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政府职能转变：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第五，政府职能更多地转向社会政策。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还使各国政府政策重点发生了一定的调整，政府职能越来越多地转向社会政策。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经济方面的国际规则越来越多，经济主权向市场、区域组织和国际组织让渡，一个国家政府可以有所作为的空间越来越有限；另一方面，社会政策越来越成为构成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例如，教育、运输、安全等均构成一国投资环境的重要方面，政策在这些方面的投入，既不会受到国际规则的制约，又可以得到本国选民的支持。因此，不少发达国家将政策重点更多地转向教育、医疗、运输、安全等社会领域，间接提高本国经济的竞争力。?
第六，地方分权化改革趋势加强。地方分权化改革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趋势。其原因在于：首先，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需要调动各级政府的积极性来提高本国的竞争力，向地方政府分权有利于调动其积极性；其次，国家层面的政策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规则的制约，而地方政府的政策受到的制约较少。
第七，政策视野扩展：各国政府可以利用国际资源解决国内问题。在封闭经济条件下，解决一国的问题主要只能靠本国的资源，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使各种要素、服务与商品的跨国流动更加容易，从而为各国吸引外部资源解决本国问题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例如，跨国直接投资是很多国家改善产业结构、增强本国竞争力的重要动因，受到很多国家的重视。两德统一后，东德私有化过程中主动寻找国际投资者，16％的国有企业最终被国际投资者所购买。转轨过程中，捷克失业问题较为严重，因此，专门制定了以增加就业为主要目标的利用外资政策，通过吸引外资缓解国内就业矛盾。再比如，在知识经济下，人才是国家与企业决胜的关键，发达国家早就制定了吸引国际人才的移民政策，通过吸引全球的人才，来保持其领先地位。当人们看到资金不断从发达国家流往发展中国家的同时，人们也不难发现，发展中国家的科技与管理人才源源不断地流向了发达国家。而普通劳动力的流动，则受到了越来越严的限制。?
第八，日益重视开放带来的经济安全问题。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当它为各国带来巨大的发展新机遇的同时，也带来日益增加的风险。1997年以来，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墨西哥货币危机、阿根廷货币危机等较大规模的金融危机接踵而至，充分反映了经济全球化所伴随的金融风险。国际组织与各国政府越来越认识到这种开放的风险，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为了防范金融风险，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家放弃了固定汇率制，采取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另一方面，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特别是对国际“热钱”的大规模流动加强了监管，并就这方面的区域或国际合作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除了金融风险以外，开放还会带来其他方面的风险。例如，开放市场带来的对国内市场的冲击，可能导致国内竞争力较弱的企业的破产，因此，对社会保障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不少企业倒闭，使韩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弊端暴露无遗，迫使韩国政府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加大力度。
第九，政策执行：国际合作越来越重要。经济全球化还使国际间的合作日益重要，区域组织与国际组织的大量涌现，国际组织功能越来越强大、职能越来越复杂，这些趋势本身即揭示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由于金融危机的国际间传染最具典型性，因此，各国政府防范金融危机的国际合作发展也最为引人注目，不同国家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合作。例如，欧盟国家由母国监管其在海外的金融机构，东道国并不监管，但是，投资母国的监管机构和东道国监管当局之间保持着越来越多的信息沟通。?
尽管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国际合作的必要性，但不能不承认，市场的国际化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政府间的国际合作，当一些区域性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人们更多地看到的是国际救援的乏力与迟缓。因此，区域层次或国际层次的合作还有待加强。?
三、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任务尤为艰巨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政府实行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并将其作为长期的战略性选择。由于对外开放战略的实行，过去20年间，中国迅速从一个基本封闭的经济体成为一个较为开放的经济体。对外贸易额在20年间增长了约14倍，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从第32位上升到第7位，贸易依存度从开放之初不到10％上升至46％。对外国直接投资开放领域越来越多，外商投资金额持续增长，累计外商直接投资额已经达到3500多亿美元，自1993年以来一直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经过15年的艰苦谈判，中国于2001年底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加入WTO，是中国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选择。在加入WTO谈判中，中国政府对进一步开放市场，特别是服务贸易市场，以及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修改国内法律与规章，做出了广泛而深刻的承诺。因此，随着承诺的兑现，中国的对外开放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中国经济将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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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任务尤其艰巨。原因在于：?
第一， 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相对滞后。自从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们一直按照改革与开放的进展，不断调整政府职能。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政府职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由于中国实行的渐进式改革与开放的战略，各部门改革的进程是不同步的，认真审视中国不同部门改革的进程，我们不难发现，对外开放总是走在前列，每一次对外开放的重大进展，都推动着国内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新的阶段，而改革的深入，又为进一步开放创造了条件。总体而言，存在着三个“滞后”：一是国内体制改革滞后于对外开放；二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进展；三是政府职能的转变滞后于政府机构改革。上述三个“不等式”揭示出，政府职能转变已经大大落后于
对外开放。加入WTO后，中国对外开放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任务更加艰巨。?
第二， 中国政府职能转变要同时满足全球化与市场化的双重要求。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均是市场经济国家，这些国家中政府职能转变的主要目标，是满足经济全球化的要求。中国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国家，虽然市场经济的总体框架初步建立，但市场化改革的任务远未完成，一些关键性的改革如国企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国内统一市场的建立等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因此，中国改革的任务还十分艰巨。同时，加入WTO后，对外开放进入“激进式”开放的新阶段，市场的快速开放，将不可避免地带来短期的冲击，客观上要求政府在市场开放过程中统筹规划，完善社会保障体制，顺利完成市场开放带来的结构性调整。而且，从一个转轨国家跨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国内经贸体制与国际规则的接轨方面，也需要作大量的工作，涉及到法律法规的修订，体制改革与政策调整。总体而言，加入WTO后，中国政府职能的转变，需要同时满足市场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双重要求。?
第三， 政府职能转变必须克服原有体制的巨大阻力。政府职能转变是体制改革中难度最大的部分。中国20多年的改革历史，基本上是循着放权的思路推进的，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是，政府职能的定位并未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一些市场体制所要求的公共服务职能，政府尚未从计划时期的“单位”中接手，随着“单位”职能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公共服务提供者缺失的状况。另一方面，适应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政府职能转变，客观上要求政府进一步放弃对微观经济生活的干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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