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OFDI的业绩、地位与政策启示——从中国OFDI动因的角度考察
企业在我国OFDI的特殊地位短期是不会动摇的，而且今后相当一段时间里，国有企业在OFDI中还应该有更大的担当。
三、国有企业OFDI业绩与特殊地位的政策启示
客观评价国有企业OFDI的绩效，正确理解国有企业在我国OFDI的地位，对我国OFDI战略的优化与OFDI模式的创新有如下政策启示意义。
1.将国有企业OFDI的宏观经济利益还原为企业的投资收益
目前，国有企业OFDI存在的种种缺陷和现有OFDI体制的弊端的症结，是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利益关系没有理清。国有企业OFDI的收益来自两个方面：一是OFDI的市场收益，二是作为国家宏观利益贡献者的隐形补贴。国有企业响应政府战略要求的OFDI商业利益损失，政府是以“看得见的手”为源头的隐形补贴和政策倾斜的垄断优势利益进行补偿⑦。问题是国有企业OFDI的宏观利益一直没有科学量化，从而使得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形成一种非合作博弈。国有企业利用政府的国家战略和产业政策，通过寻租的方式多获得隐形补贴；而政府为了保证国家发展战略在OFDI中得到贯彻，规避企业不当逐利行为，往往强化行政的干预和指令强度，国有企业的OFDI经营主体地位被“架空”、所有权虚位和经营权篡位，经营绩效“制度性”不佳，其实背后有着难言的国家战略贯彻的要求。因此，在尽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解决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内部激励不相容的同时，要改变政府隐性补贴的利益均衡方式，将国有企业OFDI的宏观经济利益还原为企业的投资收益。虽然国家所获取的国有企业OFDI宏观利益目前在技术上还不易被量化，但应该朝着这个方向，通过相应的政策和机制设计，对国有企业资源型OFDI的宏观效益进行科学的评估、测算，市场化地将其转换还原为企业的市场收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规范政府与国有企业OFDI的关系。
2.细化和分类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
根据新制度理论的观点，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是组织与制度互动的结果，目前人们在解释OFDI行为和设计OFDI政策时，都在不同程度上忽略了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因素⑧。由于特定的体制背景，我国OFDI投资主体有着显著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二元结构特征，虽然其他国家的OFDI投资主体也分为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但其差别远没有中国这样突出，差别的影响也没有中国这样深刻。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OFDI，不论是投资机制、行为特征还是投资区域的选择，都有相当明显的差异，二者适用的对外投资理论也不一样。国有企业的OFDI主要适用于“优势论”理论来解释。政府隐形补贴和政策门槛构成的“国家专有优势”，使资源导向型的国有企业OFDI主要是具有一定所有权优势的顺向OFDI。而民营企业的OFDI行为主要适用于“过程论”理论来解释，民营企业的OFDI主要是市场导向型，不管是寻求技术逆向溢出的逆向OFDI，还是寻求市场效率的顺向OFDI，都不具备对外投资优势，是通过渐进的“干中学”实现动态扩张⑨。因而，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OFDI对政府的政策体系的需求也就不完全一样。中国正处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巨大变革过程中，OFDI政策要考虑这些因素对不同OFDI主体行为的诱导和影响，OFDI投资绩效的提高和投资体制的完善，应该从结构的视角进行思考，分类和细化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OFDI的差异出发，制定更有针对性的OFDI区别引导与管理政策；针对不同动机的OFDI行为，建立分类的监管制度与办法。细分和分类的OFDI政策体系的设计取向，对民营企业来说，最需要的是增加制度安排的公平性和合理性，避免和减少“制度逃离性”的低效率OFDI行为；而对国有企业来说，是要增加制度安排的规范性，避免和减少政府随意性对国有企业OFDI绩效的不利影响。
3.国有企业OFDI要审慎利用自身所有权属性的特定优势
