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趋势：一种现实主义的再思考

ix.）而且，贸易国家本身也会因为参与贸易而发生改变，可能在国家的内部产生一个反对战争的社会结构。因此，相互依赖、日益全球化的经济将使得和平更加可能。
　　与古典自由主义不同，新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并不认为日益加强的经济全球化和日益重要的经济利益会自然而然地导致国家间的合作与和平。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是罗伯特·基欧汉。新自由主义本身不是一个关于全球化的理论，而是和结构现实主义一样的关于国际体系研究的结构理论。（注：参见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政治学的三种体系理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6期。）新自由主义的逻辑是，“由于处于复合相互依赖中的各方意识到发生冲突的代价太高，成员间为了管理和限制利益冲突而达成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注：See  Ernst  Hass,"Words  Can  Hurt  You,or,Who  Said  What  to  Whom  about  Regimes,"in 
 Stephen  D.Krasner,(ed.)International  Regime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p.23.）国际制度通过确定议题、提供谈判场所、监督协议实施、增加透明度等可以使国家增强对预期收益的信心，从而促进合作的不断进行。这种合作反过来加深了各国的相互信任和经济的相互依赖，全球化时代因此是国际制度进行全球治理的时代，是新自由主义理论具有主要解释力的时代。（注：See  Robert  O.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全球化呼唤并加强国际制度，国际制度规范和促进全球化。也就是说，国际制度已经从全球化的一个政治结果，发展为全球化的一个政治动力。
　　那么，全球化动力的经济解释是不是可以完美地解释所有的全球化现象呢？这样一个问题许久以来并没有得到所谓的“全球化学者”们的注意。既然全球化带来了国家间的相互依赖，限制了国家的主权，为什么国家还是自愿地步入这一泥潭？如果说因为全球化增添了人民的福利，所以国家乐意顺从这一潮流的话，那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正是深深卷入全球化的欧美国家对跨国公司利用全球化降低劳动者的福利进行了广泛的质疑。既然全球化对国家施加了越来越大的限制，为什么国家还是维持着作为主要经济单元的地位？事实上，国家干预经济的权力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另外一个必须注意到的现象是，在全球化似乎大行其道的今天，世界的大部份地区还是停留于全球化浪潮之外，并没有对这一潮流做出积极的回应。而主要大国却争相采取相似的政治和经济模式，从而表现出“全球化”的特色。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难以回答这些问题。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会看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仅受制于国际政治，而且其动力深深地根植于国际政治之中。
　　　　二、关于全球化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
　　结构现实主义本身也不是一种全球化理论。与自由制度主义不同，结构现实主义从政治的角度对全球化趋势做出了解释。全球化的动力不仅根植于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而且来源于国际结构的压力，深深地依赖于国际政治的基础。在国家间的力量分配结构一定的情况下，国家间政治关系对国家间经济关系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根据沃尔兹的定义，在国家具有相似功能的情况下，国际结构依赖于两个要素：系统排列的原则和单元之间的力量分配。（注：沃尔兹对国际结构的定义参见《国际政治理论》中文版，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页。）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依靠自助的原则进行竞争与合作，国际结构则对国家进行选择。国际结构的压力体现为两个方面：
　　首先，结构使竞争中的国家不断地“社会化”，社会化促进国家的特点和行为之间出现相似性。沃尔兹用公司的境遇来类比国家，“幸存下来的公司都具有一定相同的特点，而那些破产的公司则缺乏这些特点。竞争鞭策着行为者，促使他们调整自身，采取社会化的最能为人接受和最成功的行事方式。”（注：沃尔兹对国际结构的定义参见《国际政治理论》中文版，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0页。）同样，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如果不向成功的领先模范学习，那么就会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落伍，随之而来的是“落后就要挨打”。社会化的过程就是一种不断模仿、学习的过程。社会化导致的国际政治结果既是均势的自然生成，也是各国本身的体制趋于相似。这种现象在国际关系史上是很明显的。例如，在1870年普鲁士令人意外的击败法国以后，欧洲大国和日本纷纷仿效了它的军事参谋制度。这种仿效更广泛地发生在政治和经济的体制甚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现象，一方面导致了所谓的全球化趋势，包括政治民主化浪潮的第三波、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展；另一方面体现了所谓的霸权国的“软权力”。（注：“软权力”就是一种“同化力”、“吸引力”，其实这种软权力以前的主要大国都有，中华帝国时代的中国主要就是通过软权力来维持自己的统治。约瑟夫·奈提出这一概念来分析美国力量的变化。读者可以参见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第21-92页；以及他所著的《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年中文版）有更详细的论述。）
　　近代以来，在国际关系中存在着两个霸权国：英国和美国。由于它们所处的领先地位，也

自然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对象，它们制定的国际规则也容易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可。英国在1864年废除了《谷物法》，选择了贸易自由化，后来又通过一系列双边条约，促进了自由贸易的发展。当时英国的力量正处于鼎盛时代，劳动生产率高，比较优势明显，所以国际经济的自由化正好符合它的利益。自由化的国际经济体制的形成依赖于英国的示范和各国的仿效。在自由放任学说居于当时各国主导思想的情况下，政府基本上没有什么经济权力，全球化在当时取得了“空前绝后、无与伦比的成就。”（注：［美］罗伯特·吉尔平：《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21世纪的世界经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第44页。）二战以后，美国作为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一方面通过自身的示范，另一方面通过建立一系列渗透了自由化原则的国际机制，极大地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但是，当时国际体系中的另外一个霸权国苏联，同样吸引了一些东欧国家、亚洲国家的仿效。两者都根源于国际政治的社会化效应。冷战结束以来，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席卷了世界上的绝大部分国家，美国的模式和文化居于统治地位。在国际制度“内化”（注：“内化”这一概念借用于建构主义。玛莎·费丽莫所著的《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是这一概念的实证分析代表作。但笔者的观点与她不同，笔者把内化归于国际政治结构的“社会化”。因为国际制度的原则体现着霸权国的利益，所以国际制度的“内化”本质上是其他国家社会化的过程。）为国家利益的背后，是仿效霸权国以在竞争中至少“不落伍”的心理。没有各国对经济自由化原则的信奉，没有体现了自由化原则的国际组织的努力，限制国家主权的“全球化”断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注：参见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结构不仅使国家在国际体系的竞争中参与深刻的“社会化”过程，而且为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政治的平台。两位德国学者断言：“没有政治决策就没有全球化。”（注：［德］格拉德·伯克斯贝格和哈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