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期理性化对中国社会诚信体系的影响
经济改革期理性化对中国社会诚信体系的影响
韩阳阳，高 岩
（黑龙江大学 研究生院，哈尔滨 150080）
摘 要：经济体制改革初期，诚信缺失行为在我国屡有发生。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可以从韦伯的理性行动概念出发，对诚信缺失行为进行简要的分析。韦伯的工具理性行动指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动，而价值理性行动是对一种终极价值的信仰，至于结果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在现阶段，我国诚信缺失主要是价值理性让位工具理性所导致的，因此，当前健康稳定的诚信体系的建设有赖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平衡。
关键词：工具理性；价值理性；诚信缺失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2-0055-02
一、韦伯的理性化行动
“理性化”贯穿了韦伯社会学理论的始终，是其社会学理论的核心内容。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对社会行动的内容做了详细说明：“社会行为可能是以其他人过去的、当前的或未来所期待的举止为取向（复仇从前的进攻、抵挡当前的进攻、对未来进攻的防御措施）。‘其他人’可能是个人和熟人，或者人数不定的和很多人和完全不认识的人。”可见，韦伯在这里把社会行动定义为以他人的举止为取向的行动，即社会行动具有针对他人的主观意义。韦伯认为，只有具有主观意义的社会行动才是可以理解的，才属于社会学的研究范围。韦伯对社会行动的界定。
1.韦伯根据社会行动是否合理以及合理性的程度，将社会行动分为四种类型
一是工具理性行动。该行动对外界环境和他人举止的期待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以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的行动。行动者对行动的目的以及达到这一目的手段都有清醒的认识和自觉地选择。
二是价值理性行动。该行动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而不管是否取得成功。对终极价值的信仰就是行动者的目的。信奉了某种价值观后，目的不在考虑之列，只有手段才是行动者考虑的对象。
三是情感行动。是由现时的情绪或情感状况决定的行动。
四是传统行动。是由约定俗成的习惯决定的行动。
韦伯又将上述所描述的四种行动类型分为理性行动和非理性行动，其中第一二种类型即工具理性行动和价值理性行动是理性的，而后两种行动是非理性的。而工具理性相对价值理性来说，具有更高的合理性程度。
2.韦伯对理性行动在经济行为上的界定——形式合理性行动和实质合理性行动
韦伯把工具理性行动和价值理性行动引用到经济问题上来，根据形式和内容的区别，将工具理性行动与价值理性行动分别对应于形式合理性行动和实质合理性行动。
形式合理性的唯一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任何导向这一目标的、可量化的行动都是有效的。形式合理性只与经济系统内的目标有关，与经济系统外的目标和价值无关。相反，实质合理性旨在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是建立在“解放全人类”等外在的道德理想之上。韦伯认为，现代文明的全部成就和问题都可归结为目的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紧张与对立。
二、经济体制改革——价值理性让位于工具理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工作重心逐渐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其目标是把高度集中地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所有制方面，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推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在分配方面，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在农村，进一步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双层经济体制；在城市，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环节，国有企业改革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在宏观调控方面，对计划、财政、金融、物价、劳动和社会保障等体制进行系列配套改革。同时实行对外开放等等。
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利益最大化，当然它对人们的行动便是工具理性的，对最大利益的追求便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而至于采取什么手段完全取决于该手段能否带来最大利润。工具理性驱使人们都变得善于算计，人们行动的意义已异化为对物欲的追求。
三、诚信缺失——经济改革初期不可避免的心痛
工具理性在异化人的行动的同时也使人的目光变得短浅。通过非正常手段真的是获利的最佳途径吗？所谓的工具理性行动真的能使行动者获利最大化吗？对这些诚信缺失行为稍加分析便可得知，社会不会有足够的时间和耐性去容忍非诚信行为一直上演的。对于假冒伪劣商品，消费者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去自投罗网，当所有消费者都离之而去时，最终遭受重大损失的还是假冒伪劣生产厂家。如果该厂家还有喘息之力，在经历了从波峰到波谷的沉痛教训之后，想必不会再重蹈之前的短见行为，而是通过其他方式重新开始利益最大化——诚实守信、守法经营。( 《经济改革期理性化对中国社会诚信体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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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阳阳，高 岩
