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行为将会限制中国的经济增长吗？
的地方政府也有类似的计划。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优先的影响远远超越了政府预算这个范围。一个有关失败的投资项目的调查发现：
大部分国有企业的项目都是以能否获得政府和上级领导的支持为激励的，这些支持的形式包括地区的产业政策倾斜，特殊的税收和贷款待遇。而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详细的市场调查和需求分析几乎不被注意（Huang et al.1999，pp.11）。
最近，财政部在全国层次上建立的企业司和省市级层次上建立的相同性质的实体，也许正是以商业利益为代价，来加强政府对企业领导人委任、商业政策挑选、技术选择和投资决策的影响。（注：在2001年5月访问中国期间，企业司的代表曾向我明确地谈到，他们的计划和操作程序与中国的市场经济目标原则完全一致。有关这个实体的工作议程和目的的书面描述可见Geng Hong（2001）， Wang Limin（2001），和Ministry of Finance（2001，2002）。）近在工业领域政治学习的扩大也显示出与金融领域相同的趋势，即政党对企业人事任免的重要影响。（注：党校和会议教授了些什么呢？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的领导批评银行家们“忽视党的政策而仅考虑商业利益”（Gilley and Murphey，2001）。这说明政党的影响限制了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实现中国金融政策最基本目标的能力：墨守惜贷原则、拒绝向不具有还款能力的企业或项目贷款、催促未归还贷款全部归还。）
3、糟糕的企业管理
过度的政府干预并非是导致投资决策不利的唯一因素。中国的研究者们对于管理决策也给出了苛刻的评价。一项研究发现，“企业的主要领导人几乎没有时间详细了解企业的战略实质”，“企业还没有进行技术分析就已经进口了该技术所需的主要原料”，“企业经常不考虑竞争对手的情况就作出了投资决策”，一些重大决策有时仅建立在风尚、企业领导人的心血来潮或是糟糕的项目评估基础之上。
4、有限的公司治理
虽然经历多年积极的改革，但是从计划经济年代遗留下来的公司治理依旧是中国经济的一大弱点。这一问题的实质人尽皆知。而在新的企业形式中，尤其是在代表中国未来企业体系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存在治理不足的种种迹象，则指出了新的问题，并且这些问题也许并不会随着改革的进程而消退。上市公司的平均盈利率最近几年急速下跌。一些简单的估计就能揭示1993年到1996年股份制企业每单位固定资产的平均产出和全要素生产率急速下降（Jefferson et al.，2000）。把这一分析稍做扩展就会发现，1996年到1999年每单位固定资产的平均产出进一步下降而全要素生产率停滞不前。所以没有迹象表明可以期望新建立的企业体系会有上好表现。
定性的证据也同样并不鼓舞人心。中国的学者责问新旧所有权形式下的公司治理结构：股份制企业的所有权被认为是“杂乱无章的”（Kang and Wang，2002），“上市企业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干预……许多小股东的权力和利益受到明显的侵害”（Zhang Wenkui，2001，pp.44）。企业虽然在名义上是独立的，但“事实上仍然在地方政府或某些部门的控制之下，所以难以实现真正的政企分开”（Chen Huai，2001， PP.51）。即使是官方的《人民日报》也以一语双关的标题“企业董事不懂事”讽刺新的企业体系（Directors，2001）。
四、结论
以上列举的一些事实表明，中国的投资体制存在的种种缺陷对一些重要的经济指标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很大比例的国家投资支出并没有真正创造出有益的结果：没有产出，没有销售额，没有工作，没有利润。许多中国经济中的弊病缓慢的就业增长，巨额的显性和隐性政府债务，大量的生产能力闲置，缓慢但持续的通货紧缩，大量无法归还的贷款和破产银行，都与投资体系中的缺陷紧密而直接地相联系。
因此作者认为，投资体系已成为中国经济中的“阿契里斯踵”。从这个角度看，朱总理提出致力于设计和实施合适的改革计划值得引起高度的重视。
通常在跟踪制度变化时人们会遇到许多困难，但中国投资体制的改革则为此提供一个不同寻常的例外。我们的评论指出，有三个指标在判断中国投资体制改革时非常有用：总产出和总投资的季节性波动是否缩小；未完工和未出售的商业用房的比例是否下降；以及代表贷款归还比例的收息率是否上升。正如这篇评论所阐明的，投资体制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所以对于有兴趣考察中国投资体制演变的观察家们而言，这三个并不直接的指标值得关注。
【参考文献】
Abstra
Beijing: Zhongguo tongji chubanshe.
Chen， Huai， 2001， "Policy Proposals for Large State-owned Investment Companies Participating in Reduction of State-owned Shares，" China Development Review 2 No. I， pp. 50-55.
Directors， 2001， Qiye dongshi budongshi 12 January 2001 [8 June 2001]. [Available from
wysiwyg://53/http://stock. 163.com/editor/010112/010112_33823.html].
