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年龄结构如何影响经济失衡

　　
　　2.老年人口抚育负担对储蓄、投资和经常项目的影响与生命周期理论是吻合的。中国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消解储蓄的机制其特殊性可能还在于，城镇居民因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相对健全，因此对于其子女来说可能不构成一种负担，也就不会影响到年轻一代的劳动供给决策，而对于农村居民来说，由于养老保险制度覆盖面、保障程度等限制，其养老主要靠子女和自身的储蓄，而在子女经济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老人往往是维持低水平消费均衡；而在人口老年化、高龄化的背景下，老年人口对健康、医疗卫生的服务性需求激增，“银发市场”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社会投资亦趋增。与此同时，人口老年化的降临，劳动适龄人口的下挫导致社会创新不足，社会总产出滑入增长缓慢的轨道，经常项目余额减少。当我们把少儿人口抚育负担与老年人口抚育负担合并后，发现总人口抚育负担与投资以及经常项目余额呈负相关关系，且在1qo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据此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的高投资和高顺差部分是因为中国不断下行的人口抚育负担所致。
　　
　　3.作为一种前瞻性因素（forward - looking），人均预期寿命对储蓄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在不同模型下保持了较高的稳定性。由于我国的退休年龄是刚性的，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意味着个体在退休后将有更长时间的非工作期和更大的消耗，从而需要进行更多的储蓄。此外，居民收入增长率，城镇化水平、外商直接额投资、人民币实际汇率等因素对于中国的内外部失衡亦具有重要影响，检验系数在10%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GMM估计方法的有效性取决于所使用的工具变量是否是外生的，Saran过度识别检验的p值为1，表明工具变量集是联合有效的；样本的残差序列相关性检验表明，差分后的残差只存在一阶序列相关而无二阶序列相关性，因此估计的结果可以断定原模型的误差项无序列相关，以上检验均表明我们模型的识别是恰当的。
　　
　　五、结论性评述
　　
　　基于人口结构视角，本文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解读了中国经济内部高储蓄、高投资，外部高顺差相互耦合的原因。我们发现，少儿人口抚育负担、老年人口抚育负担、人均预期寿命等因素对储蓄、投资和经常项目余额均存在显著影响，表明人口因素是构成中国经济失衡的因素之一。在当前国内消费低迷、出口受挫的背景下，如何从人口方面扩大消费、启动内需，对于经济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的政策涵义如下：
　　
　　1.劳动适龄人口是一个社会中消费的“主力军”，在中国当前“橄榄形”人口结构下，挖掘劳动适龄人口消费潜力，培育其新的消费热点对于撬动内需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表明，我国已经进入消费结构升级换代时期，消费方式逐步由生产型向发展型和享受型转变，我们应充分利用这一契机，适时引导劳动适龄人口将消费重心转向收入需求弹性较高的汽车、教育、医疗、旅游、电信、家庭娱乐等现代产品和服务，通过消费结构的升级来扩大内需。
　　
　　2.延长人口退休年龄，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随着居民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和退休年龄的刚性，居民的工作期愈来缩短、非工作期延长，相应的收入支出在时间上出现错置，需要“截长补短”，储蓄动机趋于强化。延长退休年龄，既有助于平滑个体的收入支出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个体在工作期间为防老所进行的储蓄压力，同时有助于发挥了老年人口的人力资本，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
　　
　　3.养老、医疗等目标性动机是储蓄的重要来源，要积极构筑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社会保障水平，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按照《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到的“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设计思路，实现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全覆盖。逐步提高保障标准，消除居民对养老和医疗的后顾之忧，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