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路径与中国经济增长
ECD（2002），其余数据是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有关数据计算而来。
二、FDI的“外溢”效果与对外贸易诱发的“干中学”效果
开放条件下由技术导致经济增长的机理突出表现为：对外开放进程中通过FDI所获得的“外溢”效果和贸易诱发的“干中学”效果，并且这两种效果主要表现在吸引先进国家或地区的FDI以及与先进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关系上。由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FDI、产业或贸易品的技术含量不同，因而中国吸引不同地区或国家的FDI所获得的FDI产业“外溢”效果及与不同国家或地区发生贸易关系所诱发的产业“干中学”效果也存在差异。从当今世界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技术先进性以及中国主要的FDI来源、主要贸易伙伴关系来看，中国在对外开放进程中最有可能从先进的工业国家和亚洲“四小龙”获得技术“外溢”效果和“干中学”效果。为了检测FDI的“外溢”效果与对外贸易诱发的“干中学”效果，本文采取下述计量模型作实证性分析（见表5；变量解释见表4）。
附图
表4 FDI以及对外贸易诱发“干中学”效果实证模型的变量说明
附图
注：这里的模型主要参照了Blomstrom and Persson、Kokko、Chuang and Lin等人所做的工作。采用了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20个行业的数据。
表5 FDI的“外溢”效果及贸易“干中学”效果的估计结果
附图
注：1.模型取10％的显著水平；DW=2.356。2.行业采用了行业固定虚拟变量。
回归结果表明，FDI（两项指标）对国有工业企业的生产率具有正溢出效果。外资企业固定资产/总固定资产（指标1）和外资企业就业人数/总就业人数（指标2）的“外溢”效果比较明显。可见，外资企业可以通过员工培训、新技术引进、市场的开拓和先进的管理理念等途径形成对国内企业的“外溢”效果。同时，外资企业较为密集的产业也会强化市场竞争，迫使国内企业提高竞争力。
对外贸易同样促使国内企业产生了“干中学”效果。从1995年的贸易数据来看，中国自OECD的进口主要集中在仪器仪表制造业（65.21％）和普通、专业机械制造业（42.48％）上，从亚洲“四小龙”的进口主要集中在化学纤维制造业（40.26％）和塑料制品业（31.49％）上。在出口方面，对OECD的出口主要集中在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91.66％）、家具制造业（88.68％）和服装及其他纤维制造业（82.27％）上；对亚洲“四小龙”的出口主要集中在服装及其他纤维制造业（47.61％）和仪器仪表制造业（29.1％）上。中国自OECD和亚洲“四小龙”国家进口机械设备等有技术含量的资本品促进了相关产业的竞争与发展，提升了国内企业的生产率，而向这些先进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品要求国内企业通过技术升级来降低成本并生产符合这些国家和地区市场要求的高品质产品，这同样会提升国内企业的生产率。实证研究也表明，中国企业自OECD和亚洲“四小龙”的进口资本品，或产品出口到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对国内企业产生了“干中学”效果，有助于迫使国内企业采用更先进的技术来提升生产率，促进整个经济的增长。
回归结果也同外资企业的员工生产率与国内企业的员工生产率存在差异的现实相符合，符合技术的“差距扩散”假说。[6]2000年“三资”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为71403元/从·年，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为49.68％；相比之下，同年国内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为54667元/从·年，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为6.88％。正是由于国内企业与先进国家或地区的外资投资企业在技术及管理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国内企业才能在通过努力维持市场生存空间的进程中获得“干中学”的效果。
三、技术进口与国内企业创新之间的替代
以上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政策导向下的FDI引进和对外贸易促进了产业技术的提升，推动了经济增长。同时，为实现部分技术跨越的战略构思，中国政府通过财政来积极支持科学和技术（S＆T）方面的基础研究。由于受制于财政收入的规模，改革进程中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摩擦需要财政资金来平衡，财政一直处于“紧运行”状态。因此，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用于科研的资金占GDP的比例相比（一般在2％～3％之间），目前中国的这一指标只有0.7％左右，存在有相当大的差距，而且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比重较低。在1995年至1999年间平均R&D的支出结构中，用于基础研究的比重为5.16％，应用研究的比重为24.37％，70.5％的R&D费用用于实验研究。表6显示，国家预算中的S&T费用在90年代以来基本上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这部分资金主要是供政府研究机构和大企业用于科学和技术研究（1999年88％的S&T费用被政府研究机构和大企业所用）。随着市场的逐步开放，竞争压力的加大，企业用于R&D的资金（科技部2000年的统计数字表明，企业用于R&D的资金占全社会R&D资金总量的49.6％，政府研究机构占38.5％，高等教育机构占9.3％，其他机构占2.6％）在最近几年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但与先进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创新能力相比，国内企业的创新能力仍不足，有限的资金也大多用于传统技术的改造。1999年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经费支出为1652亿元，其中的51.18％用于技术改造，技术开发资金只占34.33％[7]。
