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贸政策演变的效果及其产生机制研究
一、中国对外贸易政策调整的主要方式
1.单纯保护转变为“奖出限入”保护
改革前，中国寻求的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设方针。同时受“外围－中心”理论的影响，中国把国际分工看作是强国控制弱国的工具，因而对发展对外贸易的必要性认识不足。实行改革开放后，人们开始认识到对外贸易提高本国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中国经济建设方针转变为“利用两种资源，打开两个市场，发展本国经济”，出口开始受到鼓励，贸易政策转变为“奖出限入”保护。
2.从隐形保护转变为规范性显性保护
主要体现在贸易政策手段由原先的行政手段转变为现今以经济手段为主。改革前，政策手段虽然有，但作用不大，调控对外贸易活动主要是依靠行政手段——计划贸易。计划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由于很难估算，因此我们说它是一种隐形保护。改革以后，随着计划经济的作用逐渐减退，隐形的保护贸易难以为继，而又不可能取消贸易保护，因而只有加强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等经济手段在进出口中的调控作用。同时在逐步与国际接轨过程中，政策手段日趋规范化。由于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对一国国内经济影响可以大体上进行估算，这样原先隐形的保护贸易做法便转变为规范性显性保护贸易做法。
3.政策调整从微观领域向宏观领域延伸
中国对外贸易政策演变大体经过三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1987年），重点是改革微观经营机制，通过放权，实行外汇留成等激励外贸企业出口积极性；第二阶段（1988年～1993年），重点是改革外汇资源配置制度，实行汇率双轨制（是一种让利方式，同样属于微观领域的改革），取消出口补贴；第三阶段（1994年以来），重点是改革宏观政策环境里的汇率，取消汇率双轨制，实行以市场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贸易政策的调整先从微观领域里经营机制环节入手是有其合理性的。微观经营机制方面的放权让利可以使改革所涉及的经济集团得益，同时又不会损害其他经济集团的利益，因此它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
4.政策目标由“调剂余缺”转变为“推动经济增长”
改革前，由于对外贸作用的片面认识，贸易政策追求“调剂余缺，互通有无”目标。改革后，中国对外开放十几年的经验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特别是亚洲“四小龙”的贸易实践表明，越是开放的地区，其经济发展得越快。随着中国对外贸作用认识的不断深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转向追求贸易政策“推动经济增长”目标。
5.以“扩大出口”为基本方针
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第一次重大突破，即打破国家垄断对外贸易局面，赋予更多企业外贸经营权。尔后的每一次重大调整亦都是在原先政策中存在着不利于出口扩大因素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扩大出口”成为外贸政策调整的基本方针。
6.从最初无意识到最终有意识地实现贸易自由化
20世纪80年代，中国出台鼓励出口措施，其初衷只是为了鼓励企业多出口，并不是为最终实现贸易自由化，但它实际上是在无意识地为中国实现贸易自由化铺设道路。“奖出限入”政策使中国出口迅猛发展，这其中绝大多数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表明中国对外贸易活动向比较优势回归。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只有在自由贸易条件下，一国出口才能真实地反映出本国的比较优势。因而，“奖出限入”政策与自由贸易政策是殊途同归。90年代中期，中国向世界郑重承诺，到2020年中国实现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中国从最初无意识到最终有意识地实现贸易自由化，表明贸易政策调整具有渐进性。
在改革的速度方面，穆萨(Mussa,1986)曾做出过重要贡献。穆萨指出，若一国存在特定的市场扭曲，则最优的政策就是渐进式改革。改革之初，中国国内存在一种体制性扭曲。此外，中国还面临着工业劣势、市场劣势和企业规模劣势等。所有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中国对外贸易政策调整只能是渐进式的，而不能直接采取一步到位式的自由贸易政策。
二、中国对外贸易政策演变的效果
1.提高了国内资源配置效率 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只有当一国进出口真实地反映出本国的资源禀赋状况时，本国资源方得到最佳配置。中国是一个劳动力丰富而资本、原料匮乏的国家，因此应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80年中期以前，在中国出口产品中，初级产品占全部出口50%以上，其中资源密集型的石油是中国出口主导产品。在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低加工的纺织、织物、制成品及有关产品占有很大比重。说明中国仅仅是利用了自己的资源而已，并未发挥出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到2000年，在中国出口产品中，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产品及出口加工贸易占有重要地位，分别为出口总额的23%和48.5%。我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在中国总进口中，机械设备（占总进口的51%）、原料及燃料（占12%）是最大的两类进口。从此，中国进出口与本国资源禀赋状况趋于一致，国内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
2.减少了国内价格扭曲
对外贸易政策的演变减少了国内产品价格扭曲，我国越来越多的产品价格与世界价格逐步接近。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国内价格同国际价格是完全脱钩的，国内在生产、消费领域里都存在着扭曲。因而，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实现接轨是国内扭典不断消除的重要标志。
3.促进了国内经济体制改革