Energy， 2002， Energy Scheme Fills New Fuel Chinadaily. com.cn， 11 June 2002
[23 August 2002].&nb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157618.html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优先的影响远远超越了政府预算这个范围。一个有关失败的投资项目的调查发现：
大部分国有企业的项目都是以能否获得政府和上级领导的支持为激励的，这些支持的形式包括地区的产业政策倾斜，特殊的税收和贷款待遇。而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详细的市场调查和需求分析几乎不被注意（Huang et al.1999，pp.11）。
最近，财政部在全国层次上建立的企业司和省市级层次上建立的相同性质的实体，也许正是以商业利益为代价，来加强政府对企业领导人委任、商业政策挑选、技术选择和投资决策的影响。（注：在2001年5月访问中国期间，企业司的代表曾向我明确地谈到，他们的计划和操作程序与中国的市场经济目标原则完全一致。有关这个实体的工作议程和目的的书面描述可见Geng Hong（2001）， Wang Limin（2001），和Ministry of Finance（2001，2002）。）近在工业领域政治学习的扩大也显示出与金融领域相同的趋势，即政党对企业人事任免的重要影响。（注：党校和会议教授了些什么呢？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的领导批评银行家们“忽视党的政策而仅考虑商业利益”（Gilley and Murphey，2001）。这说明政党的影响限制了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实现中国金融政策最基本目标的能力：墨守惜贷原则、拒绝向不具有还款能力的企业或项目贷款、催促未归还贷款全部归还。）
3、糟糕的企业管理
过度的政府干预并非是导致投资决策不利的唯一因素。中国的研究者们对于管理决策也给出了苛刻的评价。一项研究发现，“企业的主要领导人几乎没有时间详细了解企业的战略实质”，“企业还没有进行技术分析就已经进口了该技术所需的主要原料”，“企业经常不考虑竞争对手的情况就作出了投资决策”，一些重大决策有时仅建立在风尚、企业领导人的心血来潮或是糟糕的项目评估基础之上。
4、有限的公司治理
虽然经历多年积极的改革，但是从计划经济年代遗留下来的公司治理依旧是中国经济的一大弱点。这一问题的实质人尽皆知。而在新的企业形式中，尤其是在代表中国未来企业体系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存在治理不足的种种迹象，则指出了新的问题，并且这些问题也许并不会随着改革的进程而消退。上市公司的平均盈利率最近几年急速下跌。一些简单的估计就能揭示1993年到1996年股份制企业每单位固定资产的平均产出和全要素生产率急速下降（Jefferson et al.，2000）。把这一分析稍做扩展就会发现，1996年到1999年每单位固定资产的平均产出进一步下降而全要素生产率停滞不前。所以没有迹象表明可以期望新建立的企业体系会有上好表现。
定性的证据也同样并不鼓舞人心。中国的学者责问新旧所有权形式下的公司治理结构：股份制企业的所有权被认为是“杂乱无章的”（Kang and Wang，2002），“上市企业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干预……许多小股东的权力和利益受到明显的侵害”（Zhang Wenkui，2001，pp.44）。企业虽然在名义上是独立的，但“事实上仍然在地方政府或某些部门的控制之下，所以难以实现真正的政企分开”（Chen Huai，2001， PP.51）。即使是官方的《人民日报》也以一语双关的标题“企业董事不懂事”讽刺新的企业体系（Directors，2001）。
四、结论
以上列举的一些事实表明，中国的投资体制存在的种种缺陷对一些重要的经济指标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很大比例的国家投资支出并没有真正创造出有益的结果：没有产出，没有销售额，没有工作，没有利润。许多中国经济中的弊病缓慢的就业增长，巨额的显性和隐性政府债务，大量的生产能力闲置，缓慢但持续的通货紧缩，大量无法归还的贷款和破产银行，都与投资体系中的缺陷紧密而直接地相联系。
因此作者认为，投资体系已成为中国经济中的“阿契里斯踵”。从这个角度看，朱总理提出致力于设计和实施合适的改革计划值得引起高度的重视。
通常在跟踪制度变化时人们会遇到许多困难，但中国投资体制的改革则为此提供一个不同寻常的例外。我们的评论指出，有三个指标在判断中国投资体制改革时非常有用：总产出和总投资的季节性波动是否缩小；未完工和未出售的商业用房的比例是否下降；以及代表贷款归还比例的收息率是否上升。正如这篇评论所阐明的，投资体制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所以对于有兴趣考察中国投资体制演变的观察家们而言，这三个并不直接的指标值得关注。
【参考文献】
Abstra
ct， 2002， Zhongguo tongji zhaiyao 2002 [China Statistical Abstract 2002]，
Beijing: Zhongguo tongji chubanshe.
Chen， Huai， 2001， "Policy Proposals for Large State-owned Investment Companies Participating in Reduction of State-owned Shares，" China Development Review 2 No. I， pp. 50-55.
Directors， 2001， Qiye dongshi budongshi 12 January 2001 [8 June 2001]. [Available from
wysiwyg://53/http://stock. 163.com/editor/010112/010112_33823.html].
Energy， 2002， Energy Scheme Fills New Fuel Chinadaily. com.cn， 11 June 2002
[23 August 2002].&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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