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中心—外围”理论

四五百年前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形态在世界上出现以来，这一过程就开始了。”（注：Paul  M.Sweezy,"More  (or  less)On  Globalization",Monthly  Review,September  1997.）不过，从1990年代起，这一进程出现了加速发展的势头，并日益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对此，著名经济学家约翰·H.邓宁说；“除非有天灾人祸，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不可逆转。这是技术进步的结果，而技术进步的趋势不可逆转。”（注：约翰·H.邓宁：《全球化经济若于反论之调和》，见《国际贸易问题》1996年第3期，第17页。）所以，可以预料的是，21世纪的经济全球化将不仅是一种进程，而且还将成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现实。在这种现实下的世界经济体系将呈现出一些鲜明的特征：(1)商品、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国际性流动规模和形式都空前增加；(2)跨国公司的发展十分迅猛，日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载体和动力之源；(3)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分工逐步形成，生产活动将实现全球化；(4)随着技术进步的不断加速，将出现一个知识经济居于主导地位的时代；(5)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不断扩大，全球经济贸易规则将日趋统一。
　　那么，具有这些特征的世界经济体系与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得以成立的世界经济体系之间是否有本质上的不同呢？
　　第一，如上所述，经济全球化是一个早已开始的历史进程，在普雷维什提出“中心—外围”理论的时代，它就已经开始。而且，根据普雷维什的看法，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在19世纪就已经确立它的整体性，是一个由“中心”和“外围”构成的整体。如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中所假定的“整体性”特征只会更加凸现。与此同时，世界各国在应对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挑战时，并不是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因此某些起步较晚的国家就更有可能被经济全球化的大潮所吞噬，从而使本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处在“外围”的地位上。当然，也有一些起步较晚的国家抓住了经济全球化加速和知识经济的机遇，获得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从而逐步摆脱了“外围”地位，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半外围”，乃至“中心”。因此，这种整体性仍是动态的。
　　第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并不会因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而失效，“中心”与“外围”之间在经济结构和生产结构上的差异性仍将继续存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而扩大。随着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中心”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生产结构不仅仍呈现出同质性和多样化的特征，而且还出现了知识化和信息化，它们将以生产和出口知识产品为主；而“外围”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应对则是不同的，绝大多数“外围”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生产结构仍然将呈现出异质性和专业化的特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市场经济体制将进一步渗透到几乎所有的“外围”国家，而市场经济是一种典型的“强者胜”的制度形式，那些处于劣势的“外围”国家将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它们一方面会努力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得利益，发展一些技术含量高的产业，但另一方面则受市场机制所迫，不得不更多地从事低技术含量的初级产品或工业品的生产和出口。因此，在它们的经济结构中必然会出现先进技术部门与技术相对落后的经济部门并存的局面，也就是所谓的异质性。更有甚者，经济全球化所日趋统一的世界经济贸易规则基本上是按照“中心”国家的利益来确定的，它不仅不利于“外围”国家改善经济结构的努力，反而会使它们落后的经济结构“永久化”。当然，应当承认，也有一些“外围”国家充分利用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抓住了知识经济的特点，通过不懈的努力，逐步完善本国的经济结构，从而上升为“半外围”国家或“中心”国家。
　　第三，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不仅没有消除“中心”与“外围”之间的不平等，反而使二者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心”国家在资金、技术、人才、管理以及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因而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而“外围”国家则由于在制定国际经济和贸易规则上的附属地位，由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弱者”地位，它们能够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的利益将是十分有限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扩大“中心”与“外围”之间的差距。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8年9月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占世界总人口20%的富人占有世界财富的80%，而占世界总人口10%的48个最不发达国家，它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总产值中的比重却不足1%，对外贸易额只有0.4%。（注：童有好：《略论经济全球化中的新问题——兼谈经济全球化呼唤国际规则》，见《桂海论丛》1999年第3期，第41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这种差距还会进一步扩大，这是由“中心—外围”之间的不平等性所决定的。
　　经

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不仅没有改变技术进步及其成果不平衡分配的状况，反而会使“外围”国家在分享技术进步成果方面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中心”国家会不断利用产品生产的技术梯度差距，把过时的技术和产品生产向“外围”国家转移，造成“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技术依附的进一步加深；与此同时，“中心”国家对一些先进的技术和产品拥有垄断的优势，为了保持这种优势，它们转让给“外围”国家的技术不可能是最先进的，因此在技术发展方面，“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始终都会存在一个梯度差距。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意味着“中心”国家的技术进步将呈现出日益加速的趋势，先进技术的升级换代周期日益缩短。这将使在技术进步进程中本来就已经落后的“外围”国家与“中心”国家的差距日益扩大。以信息技术为例，1998年全球因特网用户有1.3亿人，其中发达国家用户占92.2%，达1.2亿人，而发展中国家只有1000多万用户，仅占7.8%。如果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用户大部分都集中在一些经济相对发达的“半外围”国家这一事实，“中心—外围”之间的差距之大便可想而知了。（注：唐任伍：《论21世纪前期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见《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9期，第53页。）
　　另外，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在短时期内并不会消除“外围”国家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趋势。根据普雷维什的观点，“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形成了工业品与初级产品的国际分工，由于技术进步及其成果的不平衡分配，经济周期运动对“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的不同影响，以及两种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上的差别，“外围”国家及其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必然会呈现出长期恶化的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际分工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在“中心”与“外围”之间将形成新的国际分工格局。在这种格局下，“中心”国家将主要生产和出口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的知识产品，而“外围”国家中，有些国家将继续从事初级产品的专业化生产和出口，有些国家则会转向劳动密集型工业产品或初级知识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它们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相对较低。这样；在“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的贸易中，前者将一如既往地获得技术进步的绝大部分利益，而“外围”国家的贸易条件当然就会趋于恶化了。（注：董国辉：《21世纪的贸易条件问题初探》，见《拉了美洲研究》2000年第4期。）
　　综上所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仍将是一个有效的分析工具，其理论的核心部分仍将发挥其效用。也就是说，在全球化飞速发展的世界上，只要“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继续不利于后者，只要技术进步及其成果继续在它们之间不平等地分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就必然会使早已确立的“中心—外围”格局继续存在下去。不过，应该肯定的是，在这种“中心—外围”体系中所包含的国家，会随着它们对经济全球化的不同应对而发生分化：有些“中心”国家就可能沦落为“外围”或“半外围”国家，而有些“外围”或“半外围”国家则可能上升为“中心”国家。当然，不能因为这样的分化，就完全否定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也不能因为“中心—外围”体系的继续存在，就完全肯定和照搬他的“中心—外围”理论。总之，应当以发展的和客观的眼光来看待这一理论，根据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客观历史进程来分析和研究这一理论，使之真正能够为“外围”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当然，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时代，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最大的作用可能并不是充当“外围”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指导，而在于给人类社会一种启示，为人们敲敲警钟。根据这种理论的逻辑，必须正视“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的差距，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必须考虑“外围”国家的劣势地位，因而在制定相关的国际经济和贸易规则时必须充分考虑“外围”国家的利益，而不能像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那样，主要以“中心”国家的眼前利益为主。在制定具体的经济发展战略时，同样要考虑“外围”国家的弱势地位，而不能一味地放任市场机制那只“无形的手”的任意妄为。当然，对于每一个国家（尤其是“外围”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现实，说到底还只是一个外部条件。“外围”国家的经济发展归根结底还是要依靠国内的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抓住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机遇，避开由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
　　那么，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时代的“外围”国家

《经济全球化与“中心—外围”理论(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