（黑龙江大学 研究生院，哈尔滨 150080）
摘 要：经济体制改革初期，诚信缺失行为在我国屡有发生。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可以从韦伯的理性行动概念出发，对诚信缺失行为进行简要的分析。韦伯的工具理性行动指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动，而价值理性行动是对一种终极价值的信仰，至于结果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在现阶段，我国诚信缺失主要是价值理性让位工具理性所导致的，因此，当前健康稳定的诚信体系的建设有赖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平衡。
关键词：工具理性；价值理性；诚信缺失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2-0055-02
一、韦伯的理性化行动
“理性化”贯穿了韦伯社会学理论的始终，是其社会学理论的核心内容。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对社会行动的内容做了详细说明：“社会行为可能是以其他人过去的、当前的或未来所期待的举止为取向（复仇从前的进攻、抵挡当前的进攻、对未来进攻的防御措施）。‘其他人’可能是个人和熟人，或者人数不定的和很多人和完全不认识的人。”可见，韦伯在这里把社会行动定义为以他人的举止为取向的行动，即社会行动具有针对他人的主观意义。韦伯认为，只有具有主观意义的社会行动才是可以理解的，才属于社会学的研究范围。韦伯对社会行动的界定。
1.韦伯根据社会行动是否合理以及合理性的程度，将社会行动分为四种类型
一是工具理性行动。该行动对外界环境和他人举止的期待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以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的行动。行动者对行动的目的以及达到这一目的手段都有清醒的认识和自觉地选择。
二是价值理性行动。该行动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而不管是否取得成功。对终极价值的信仰就是行动者的目的。信奉了某种价值观后，目的不在考虑之列，只有手段才是行动者考虑的对象。
三是情感行动。是由现时的情绪或情感状况决定的行动。
四是传统行动。是由约定俗成的习惯决定的行动。
韦伯又将上述所描述的四种行动类型分为理性行动和非理性行动，其中第一二种类型即工具理性行动和价值理性行动是理性的，而后两种行动是非理性的。而工具理性相对价值理性来说，具有更高的合理性程度。
2.韦伯对理性行动在经济行为上的界定——形式合理性行动和实质合理性行动
韦伯把工具理性行动和价值理性行动引用到经济问题上来，根据形式和内容的区别，将工具理性行动与价值理性行动分别对应于形式合理性行动和实质合理性行动。
形式合理性的唯一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任何导向这一目标的、可量化的行动都是有效的。形式合理性只与经济系统内的目标有关，与经济系统外的目标和价值无关。相反，实质合理性旨在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是建立在“解放全人类”等外在的道德理想之上。韦伯认为，现代文明的全部成就和问题都可归结为目的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紧张与对立。
二、经济体制改革——价值理性让位于工具理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工作重心逐渐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其目标是把高度集中地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所有制方面，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推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在分配方面，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在农村，进一步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双层经济体制；在城市，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环节，国有企业改革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在宏观调控方面，对计划、财政、金融、物价、劳动和社会保障等体制进行系列配套改革。同时实行对外开放等等。
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利益最大化，当然它对人们的行动便是工具理性的，对最大利益的追求便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而至于采取什么手段完全取决于该手段能否带来最大利润。工具理性驱使人们都变得善于算计，人们行动的意义已异化为对物欲的追求。
三、诚信缺失——经济改革初期不可避免的心痛
工具理性在异化人的行动的同时也使人的目光变得短浅。通过非正常手段真的是获利的最佳途径吗？所谓的工具理性行动真的能使行动者获利最大化吗？对这些诚信缺失行为稍加分析便可得知，社会不会有足够的时间和耐性去容忍非诚信行为一直上演的。对于假冒伪劣商品，消费者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去自投罗网，当所有消费者都离之而去时，最终遭受重大损失的还是假冒伪劣生产厂家。如果该厂家还有喘息之力，在经历了从波峰到波谷的沉痛教训之后，想必不会再重蹈之前的短见行为，而是通过其他方式重新开始利益最大化——诚实守信、守法经营。( 《经济改革期理性化对中国社会诚信体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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