国有企业既不具备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也很难用小规模制造、技术地方化等优势解释，其OFDI能力的重要来源，得自政治体制的异质性资源⑩。许多国家已意识到中国特定体制下国有企业的这种“先天”特殊优势，对中国政府利用国有企业OFDI实现全球战略的意图越来越戒备，在审批我国国有企业大的资源类投资项目时，政治方面的考虑往往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在相当程度上加大了国有企业OFDI的政治和社会风险。特别是在西方“中国威胁论”的推波助澜下，国有企业的一些正常的并购项目，被说成是中国政府“用来锁定全球资源、实现能源外交的政治手段”，因而往往无法实现。因此，国有企业OFDI应审慎权衡自身所有权属性的优势和约束，充分重视东道国意识形态的阻碍，灵活选择合资合作等投资方式，以规避OFDI的政治风险和民族风险。国有企业由于管理思维惯性和项目的特殊性（多为能源、资源性项目），往往对当地的经济民生发展缺乏关注和带动，较少雇用当地员工，导致企业经营和当地发展不一致，与东道国社会利益上的融合不够，加大了政治和民族风险的可能性。例如，中国在非洲、东南亚一些国家的一些能源、资源投资项目，由于产生的社会效益不明显，为当地创造的就业机会不多而引起当地群众的不满。因此，国有企业要注重与当地社会经济的融合，有效运用本土化战略，用当地的办法解决当地遇到的问题，用当地的人管理当地的企业，保障了国外公司的正常良好运作和OFDI预期的绩效。
注释：
①李敬、冉光和、万丽娟：《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综合动因分析》，《新疆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②④⑤⑩裴长洪、樊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特定优势》，《中国工业经济》2010年第1期。
③赵洪：《中印两国对外投资比较研究》，《南亚研究》2010年第4期。
⑥姚树洁、刘贻佳、迪伦·萨瑟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海外资源寻求型并购——中铝并购力拓的案例分析》，《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⑦⑧⑨阎海峰、黄烨菁、罗志松：《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09年第7期。
阎大颖、任兵、赵奇伟：《跨国并购抑或合资新建——基于制度视角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决策分析》，《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年第12期。
作者简介：李享章，男，1955年生，湖北武汉人，江苏技术师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江苏常州，213001 《国有企业OFDI的业绩、地位与政策启示——从中国OFDI动因的角度考察(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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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有企业OFDI业绩与特殊地位的政策启示
客观评价国有企业OFDI的绩效，正确理解国有企业在我国OFDI的地位，对我国OFDI战略的优化与OFDI模式的创新有如下政策启示意义。
1.将国有企业OFDI的宏观经济利益还原为企业的投资收益
目前，国有企业OFDI存在的种种缺陷和现有OFDI体制的弊端的症结，是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利益关系没有理清。国有企业OFDI的收益来自两个方面：一是OFDI的市场收益，二是作为国家宏观利益贡献者的隐形补贴。国有企业响应政府战略要求的OFDI商业利益损失，政府是以“看得见的手”为源头的隐形补贴和政策倾斜的垄断优势利益进行补偿⑦。问题是国有企业OFDI的宏观利益一直没有科学量化，从而使得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形成一种非合作博弈。国有企业利用政府的国家战略和产业政策，通过寻租的方式多获得隐形补贴；而政府为了保证国家发展战略在OFDI中得到贯彻，规避企业不当逐利行为，往往强化行政的干预和指令强度，国有企业的OFDI经营主体地位被“架空”、所有权虚位和经营权篡位，经营绩效“制度性”不佳，其实背后有着难言的国家战略贯彻的要求。因此，在尽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解决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内部激励不相容的同时，要改变政府隐性补贴的利益均衡方式，将国有企业OFDI的宏观经济利益还原为企业的投资收益。虽然国家所获取的国有企业OFDI宏观利益目前在技术上还不易被量化，但应该朝着这个方向，通过相应的政策和机制设计，对国有企业资源型OFDI的宏观效益进行科学的评估、测算，市场化地将其转换还原为企业的市场收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规范政府与国有企业OFDI的关系。
2.细化和分类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
