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转轨论”评析
社会学所召开了俄罗斯著名社会学家研讨会,其内容是讨论经过近十年的大规模“宪政改革”,俄罗斯已建立起了什么样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前总理、激进改革的具体设计和初期执行者,I.盖达尔说“我们正在建设不成熟的资本主义”,前副总理亚夫林斯基把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制度定义为“权贵资本主义,”而俄共总书记K.久加诺夫则称之为“买办资本主义”,I.列别德说俄罗斯搞的是“野蛮资本主义”。美国的金融家索罗斯则认为,俄罗斯的经济制度是“掠夺式资本主义”(A.麦德韦杰夫(2001))。)。
此外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符合中国生产力落后,经济结构差异,社会政治需要稳定的国情;而俄罗斯采取激进改革方式是不符合俄罗斯国情的,因此,必然导致经济衰退。张康琴教授谈到“由于经济结构不同,目标模式不同,因此中国与俄罗斯过渡的方式、时间、难易程度也就不同。可是,过渡不能一步到位这一点是共同的。前苏联国有企业比重高,政府社会负担重,说明改革的难度更大,更不能采用‘休克疗法’式的过渡方针,即采取政府一撒手不管国有企业,任其进入大海自由游泳,一律取消对其补贴和社会保障责任的措施。”张康琴进一步指出:“一国经济转轨的成败,不是主要取决于其经济发展水平,而是主要取决于其执行者所采取的转轨政策是否符合本国国情。”“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从整体上来说,转轨只能是渐进的”(张康琴,1995)。
现在再探讨一下俄罗斯经济改革战略的调整以及近年来经济增长的真实原因。90年代中期,在探讨经济改革失败原因时,俄罗斯各界人士普遍认为:激进改革所倡导的经济自由放任、放弃国家干预是重大的政策失误。取代盖达尔上台的切尔诺梅尔金力图改变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多次强调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重要性,并制定了一系列实施方案。1998年9月11日,俄罗斯国家杜马批准总统对普里马科夫的提名,以善于搞“平衡战略”著称的普里马科夫当选为俄罗斯独立以来的第5位总理。虽然普里马科夫执总理执政也非常短暂,但是普里马科夫制定和实施的反危机计划,以及在稳定经济的纲领中,提出了新的经济改革模式构想。
普里马科夫执政后首先制订和实施了“经济协议政策”,来遏制经济危机。在此基础上,1998年11月俄联邦政府和中央银行提出了《俄联邦政府和俄中央银行关于稳定国内经济形势的措施》,该文件有明确的目标,“建立面向社会,有国家参与的市场,因为不这样就无法建成真正文明的、而不是虚假的市场”。这一提法不仅明确了国家对经济的作用,而且初步勾勒了俄罗斯新的改革目标模式。
1999年8月9日,叶利钦任命普京为代总理,此后普京的政治地位不断巩固,并最终成为俄罗斯总统,这标志着俄罗斯普京时代的开始。普京总统执政的总的方针思路是:既不对前苏联70年的成就全盘否定,也不对叶利钦时代改革全面肯定,要采取“渐进的、逐步的和审慎的方法”将俄罗斯建设成为“发达、繁荣和强大的国家”。也就是走所谓的具有俄罗斯特色的第三条道路。
对于经济改革目标模式,普京在在竞选总统前所著《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体现的核心思想是:“90年代的经验雄辩地证明,照搬别国课本上抽象的模式和公式,以及机械照抄别国的经验是不可取的”。他主张“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建立完整的国家调整体系”。对于激进改革普京评价说:“俄罗斯在政治动荡和激进改革中已精疲力尽”,因此,“每个国家,包括俄罗斯,都必须寻找自己的改革道路。俄罗斯只是最近一两年才开始摸索自己的改革道路和寻找自己的改革模式。只有将市场经济和民主原则与实际有机结合起来,才会有光明的未来”(俄独立报,1999年12月30日)(注:普京的论述不仅是对激进改革的否定,而且也表明激进改革并没有带来政治上的民主,而是政治上的混乱,比较典型的是1993年秋发生的总统与议会危机,在只有少数俄罗斯选民支持的情况下前统总统叶利钦强制实施行政主导的宪法。该宪法规定了政府部门尤其是总统职位赋予了超常的权力(第83-93条),这一点可以从前统总统叶利钦可以轻易解散议会和罢免政府总理就可以看得出。另外,普京所谓的激进改革所带来政治动荡,主要指俄罗斯的寡头政治和地方政治与中央权力的分离。因此俄罗斯的激进改革一直与“宪政”的混乱相伴。)。
在确立国家干预经济,抛弃经济完全自由化的改革思想下,俄罗斯改革基本停止了私有化,因此,到目前为止,俄罗斯企业层次上的国有财产规模还是相当大的,据统计,1998年1月1日,属于联邦国有制的企业和组织仍有2万家,其中单一制国有企业有1.3万家。此外,大约5000家私有化企业股金按不同期限规定属于国有,其中包括:在831家股份公司中,国有资产的注册比重超过50%,在2004家股份公司中这一比重是25%-50%;在1400家股份公司中占25%,而在631家企业中,国家拥有“黄金”股。由此可见,国家在2835家股份公司中拥有股票控制额和冻结额,这些公司占股份公司总数的10%,加上国家拥有“黄金”股的公司,共占所有股份公司的12.3%。国家持有股票额最多的是燃料动力综合体(700家公司)、运输企业(1300家公司)和军工综合体(300家公司)(L.阿巴尔金,20
1998年以来,尤其是普京总统执政以来,俄罗斯基本上停止了私有化,这使得国家仍然保持着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和调控力。而恰好是这一点保证了俄罗斯经济的稳定和生产的复苏。
近年来,俄罗斯政府制定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在生产上努力提高投资的积极性,优先发展高科技生产密集型产品的行业,实施合理的结构政策,建立起有效的财政金融体系,打击金融信贷领域有组织犯罪,循序渐进实现俄罗斯经济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由于实施了有效的国家干预政策,加之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尤其是石油价格上涨),俄罗斯经济在1999年下半年开始复苏,2000年,俄罗斯经济增长率为8.3%,在全世界是最高的。2001年,俄罗斯经济增长率是5.8%(俄国家年度统计公报),继续大幅度地增长。
四、从两种改革方式论战中得到的启示
