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家、国家职能与财政职能的再认识?——兼评公共产品论与双元结构论

关系，并制导社会产品的分配。这个基本原理是共同的，但其实现形式则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以前的剥削阶级统治的生产方式下，都是私有制为主体的，所以相对私有经济的国家财政而言，称之为公共财务，或公共财政。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因为一切从资本增值出发，把为公共服务称之谓公共产品。这种说法是实用主义的，从现象看似乎有理，但从本质来追究则是错误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切社会制度和现象都是历史的产物。因此，我们在进行研究工作时，就不应当从“永恒的正义”出发，而应当从产生这种制度和现象的条件出发。经济条件变了，生产方式变了，经济规律变了，市场运行机制就变了，从而财政的形式也跟着发生变化。所以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都一再强调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对具体问题要进行具体分析”，“要坚持实事求是”。资产阶级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正好相反，它们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不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之后，我国的一些学者为了借鉴西方经验，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直接对比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把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财政称之为公共财政。这是从现象出发不究本质的结果，无疑是从根本上错了位。我觉得这种主张对我国的现实会起到误导的作用，所以提出来商榷。

　　 公共产品论者的错误有三:第一是把不同社会制度，把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生产方式同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的生产方式的市场交换关系混同了。第二是把国家的阶级性否定了。等于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场经济当作永恒真理，搬了过来，因而把社会主义国家职能和资本主义国家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职能等同了。从而把执行社会主义二位一体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职能、财政职能变成资本主义实现资本增殖职能等同了。第三，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再生产”，把消除两极分化的公有制生产关系与扩大两极分化的资本生产关系混同了。他们违反了马克思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一书中写的“……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才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原理。?

　　 公共产品论者，是从资本增殖的观点来分析认识事物的。所以他们把资本主义对劳

动人民的专政机器和对外为强权政治、霸权主义服务的各项开支（包括扩张军备）都算作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公共产品。这种把拳头和大棒都作为公共产品的观点，正是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力图掩盖阶级矛盾的拙劣手法。我国的一些学者对此不加分析，以照搬照抄为荣耀。不仅如此，他们还用资本增殖的效益论来分析这种种开支，并给予溢美之词。这是把自己的立场摆错了位置（研究财政支出的社会效益和从社会效益出发来研究财政分配是可以的，但理论体系和出发点、目的是不同的），显然是用公共产品论来偷换马克思主义的分配方式是生产方式决定的原理。此其一。其二、他们的错误是把生产资料公有制中的生产资料换成“资本概念”的“产权”或“股权”。他们提出，为同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接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政也应该采用公共产品和资本的双元结构论。这实质上是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元论来偷换社会主义分配方式的一元论。这是公然违反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所以，企业本位论、企业主体论、个人主体论等，都是以资本和个人为出发点的，违反了人是社会的人这一起码的科学道理。社会中的亿万人民，都要有代表来主事。主事者是代表着阶级利益的，阶级利益的集中表现谓之意识形态。我们的财政理论也是意识形态。财政分配都直接关联着不同经济成分的利益，因而都是有阶级性的。?

　　 公共产品论者对国家本质的观点正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现。但他是代表那一个阶级利益呢?请听一听、比一比就会明白。张馨同志引证道:霍布斯的所谓国家:“用一个定义来说，这就是一大群人相互订立信约，每人都对它的行为授权，以便使它能按其认为有利于大家的和平与共同防卫的方式运用全体的力量和手段的一个人格”。霍布斯对国家的这种定义，是社会契约论的典型代表，也是西方从希腊到启蒙学派对国家的传统看法。这种国家观较之神学家的君权神授说进了一步，但他歪曲了国家形成的真实原因和过程，抹煞了国家的阶级的实质，是唯心主义的、反历史的。张馨同志对这种国家观没有作批判，还进一步申明：（1）国家和政府本身就是一件最重要的为个人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共产品”；（2）政府开支是公共产品的成本；（3）这是以个人而不是以阶级为基点的“国家”。并说，“这种以平等的个人为基点的理论，是‘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这一市场经济特有的反映，也是现代西方财政学以个人需要为分析基点的思想根源”〖11〗。在这里，我不禁要问，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平等的人组织起来的?资本和劳动力的交换是天生的平等派吗?是谁同谁订了契约?谁给谁授了权?授的是什么权?劳动人民又是什么样的人格?把这些问题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国家学说比较一下，我们就很明白了。上述的观点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幻想，是一种没有根据的瞒天过海、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这正等于那些不讲人权者讲人权，把种族歧视、剥削与压迫说成是“平等”一样，都是毫无道理可言的。?

　　 同时，把“边际效用”引入公共产品论，更是荒谬。作者引证奥地利人萨克斯在1883年将门格尔的边际效用价值理论运用到公共财政上来，“使公共服务成为具有价值的公共产品，......从而为公共产品论的建立奠定了经济学基础”〖12〗。这明明是把第二重剥削改成为创造价值的谬论，但张馨却说:“将公共产品与社会成员个人以消费者身份所作的主观效用评价相联系，使得政府活动成为创造价值的提供公共产品活动，在公共产品供应与个人纳税间建立起来等价交换关系。……都使得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活动得到了经济学原理上的证明，公共产品已成为市场经济必然的合理的伴生物，而不再是市场异己力量了。这使得关于公共产品问题的分析能够形成较为系统的财政理论”〖13〗。这种把剥削关系变为等价关系，即资本家同雇佣工人是平等的关系，从而把异己力量说成资本剥削剩余价值正是资本家对工人的“爱”。?

　　 真是天晓得，把边际效用价值引入到公共产品中来，就使公共产品具有了价值，并且使政府与个人纳税建立起等价交换的关系。从而奠定了经济学的基础?这不明明是一场谎言吗？真的是人间天堂。张馨又说，“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是有着与个人产品不同的效率条件的。同时由于利益赋税原则是对市场定价的一种模拟，又使得人们忽视了政治程序在实现公共产品有效配置上的作用”。所以他承认这方面是有所失误的，从而又承认“公共产品供应应遵循什么条件，并经由何种渠道，才能实现最优资源配置的问题，这在当时没能解决的”。?

　　 既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又是没有经过实践证明的谎言，作者却在歌颂奥地利学者的贡献时，对瑞典学者威克塞尔加以颂扬，说他“同意公共产品供应应使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并提出用“利益赋税原则”来实现这一点，从而使“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给予个人的边际正效用应与个人因纳税损失财富的边际负效用相等”。边际正负效应为什么会相等、怎么能相等，张馨没有作进一步的

分析，却又赞赏起威克塞尔“还将公平问题引入了公共产品论中”来了，他说：威克塞尔认为，“如果消费者依个人边际评价缴纳税款，可以说是按公平原则办事，但这要以现存财产和所得分布公平为前提”〖14〗。对于威克塞尔提出的“要以现存财产和所得分布公平”这个假设的公平前提，张馨是信以为真了，说威克塞尔“将所得分配公平与利益赋税公平区分开了”。事实上，这个现存财产和所得分布公平的前提，正是马克思毕生研究的实现共产主义的前提。威克塞尔等人抽象地谈论公平，只不过是一句空话，欺骗善良人民的话，有什么值得赞扬与歌颂的呢?。?

　　 最后作者又把萨缪尔逊模型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