考虑主要针对当金融经纪商或自营商面临破产或者财务危机时，用设立特别基金的方式给有关投资者以补偿。
投资者保护机制
总体上看来，近年来中国出现的若干起券商财务困难事件，均是通过行政方式得到解决，但毕竟行政措施是临时性手段，而非正常的制度化处理方式。不仅如此，在处理上市公司及券商的违规及财务问题上，虽然有些上市公司和相关机构受到了处罚，但投资者遭受的损失却仍然投有获得赔偿。有必要未雨绸缪，及早建立投资者赔偿基金，避免部分券商在发生危机时导致投资者对市场失去信心，并引发进一步的市场动荡和危机。
第一，可以预见，在今后的几年时间里将会有相当一部分的中小证券公司重组、兼并或破产倒闭，因此，尽快建立对投资者的保险体系和赔偿基金将有助于降低监管成本。这不仅是对投资人信心的保证，也会对经营不善的券商尽早退出市场扫清障碍，一批规模大、资产质量佳、市场信誉好和基础好、抗风险能力强的证券公司将会脱颖而出，而另外一批规模小、盈利能力弱、资产质量差的公司就有可能被淘汰或兼并。同时，证券公司的市场行为将更趋于规范化、制度化和国际化，从而能够确保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及证券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只有建立健全适当的退出机制，才能使得证券公司实现较为充分的同业竞争，促使劣质公司适时退出证券市场，给成长性良好的证券公司留下更大的发展空间。如果退市机制能促使券商整体更为健康的话，则这才是保护证券投资者利益的坚实基础。
第二，目前国际上通常运用市场手段来实现法律救济，即建立投资者保护机制，由教育机制、诉讼机制、赔偿机制组成。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建立起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这就等同于证券公司提前为投资者买保险，是有效分散风险的较好选择。这种市场手段比起国家救助有效得多，同时又避免了国家救助的道德风险。成熟市场的经验证明，投资者赔偿机制是运用市场手段实现法律救助的有效形式。在中国可以考虑采取独立的、会员制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投资者保护公司的模式，由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认可并监管，甚至像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这类的公司，在运作过程中也可添入市场化的因素，并由证券公司和期货公司加入成为会员。在证券公司因经营不善破产或重组时，投资者的利益便可以得到有效保证。
第三，可以效仿SIIC机制，将和券商倒闭密切相关的股东、董事、经理等过失方排除在受偿对象之外，以降低道德风险。此外，还可以吸收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做法，比如，建立奖励机制，鼓励揭发内幕交易、庄家的暗箱操作行为；尽力诉讼费支援制度，由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来负责中小投资者的诉讼费用，胜诉则和中小投资者分享收益，若败诉则诉讼费由保险公司承担等。
第四，应该意识到，证券投资者保护机制是一种类似存款保险的事后保护机制，它并不能避免券商的倒闭和破产，仅仅能够在券商破产时避免这种风险在券商之间蔓延，或者说引导券商有序破产，并使中小投资者在此过程中利益得到保护。这种事后机制的安排，根据SIPC的经验，应该考虑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证券监管当局事先的融资安排协议，鉴于证监会并不具有信用创造功能，故应该联手央行和财政部缔结融资协议，以在证券保护基金耗竭时有额外的流动性补充；二是证券当局应该尽可能地将事后防范的缺陷通过多重基金设置向前延伸，第一层次是将面临破产的券商所代理的顾客账户转移到监管当局设立的特别清算账户中，使得券商此部分破产资产应当得到保护，第二层次是监管当局在条件适宜时，应该促使券商建立专门的缓冲基金账户，作为投资者赔偿的备付金，第三层次才是动用证券投资保护者基金本身。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本身不能取代证监会对券商的其他监管制度的建设。但在中国，投资者通过司法等其它渠道获得补偿的机制相对匮乏时，建立证券投资者
保护基金的意义显得尤其突出。
投资者赔偿制度已在世界范围内经过近30年的发展并得到普及。通过该制度，各国证券市场真正起到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维持投资者对金融体系的信心、补充自律监管体系的作用。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以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来促进多方位的投资者赔偿制度的确立的确是监管制度化道路上不可缺少的一环。
参考资料
1．伍永刚等：“我国证券公司退出机制研究”。转引自《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前沿问题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
2．里查德·德尔《全球证券市场风险及其监管》，宇航出版社，1999年。
3．“券商保险制度势在必行”，《中国证券报》，2001年3月7日。
4．“海外证券市场如何保护投资者的权益”，《中国证券》，2000年9月5日。
5．SIPC官方网站：http：//www．sipc．org。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 钟伟 须晨
《美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及对中国启示(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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