20世纪30年代,国际经济学围绕计划经济体制能否成功运作曾展开一场国际大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计划经济能否实现有效的合理配置资源。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至今,国际经济学界又在进行一场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否建成市场经济的论战(注:1920年米塞斯发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核算》一文,实际上是否定了传统计划经济模式能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可能性,哈耶克随之附合。以波兰著名经济学家兰格和美国经济学家泰勒为代表则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进行改革能够实现资源配置最优。他们提出了“兰格——泰勒”模式,这一模式对东欧20世纪60年代经济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值得深思的是:科尔内继承了兰格等人的思想,也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理论,提出了著名的科尔内模式。但是匈牙利剧变后科尔内首先抛弃了自己的理论,1990年科尔内在美国出版了《通向自由市场经济的道路》一书(该书就是回应哈耶克的名著《通向奴役的道路》),系统阐述了新的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构想。科尔内明确提出经济转轨的目标是:建立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这表明科尔内根本否定了在社会主义制度内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可行性,这实际上也标志着科尔内最后回到了米塞斯、哈耶克的观点和立场上了。)。这也说明,转轨经济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规范理论,由于较深入地探讨了一些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问题,业已显示出其发展的生命力。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20多年来改革实践中产生和形成的凝结众多理论家智慧的结晶,具有中国特色的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理论,无疑应当是中国的转轨经济学乃至一般性转轨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其核心思想为:(1)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基础,改革自始至终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2)一个国家在改革中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改革是为了发展,只有稳定才能进行顺利改革。正是基于这一点,决定了中国改革必然是渐进性的;(3)衡量改革的成败必须依据“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改革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157472.html
此外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符合中国生产力落后,经济结构差异,社会政治需要稳定的国情;而俄罗斯采取激进改革方式是不符合俄罗斯国情的,因此,必然导致经济衰退。张康琴教授谈到“由于经济结构不同,目标模式不同,因此中国与俄罗斯过渡的方式、时间、难易程度也就不同。可是,过渡不能一步到位这一点是共同的。前苏联国有企业比重高,政府社会负担重,说明改革的难度更大,更不能采用‘休克疗法’式的过渡方针,即采取政府一撒手不管国有企业,任其进入大海自由游泳,一律取消对其补贴和社会保障责任的措施。”张康琴进一步指出:“一国经济转轨的成败,不是主要取决于其经济发展水平,而是主要取决于其执行者所采取的转轨政策是否符合本国国情。”“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从整体上来说,转轨只能是渐进的”(张康琴,1995)。
现在再探讨一下俄罗斯经济改革战略的调整以及近年来经济增长的真实原因。90年代中期,在探讨经济改革失败原因时,俄罗斯各界人士普遍认为:激进改革所倡导的经济自由放任、放弃国家干预是重大的政策失误。取代盖达尔上台的切尔诺梅尔金力图改变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多次强调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重要性,并制定了一系列实施方案。1998年9月11日,俄罗斯国家杜马批准总统对普里马科夫的提名,以善于搞“平衡战略”著称的普里马科夫当选为俄罗斯独立以来的第5位总理。虽然普里马科夫执总理执政也非常短暂,但是普里马科夫制定和实施的反危机计划,以及在稳定经济的纲领中,提出了新的经济改革模式构想。
普里马科夫执政后首先制订和实施了“经济协议政策”,来遏制经济危机。在此基础上,1998年11月俄联邦政府和中央银行提出了《俄联邦政府和俄中央银行关于稳定国内经济形势的措施》,该文件有明确的目标,“建立面向社会,有国家参与的市场,因为不这样就无法建成真正文明的、而不是虚假的市场”。这一提法不仅明确了国家对经济的作用,而且初步勾勒了俄罗斯新的改革目标模式。
1999年8月9日,叶利钦任命普京为代总理,此后普京的政治地位不断巩固,并最终成为俄罗斯总统,这标志着俄罗斯普京时代的开始。普京总统执政的总的方针思路是:既不对前苏联70年的成就全盘否定,也不对叶利钦时代改革全面肯定,要采取“渐进的、逐步的和审慎的方法”将俄罗斯建设成为“发达、繁荣和强大的国家”。也就是走所谓的具有俄罗斯特色的第三条道路。