20世纪90年代，中国确立了对外贸易“推动经济增长”目标。国际经验表明，越是充分利用比较优势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就越快，而要充分发挥本国比较优势，就需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机制以及实现贸易自由化。为此，从90年代中期起，中国加快贸易自由化脚步，大幅度降低贸易壁垒，并不断完善市场机制。这些都对国内经济体制及企业经营管理产生了转换机制的压力，加快了经济体制改革步伐。
4.加速了国内产业升级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下面我们使用了中国出口主导产品这一指标，因为一国的出口反映了本国的产业结构。1985年以前，中国出口主导产品是资源密集型的石油。1986年纺织服装取代石油成为第一大出口产品，中国进入一个以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为主导的时代。1995年中国出口产品结构再一次出现大的跨越，机电产品取代纺织服装成为第一大出口产品。近几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在总出口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91年的3.1%上升到2001年16.8%，中国出口产品具有明显的动态升级特征。当然，中国产业升级的加速首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但无数实证证明，在中国，那些开放较早、保护程度较低的产业，贸易政策对其升级起到促进的作用要大（比如家电产业）；而对于那些开放较晚、保护程度较高的产业，上述作用不大（比如汽车产业）。
5.推进了对外贸易发展
改革开放后，在鼓励出口政策的刺激下，中国对外贸易规模迅猛扩张。1978年中国进出口总值为206亿美元，2000年上升到4743.1.亿美元。22年间增长了23倍，年均增长率为14.8%，高于同期中国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与此同时，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也迅速上升。1978年中国出口贸易额占世界出口贸易总额的0.75%，排在第32位；2000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上升到3.9%和第7位，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出
应当指出，上述对外贸易政策所产生的效果并非都是中国政府最初努力能够实现的，只是自由贸易本身所具有的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等功能在中国对外贸易政策演进过程中自行发挥作用。
三、对外贸易政策效果的产生机制
贸易政策是通过以下效应产生上述效果的。
1.各种竞争效应
盛斌(1996)证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在中国广泛存在。经济学家（如Davarajan and Rodric,1991）利用CGE模型来模拟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下，贸易自由化对国民福利的影响。他们发现，自由化的竞争效应主要表现在：降低垄断程度，获取规模经济的好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提高；贸易自由化并没有使原先受保护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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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纯保护转变为“奖出限入”保护
改革前，中国寻求的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设方针。同时受“外围－中心”理论的影响，中国把国际分工看作是强国控制弱国的工具，因而对发展对外贸易的必要性认识不足。实行改革开放后，人们开始认识到对外贸易提高本国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中国经济建设方针转变为“利用两种资源，打开两个市场，发展本国经济”，出口开始受到鼓励，贸易政策转变为“奖出限入”保护。
2.从隐形保护转变为规范性显性保护
主要体现在贸易政策手段由原先的行政手段转变为现今以经济手段为主。改革前，政策手段虽然有，但作用不大，调控对外贸易活动主要是依靠行政手段——计划贸易。计划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由于很难估算，因此我们说它是一种隐形保护。改革以后，随着计划经济的作用逐渐减退，隐形的保护贸易难以为继，而又不可能取消贸易保护，因而只有加强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等经济手段在进出口中的调控作用。同时在逐步与国际接轨过程中，政策手段日趋规范化。由于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对一国国内经济影响可以大体上进行估算，这样原先隐形的保护贸易做法便转变为规范性显性保护贸易做法。
3.政策调整从微观领域向宏观领域延伸
中国对外贸易政策演变大体经过三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1987年），重点是改革微观经营机制，通过放权，实行外汇留成等激励外贸企业出口积极性；第二阶段（1988年～1993年），重点是改革外汇资源配置制度，实行汇率双轨制（是一种让利方式，同样属于微观领域的改革），取消出口补贴；第三阶段（1994年以来），重点是改革宏观政策环境里的汇率，取消汇率双轨制，实行以市场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贸易政策的调整先从微观领域里经营机制环节入手是有其合理性的。微观经营机制方面的放权让利可以使改革所涉及的经济集团得益，同时又不会损害其他经济集团的利益，因此它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
4.政策目标由“调剂余缺”转变为“推动经济增长”
改革前，由于对外贸作用的片面认识，贸易政策追求“调剂余缺，互通有无”目标。改革后，中国对外开放十几年的经验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特别是亚洲“四小龙”的贸易实践表明，越是开放的地区，其经济发展得越快。随着中国对外贸作用认识的不断深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转向追求贸易政策“推动经济增长”目标。
5.以“扩大出口”为基本方针
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第一次重大突破，即打破国家垄断对外贸易局面，赋予更多企业外贸经营权。尔后的每一次重大调整亦都是在原先政策中存在着不利于出口扩大因素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扩大出口”成为外贸政策调整的基本方针。
6.从最初无意识到最终有意识地实现贸易自由化