根据新制度理论的观点，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是组织与制度互动的结果，目前人们在解释OFDI行为和设计OFDI政策时，都在不同程度上忽略了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因素⑧。由于特定的体制背景，我国OFDI投资主体有着显著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二元结构特征，虽然其他国家的OFDI投资主体也分为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但其差别远没有中国这样突出，差别的影响也没有中国这样深刻。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OFDI，不论是投资机制、行为特征还是投资区域的选择，都有相当明显的差异，二者适用的对外投资理论也不一样。国有企业的OFDI主要适用于“优势论”理论来解释。政府隐形补贴和政策门槛构成的“国家专有优势”，使资源导向型的国有企业OFDI主要是具有一定所有权优势的顺向OFDI。而民营企业的OFDI行为主要适用于“过程论”理论来解释，民营企业的OFDI主要是市场导向型，不管是寻求技术逆向溢出的逆向OFDI，还是寻求市场效率的顺向OFDI，都不具备对外投资优势，是通过渐进的“干中学”实现动态扩张⑨。因而，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OFDI对政府的政策体系的需求也就不完全一样。中国正处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巨大变革过程中，OFDI政策要考虑这些因素对不同OFDI主体行为的诱导和影响，OFDI投资绩效的提高和投资体制的完善，应该从结构的视角进行思考，分类和细化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OFDI的差异出发，制定更有针对性的OFDI区别引导与管理政策；针对不同动机的OFDI行为，建立分类的监管制度与办法。细分和分类的OFDI政策体系的设计取向，对民营企业来说，最需要的是增加制度安排的公平性和合理性，避免和减少“制度逃离性”的低效率OFDI行为；而对国有企业来说，是要增加制度安排的规范性，避免和减少政府随意性对国有企业OFDI绩效的不利影响。
3.国有企业OFDI要审慎利用自身所有权属性的特定优势
国有企业既不具备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也很难用小规模制造、技术地方化等优势解释，其OFDI能力的重要来源，得自政治体制的异质性资源⑩。许多国家已意识到中国特定体制下国有企业的这种“先天”特殊优势，对中国政府利用国有企业OFDI实现全球战略的意图越来越戒备，在审批我国国有企业大的资源类投资项目时，政治方面的考虑往往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在相当程度上加大了国有企业OFDI的政治和社会风险。特别是在西方“中国威胁论”的推波助澜下，国有企业的一些正常的并购项目，被说成是中国政府“用来锁定全球资源、实现能源外交的政治手段”，因而往往无法实现。因此，国有企业OFDI应审慎权衡自身所有权属性的优势和约束，充分重视东道国意识形态的阻碍，灵活选择合资合作等投资方式，以规避OFDI的政治风险和民族风险。国有企业由于管理思维惯性和项目的特殊性（多为能源、资源性项目），往往对当地的经济民生发展缺乏关注和带动，较少雇用当地员工，导致企业经营和当地发展不一致，与东道国社会利益上的融合不够，加大了政治和民族风险的可能性。例如，中国在非洲、东南亚一些国家的一些能源、资源投资项目，由于产生的社会效益不明显，为当地创造的就业机会不多而引起当地群众的不满。因此，国有企业要注重与当地社会经济的融合，有效运用本土化战略，用当地的办法解决当地遇到的问题，用当地的人管理当地的企业，保障了国外公司的正常良好运作和OFDI预期的绩效。
注释：
①李敬、冉光和、万丽娟：《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综合动因分析》，《新疆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②④⑤⑩裴长洪、樊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特定优势》，《中国工业经济》2010年第1期。
③赵洪：《中印两国对外投资比较研究》，《南亚研究》2010年第4期。
⑥姚树洁、刘贻佳、迪伦·萨瑟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海外资源寻求型并购——中铝并购力拓的案例分析》，《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⑦⑧⑨阎海峰、黄烨菁、罗志松：《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09年第7期。
阎大颖、任兵、赵奇伟：《跨国并购抑或合资新建——基于制度视角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决策分析》，《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年第12期。
作者简介：李享章，男，1955年生，湖北武汉人，江苏技术师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江苏常州，213001 《国有企业OFDI的业绩、地位与政策启示——从中国OFDI动因的角度考察(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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