表6 S&T和R&D支出：1991年至1999年 （单位：亿元）
附图
注：α表示名义增长率，其余为与上年相比的真实变化。
资料来源：OECD（2002）。
就目前飞速发展的信息产业而论，信息技术对中国GDP的贡献程度远低于发达国家。2000年中国信息技术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约为10％，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则达到30％～50％。与此相一致的是，国内企业用于信息技术创新的投入更无法与先进国家的一些大企业相比。
信息技术的研发及其产品的市场化与风险资本密切相关。风险资本需要以发达的资本市场为基础，而中国现阶段的金融系统还难以起到产业推进器的作用。中国的银行业
可见，中国作为一个推行赶超战略的后发经济，企业自身或借助于外部资本来进行开发与创新的能力是相当有限的。在《洛桑报告》公布的全球国家竞争力的排名中，中国2001年的国际竞争力排名为第33位，2000年的技术竞争力排名为第28位，这也说明了这一点。
为弥补国内企业创新的不足，技术引进就成为技术扩散的重要途径。表7的数据说明了技术进口是中国企业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企业主要通过成套设备的进口来提升企业技术水平，到了90年代后期，核心设备的进口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约40％）。技术专利的进口基本保持在不到10％的水平，技术服务的进口一直占很小的比重，1993年至1997年技术服务的进口只占1.7％。
表7 中国技术进口结构类型1993年至1997年（％）
附图
近年来，中国的技术进口方式发生了变化。与前些年相比，2001年中国技术引进在呈现稳步发展态势的同时，技术转让成为技术进口的主要形式。这与中国的人力资本累积上升较快的趋势和企业支付能力的提高，以及法律对专利制度保护的逐步完善是一致的。在人力资本不足的情况下，采用FDI引进的方式对经济增长是相对有效的（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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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FDI的“外溢”效果与对外贸易诱发的“干中学”效果
开放条件下由技术导致经济增长的机理突出表现为：对外开放进程中通过FDI所获得的“外溢”效果和贸易诱发的“干中学”效果，并且这两种效果主要表现在吸引先进国家或地区的FDI以及与先进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关系上。由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FDI、产业或贸易品的技术含量不同，因而中国吸引不同地区或国家的FDI所获得的FDI产业“外溢”效果及与不同国家或地区发生贸易关系所诱发的产业“干中学”效果也存在差异。从当今世界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技术先进性以及中国主要的FDI来源、主要贸易伙伴关系来看，中国在对外开放进程中最有可能从先进的工业国家和亚洲“四小龙”获得技术“外溢”效果和“干中学”效果。为了检测FDI的“外溢”效果与对外贸易诱发的“干中学”效果，本文采取下述计量模型作实证性分析（见表5；变量解释见表4）。
附图
表4 FDI以及对外贸易诱发“干中学”效果实证模型的变量说明
附图
注：这里的模型主要参照了Blomstrom and Persson、Kokko、Chuang and Lin等人所做的工作。采用了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20个行业的数据。
表5 FDI的“外溢”效果及贸易“干中学”效果的估计结果
附图
注：1.模型取10％的显著水平；DW=2.356。2.行业采用了行业固定虚拟变量。
回归结果表明，FDI（两项指标）对国有工业企业的生产率具有正溢出效果。外资企业固定资产/总固定资产（指标1）和外资企业就业人数/总就业人数（指标2）的“外溢”效果比较明显。可见，外资企业可以通过员工培训、新技术引进、市场的开拓和先进的管理理念等途径形成对国内企业的“外溢”效果。同时，外资企业较为密集的产业也会强化市场竞争，迫使国内企业提高竞争力。
对外贸易同样促使国内企业产生了“干中学”效果。从1995年的贸易数据来看，中国自OECD的进口主要集中在仪器仪表制造业（65.21％）和普通、专业机械制造业（42.48％）上，从亚洲“四小龙”的进口主要集中在化学纤维制造业（40.26％）和塑料制品业（31.49％）上。在出口方面，对OECD的出口主要集中在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91.66％）、家具制造业（88.68％）和服装及其他纤维制造业（82.27％）上；对亚洲“四小龙”的出口主要集中在服装及其他纤维制造业（47.61％）和仪器仪表制造业（29.1％）上。中国自OECD和亚洲“四小龙”国家进口机械设备等有技术含量的资本品促进了相关产业的竞争与发展，提升了国内企业的生产率，而向这些先进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品要求国内企业通过技术升级来降低成本并生产符合这些国家和地区市场要求的高品质产品，这同样会提升国内企业的生产率。实证研究也表明，中国企业自OECD和亚洲“四小龙”的进口资本品，或产品出口到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对国内企业产生了“干中学”效果，有助于迫使国内企业采用更先进的技术来提升生产率，促进整个经济的增长。