20世纪80年代，中国出台鼓励出口措施，其初衷只是为了鼓励企业多出口，并不是为最终实现贸易自由化，但它实际上是在无意识地为中国实现贸易自由化铺设道路。“奖出限入”政策使中国出口迅猛发展，这其中绝大多数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表明中国对外贸易活动向比较优势回归。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只有在自由贸易条件下，一国出口才能真实地反映出本国的比较优势。因而，“奖出限入”政策与自由贸易政策是殊途同归。90年代中期，中国向世界郑重承诺，到2020年中国实现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中国从最初无意识到最终有意识地实现贸易自由化，表明贸易政策调整具有渐进性。
在改革的速度方面，穆萨(Mussa,1986)曾做出过重要贡献。穆萨指出，若一国存在特定的市场扭曲，则最优的政策就是渐进式改革。改革之初，中国国内存在一种体制性扭曲。此外，中国还面临着工业劣势、市场劣势和企业规模劣势等。所有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中国对外贸易政策调整只能是渐进式的，而不能直接采取一步到位式的自由贸易政策。
二、中国对外贸易政策演变的效果
1.提高了国内资源配置效率 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只有当一国进出口真实地反映出本国的资源禀赋状况时，本国资源方得到最佳配置。中国是一个劳动力丰富而资本、原料匮乏的国家，因此应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80年中期以前，在中国出口产品中，初级产品占全部出口50%以上，其中资源密集型的石油是中国出口主导产品。在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低加工的纺织、织物、制成品及有关产品占有很大比重。说明中国仅仅是利用了自己的资源而已，并未发挥出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到2000年，在中国出口产品中，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产品及出口加工贸易占有重要地位，分别为出口总额的23%和48.5%。我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在中国总进口中，机械设备（占总进口的51%）、原料及燃料（占12%）是最大的两类进口。从此，中国进出口与本国资源禀赋状况趋于一致，国内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
2.减少了国内价格扭曲
对外贸易政策的演变减少了国内产品价格扭曲，我国越来越多的产品价格与世界价格逐步接近。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国内价格同国际价格是完全脱钩的，国内在生产、消费领域里都存在着扭曲。因而，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实现接轨是国内扭典不断消除的重要标志。
3.促进了国内经济体制改革
20世纪90年代，中国确立了对外贸易“推动经济增长”目标。国际经验表明，越是充分利用比较优势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就越快，而要充分发挥本国比较优势，就需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机制以及实现贸易自由化。为此，从90年代中期起，中国加快贸易自由化脚步，大幅度降低贸易壁垒，并不断完善市场机制。这些都对国内经济体制及企业经营管理产生了转换机制的压力，加快了经济体制改革步伐。
4.加速了国内产业升级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下面我们使用了中国出口主导产品这一指标，因为一国的出口反映了本国的产业结构。1985年以前，中国出口主导产品是资源密集型的石油。1986年纺织服装取代石油成为第一大出口产品，中国进入一个以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为主导的时代。1995年中国出口产品结构再一次出现大的跨越，机电产品取代纺织服装成为第一大出口产品。近几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在总出口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91年的3.1%上升到2001年16.8%，中国出口产品具有明显的动态升级特征。当然，中国产业升级的加速首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但无数实证证明，在中国，那些开放较早、保护程度较低的产业，贸易政策对其升级起到促进的作用要大（比如家电产业）；而对于那些开放较晚、保护程度较高的产业，上述作用不大（比如汽车产业）。
5.推进了对外贸易发展
改革开放后，在鼓励出口政策的刺激下，中国对外贸易规模迅猛扩张。1978年中国进出口总值为206亿美元，2000年上升到4743.1.亿美元。22年间增长了23倍，年均增长率为14.8%，高于同期中国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与此同时，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也迅速上升。1978年中国出口贸易额占世界出口贸易总额的0.75%，排在第32位；2000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上升到3.9%和第7位，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出
口增长奇迹”。
应当指出，上述对外贸易政策所产生的效果并非都是中国政府最初努力能够实现的，只是自由贸易本身所具有的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等功能在中国对外贸易政策演进过程中自行发挥作用。
三、对外贸易政策效果的产生机制
贸易政策是通过以下效应产生上述效果的。
1.各种竞争效应
盛斌(1996)证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在中国广泛存在。经济学家（如Davarajan and Rodric,1991）利用CGE模型来模拟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下，贸易自由化对国民福利的影响。他们发现，自由化的竞争效应主要表现在：降低垄断程度，获取规模经济的好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提高；贸易自由化并没有使原先受保护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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