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发展中的贸易政策调整

动；不考虑技术及其变动的影响。由赫克歇尔—俄林定理可知，发展中国家在最初阶段专门生产劳动密集型消费品，而发达国家则同时生产消费品和资本品。这样，两国间的贸易格局将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口消费品，同时从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将发展中国家的（消费品）产出、资本和劳动投入分别记为Y、K和L，可将总量生产函数表述如下：
　　Y=F(K,L)  (1)
　　假定生产函数是新古典类型的，并且是一次齐次的。人均生产函数形式可表达如下：
　　y=f(k)  (2)
　　(2)式满足Inada条件
　　附图
　　产品市场是竞争性的。企业将在产品及要素价格给定的条件下最大化利润：  
dY/d≤r/p　　　　　　　(3)
dY/dL≤w/p　　　　　　　(4)

　　
　　r是实际租率，w是实际工资，p是以投资品价格作为尺度的消费品。P是外生给定的和始终保持不变的。
　　用人均生产函数的形式，上述条件可以写为：  
dY/dK=dy/dk≤r/p　　　　　　　(5)
dY/dL=y(k)-(dy/dk)k≤w/p　　　　　　　(6)

　　
　　将工资对租率的比率记为Ω，可将静态效率条件记为：  
Ω=(dY/dL)/(dy/dk)=y/(dy/dk)-k　　　　　　　(7)

　　
　　产品市场均衡条件可以表达为投资与储蓄间的均等：  
I=p(F(K,L)-C)　　　　　　　(8)

　　
　　上式中，I是总投资，C是总消费。
　　假定贸易处于平衡，汇率是固定的。因此有：  
M=pX　　　　　　　(9)

　　
　　上式中，M是总进口，X是总出口。为方便起见，我们将汇率规范化为1。
　　发展中国家完全专业化于消费品的生产意味着：  
I=M=pX　　　　　　　(10)

　　
　　将上式代入储蓄—均衡条件，我们得到：  
X=Y(K,L)-C　　　　　　　(11)

　　
　　到此为止，我们完成了对模型静态部分的描述。让我们转向模型的动态部分。我们有基本的资本积累恒等式：  
I=dK/dt+δK　　　　　　　(12)

　　
　　上式中，δ是折旧率。
　　将上式代入基本的储蓄—投资均衡条件，得到下列的基本增长方程：  
dK/dt=p(F(K,L)-C)-δK　　　　　　　(13)

　　
　　此外，由方程(11)，我们有：  
dK/dt=pX-δK　　　　　　　(14)

　　
　　假定劳动力的增长率为外生给定的：  
dL/dt=nL　　　　　　　(15)

　　
　　上式中，L是劳动投入，n是劳动力增长率。运用人均形式，基本增长方程可以写为：  
dk/dt=p(y(k)-c)-(n+δ)k　　　　　　　(16)

　　
　　上式中，c是人均消费。
　　由于投资品完全来自进口，有：  
dk/dt=px-(n+δ)k　　　　　　　(17)

　　
　　上式中，x是人均出口。
　　比较这一方程与无贸易条件下的新古典基本增长方程，我们可以看出仅有的差别在于后一方程中的(y-c)为前一方程中的p(y-c)所代替[3]。在该模型中，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快于它处于封闭状态时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增长。这意味着贸易加速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赶超。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当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都已步入了现代经济增长的情况下，自由贸易可以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利于其实现经济赶超。
　　4.知识经济时代采取贸易保护容易导致产业升级缓慢和危机的发生
　　韩国政府从上世纪60年代起就制定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竭力扶持汽车工业的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韩国已经建立起了颇具规模的汽车工业。但此时政府依然不放松对汽车产业的保护和扶持，最终导致汽车产业的市场根基薄弱。一场危机过后，现代集团已在戴姆勒—克莱斯勒帐下听令，大宇集团成了福特公司的囊中之物。日本的制造业企业很早已走入国际市场，置身于激烈的国际竞争之中，并造就了大批世界一流的制造业企业；但日本的其他产业，尤其是金融、保险等服务行业则处于政府的保护之下，长期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创新乏力，不能为制造业提供新的投资项目和金融工具，使制造业中的大量剩余资本只能涌入有限的房地产和证券投机领域，这成为日本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严重泡沫经济的根本原因。20世纪90年代泡沫破灭后日本进入持续萧条期。与此相反，20世纪90年代以后，台湾鼓励中小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发展，因此台湾经济的整体状况比较健康，产业升级较为顺利，虽遭受东南亚危机冲击，经济仍能正常运转，这在电脑硬件设备制造领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今，在世界电脑硬件制造业中，台湾企业的生产能力已占居重要地位。
　　  三、推动自由贸易是当今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正确选择
　　1.保护贸易政策已越来越不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
　　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工业经济增长迅速，年均实际增长率达11.72%，第二产业在国内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90年的41.6%上升到1999年的49.3%。我国工业发展不仅规模相当可观，而且门类齐全，体系完整。“九五”期间，我国工业发展也已上升到较高阶段，一般加工工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相对稳定或有所下降，而技术相对密集产业的比重有所上升，尤其是技术密集度高和具有高新技术产业特征的医药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比重明显上升，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行业的比重升幅很

大，1999年的比重已高达8%[7]。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迅速增长带动了工业结构的升级。
　　自1978年以来，我国外贸也有了长足的发展。1999年的进出口总额相当于1978年的17.5倍。1979年～1999年的出口与进口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达15.3%和13.8%。从1980年到1998年，我国外贸出口占世界贸易出口的份额由0.9%上升到3.4%，世界排名由1980年的第26位上升到2000年的第7位。伴随着我国外贸出口的迅速增长，外贸出口的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工业制成品比重显著提高。我国制成品出口的份额由1980年的54%上升到1999年的89.8%，对出口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97.0%。在工业制成品中又以机电产品出口为主。1998年机电产品出口达665.4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达36.2%，连续4年成为中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7]。
　　由于我国工业与外贸的迅速发展，出口商品结构的不断优化，同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相比，我国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保护贸易政策已基本完成了其保护落后民族工业的历史使命，保护贸易政策逐渐失去了其当初存在的社会经济背景，不再适应我国社会经济继续发展的要求
　　2.保护贸易政策的边际成本日益递增，消极作用日益增强
　　1)保护贸易政策造成长期以来我国价格信号扭曲。一方面，价格信号扭曲造成我国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脱节。由于限制了进口，这就为一些落后的企业提供了宽松的生存空间，市场的优胜劣汰作用不能有效发挥。长期如此，市场就出现有效供给不足和无效供给过剩。产业结构与需求结构的严重脱节，这也是造成我国目前通货紧缩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价格信号扭曲使我国资源和产业的比较优势无法得到准确地反映。保护贸易政策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