回归结果也同外资企业的员工生产率与国内企业的员工生产率存在差异的现实相符合，符合技术的“差距扩散”假说。[6]2000年“三资”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为71403元/从·年，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为49.68％；相比之下，同年国内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为54667元/从·年，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为6.88％。正是由于国内企业与先进国家或地区的外资投资企业在技术及管理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国内企业才能在通过努力维持市场生存空间的进程中获得“干中学”的效果。
三、技术进口与国内企业创新之间的替代
以上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政策导向下的FDI引进和对外贸易促进了产业技术的提升，推动了经济增长。同时，为实现部分技术跨越的战略构思，中国政府通过财政来积极支持科学和技术（S＆T）方面的基础研究。由于受制于财政收入的规模，改革进程中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摩擦需要财政资金来平衡，财政一直处于“紧运行”状态。因此，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用于科研的资金占GDP的比例相比（一般在2％～3％之间），目前中国的这一指标只有0.7％左右，存在有相当大的差距，而且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比重较低。在1995年至1999年间平均R&D的支出结构中，用于基础研究的比重为5.16％，应用研究的比重为24.37％，70.5％的R&D费用用于实验研究。表6显示，国家预算中的S&T费用在90年代以来基本上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这部分资金主要是供政府研究机构和大企业用于科学和技术研究（1999年88％的S&T费用被政府研究机构和大企业所用）。随着市场的逐步开放，竞争压力的加大，企业用于R&D的资金（科技部2000年的统计数字表明，企业用于R&D的资金占全社会R&D资金总量的49.6％，政府研究机构占38.5％，高等教育机构占9.3％，其他机构占2.6％）在最近几年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但与先进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创新能力相比，国内企业的创新能力仍不足，有限的资金也大多用于传统技术的改造。1999年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经费支出为1652亿元，其中的51.18％用于技术改造，技术开发资金只占34.33％[7]。
表6 S&T和R&D支出：1991年至1999年 （单位：亿元）
附图
注：α表示名义增长率，其余为与上年相比的真实变化。
资料来源：OECD（2002）。
就目前飞速发展的信息产业而论，信息技术对中国GDP的贡献程度远低于发达国家。2000年中国信息技术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约为10％，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则达到30％～50％。与此相一致的是，国内企业用于信息技术创新的投入更无法与先进国家的一些大企业相比。
信息技术的研发及其产品的市场化与风险资本密切相关。风险资本需要以发达的资本市场为基础，而中国现阶段的金融系统还难以起到产业推进器的作用。中国的银行业
一直扮演着信贷者的角色，法律还不允许银行介入风险投资（股权投资），中国的金融机构还不能像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那样发挥推进产业升级与创新的作用（如德国的银行、英国的养老基金、日本的保险公司在风险资本运作上各自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时，由于规模和金融资源在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分配还存在摩擦等制度方面的原因，中国的股权市场还不能像发达国家的股权市场那样起到推进风险资本发展的作用（如美国的金融市场对风险资本发展的促进）。而且研究也表明，95％的研发项目没有产生任何结果，只有5％的项目最后成为可以申请专利的技术。因此，中国现阶段的企业还难以借助外部风险资本来承受如此高的投入和风险。
可见，中国作为一个推行赶超战略的后发经济，企业自身或借助于外部资本来进行开发与创新的能力是相当有限的。在《洛桑报告》公布的全球国家竞争力的排名中，中国2001年的国际竞争力排名为第33位，2000年的技术竞争力排名为第28位，这也说明了这一点。
为弥补国内企业创新的不足，技术引进就成为技术扩散的重要途径。表7的数据说明了技术进口是中国企业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企业主要通过成套设备的进口来提升企业技术水平，到了90年代后期，核心设备的进口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约40％）。技术专利的进口基本保持在不到10％的水平，技术服务的进口一直占很小的比重，1993年至1997年技术服务的进口只占1.7％。
表7 中国技术进口结构类型1993年至1997年（％）
附图
近年来，中国的技术进口方式发生了变化。与前些年相比，2001年中国技术引进在呈现稳步发展态势的同时，技术转让成为技术进口的主要形式。这与中国的人力资本累积上升较快的趋势和企业支付能力的提高，以及法律对专利制度保护的逐步完善是一致的。在人力资本不足的情况下，采用FDI引进的方式对经济增长是相对有效的（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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