对于经济改革目标模式,普京在在竞选总统前所著《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体现的核心思想是:“90年代的经验雄辩地证明,照搬别国课本上抽象的模式和公式,以及机械照抄别国的经验是不可取的”。他主张“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建立完整的国家调整体系”。对于激进改革普京评价说:“俄罗斯在政治动荡和激进改革中已精疲力尽”,因此,“每个国家,包括俄罗斯,都必须寻找自己的改革道路。俄罗斯只是最近一两年才开始摸索自己的改革道路和寻找自己的改革模式。只有将市场经济和民主原则与实际有机结合起来,才会有光明的未来”(俄独立报,1999年12月30日)(注:普京的论述不仅是对激进改革的否定,而且也表明激进改革并没有带来政治上的民主,而是政治上的混乱,比较典型的是1993年秋发生的总统与议会危机,在只有少数俄罗斯选民支持的情况下前统总统叶利钦强制实施行政主导的宪法。该宪法规定了政府部门尤其是总统职位赋予了超常的权力(第83-93条),这一点可以从前统总统叶利钦可以轻易解散议会和罢免政府总理就可以看得出。另外,普京所谓的激进改革所带来政治动荡,主要指俄罗斯的寡头政治和地方政治与中央权力的分离。因此俄罗斯的激进改革一直与“宪政”的混乱相伴。)。
在确立国家干预经济,抛弃经济完全自由化的改革思想下,俄罗斯改革基本停止了私有化,因此,到目前为止,俄罗斯企业层次上的国有财产规模还是相当大的,据统计,1998年1月1日,属于联邦国有制的企业和组织仍有2万家,其中单一制国有企业有1.3万家。此外,大约5000家私有化企业股金按不同期限规定属于国有,其中包括:在831家股份公司中,国有资产的注册比重超过50%,在2004家股份公司中这一比重是25%-50%;在1400家股份公司中占25%,而在631家企业中,国家拥有“黄金”股。由此可见,国家在2835家股份公司中拥有股票控制额和冻结额,这些公司占股份公司总数的10%,加上国家拥有“黄金”股的公司,共占所有股份公司的12.3%。国家持有股票额最多的是燃料动力综合体(700家公司)、运输企业(1300家公司)和军工综合体(300家公司)(L.阿巴尔金,20
01中文版,第178页)。
1998年以来,尤其是普京总统执政以来,俄罗斯基本上停止了私有化,这使得国家仍然保持着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和调控力。而恰好是这一点保证了俄罗斯经济的稳定和生产的复苏。
近年来,俄罗斯政府制定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在生产上努力提高投资的积极性,优先发展高科技生产密集型产品的行业,实施合理的结构政策,建立起有效的财政金融体系,打击金融信贷领域有组织犯罪,循序渐进实现俄罗斯经济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由于实施了有效的国家干预政策,加之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尤其是石油价格上涨),俄罗斯经济在1999年下半年开始复苏,2000年,俄罗斯经济增长率为8.3%,在全世界是最高的。2001年,俄罗斯经济增长率是5.8%(俄国家年度统计公报),继续大幅度地增长。
四、从两种改革方式论战中得到的启示
20世纪30年代,国际经济学围绕计划经济体制能否成功运作曾展开一场国际大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计划经济能否实现有效的合理配置资源。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至今,国际经济学界又在进行一场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否建成市场经济的论战(注:1920年米塞斯发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核算》一文,实际上是否定了传统计划经济模式能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可能性,哈耶克随之附合。以波兰著名经济学家兰格和美国经济学家泰勒为代表则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进行改革能够实现资源配置最优。他们提出了“兰格——泰勒”模式,这一模式对东欧20世纪60年代经济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值得深思的是:科尔内继承了兰格等人的思想,也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理论,提出了著名的科尔内模式。但是匈牙利剧变后科尔内首先抛弃了自己的理论,1990年科尔内在美国出版了《通向自由市场经济的道路》一书(该书就是回应哈耶克的名著《通向奴役的道路》),系统阐述了新的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构想。科尔内明确提出经济转轨的目标是:建立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这表明科尔内根本否定了在社会主义制度内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可行性,这实际上也标志着科尔内最后回到了米塞斯、哈耶克的观点和立场上了。)。这也说明,转轨经济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规范理论,由于较深入地探讨了一些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问题,业已显示出其发展的生命力。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20多年来改革实践中产生和形成的凝结众多理论家智慧的结晶,具有中国特色的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理论,无疑应当是中国的转轨经济学乃至一般性转轨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其核心思想为:(1)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基础,改革自始至终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2)一个国家在改革中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改革是为了发展,只有稳定才能进行顺利改革。正是基于这一点,决定了中国改革必然是渐进性的;(3)衡量改革的成败必须依据“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改革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