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考察平等和不平等

甲和乙不可能做的事。这就要求我们在平等问题中必须认真对待两类多样性，一是人类的基本异质性，二是由前者决定的“空间”的多元性（评价变量的多样性）。为了充分地衡量平等，一方面要建立一个充分的利益观，另一方面要使利益概念（也就是比较变量）与人际差异事实相适应。以上述方法论态度为出发点，一些常见的平等观明显具有局限性，尤其是当前广为流行的三种平等观：收入平等观，功利主义平等观，罗尔斯的正义论。首先他们都持一种狭隘的利益观。收入平等观仅仅关注物质收入和财富；功利主义（福利主义）把效用看成利益的唯一指标器。虽然罗尔斯把基本善界定为“每个有理性的人都需要的东西”，包括“权利，自由，机会，收入，财富和自尊的社会基础”，更关切人的自由，从而突破了收入和效用的局限性。但是，基本善实际上关注的仍是实现自由的手段，而非自由本身。
　　再者，由于三种方法都忽视了人际差异的存在，就无法充分衡量不平等。因为即使人们获得相同的收入和基本善，个体之间的差异也会造成不同人获得有质量生活的机会不同。我们难以从收入平等推导出人们面对的实际机会平等，因为人们能或不能做某事、能或不能实现什么目标，不仅仅依赖于他们的收入，还取决于他们的自然和社会特性。效用是一个心理度量指标，它不可能精确度量不平等的程度，一个长期过着极端穷困潦倒生活的人，会为一点点小恩惠而感到快乐，并尽力消减自己的欲望以适应恶劣的环境。把基本善转换为成就和自由上也存在人际变化，怀孕或需要看护婴儿的妇女，与无此负担的男人相比，拥有的自由要更少，即便他们在基本善持有上是平等的。人际差异事实显示，一个人是否能营养良好，不仅取决于收入、基本善的多少，还决定于他的新陈代谢率、身高体重、性别、气候环境、怀孕与否等等。由于人际之间的不同，两个拥有相同收入和基本善的人，一个可能容易获得较好营养，另一个可能根本没有能力避免营养不良。
　　传统方法的不足表明，需要一种更为有效的分析手段来评价平等。诚如森本人所言，他既要为平等问题的探讨提供一种方法论，也要提供一种怎样评价平等的实质方法，于是他提出了自己的能力平等观。
　　  能力平等观
　　森认为，充分的评价方法首先应建立在较为宽泛的利益概念基础上。按照他的观点，一个人的利益不只包括物质成就，还包括自由和权利等其他价值目标。一个人具有不可约减的“二元性”，我们既可以从福利方面看待他，也可以从能动性方面看待他，后者包括了个人重视的任何合理目标，而不止于福利方面。传统经济平等主义的错误就在于，把物质方面的成就视为唯一焦点，忽视了人的自由和能动性方面。其次，新的评价方法应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差异作为考虑因素，能有效地与现实的人际差异挂起钩来。
　　为此，森提出了用功能和能力来看待个人利益和衡量平等。从广义上讲，个人利益指一个人的生活状态，而生活又被看成由一系列功能构成。功能就是一个人能够做什么和能够怎样生活，包括营养良好、身体健康、避免疾病等最基本的功能，还包括像快乐、自尊、受人尊重、可以参加正常的社交活动等复杂功能。所谓能力就是在各种功能组合中所能选择的组合，也就是说能使功能得到发挥的力量，凭借这种能力个人能实现有价值的功能。收入、财富、效用、基本善的获得都有赖于个人能力的大小，比如，良好的教育和健康的身体能增强个人获得更多收入及摆脱贫困的能力。简而言之，能力标志了个人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另一方面，能力体现的就是个人过某类生活或实现合理目标的自由，个人有实质自由去选择他认为有价值生活，一个人的能力越大，他过某种生活的自由也就越大。
　　从森的角度而言，用能力方法进行评价至少有着如下优点。首先，能力观拓宽了对个人利益概念的理解。能力观超越了收入、效用、福利、基本善的狭隘性，给出了一个较为宽泛的利益概念，把人的自由和能力也看成利益的代表，从而囊括了生活中的各种有价值活动。正如森在其所编《生活质量》的序言中说的，我们应该知道的不仅是人们有多少钱，还应该包括，他们怎样生活、他们的寿命、受到的教育、得到的医疗服务、拥有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等。
　　其次，将信息基础扩展到能力，丰富了我们对不平等和贫困的理解。即便一个人收入与他人相同或甚至更高，假如没有机会参加正常的社会活动，或者没有职业，只是通过政府救济获得高收入的，或者需要花费很多收入来治病，那么他仍然处在不平等之中。家庭收入不可能真实反应家庭内的性别歧视（存在“男孩偏好”），女性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一些国家中存在的“女性人口失踪”是由女性正常权利被剥夺造成的。饥饿是指一些人没有足够能力得到食物，而非没有足够的粮食，失业、通货膨胀等造成人们丧失了支配足够食物的能力。贫困不是单纯的低收入，很大程度上它是由于基本能力的缺乏。在这里，能力平等观没有忽视除收入不平等之外的其他类型剥夺，例如失业、患有疾病、不健康、没有受到基本教育等。作为自由体现的能力，还表明政治自由和社会机会都是平等的内涵，民主自由制度也是防御饥荒的重要手段，由于有了公民的政治自由和新闻自由，在政治上激励政府采取防止饥荒的政策，而这是收入平等无法显现的。
　　从能力角度比较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平等状况，结果将更为复杂。比较美国和欧洲，从就业能力来看，美国要强于欧洲，美国的失业率要低于欧洲，但是从生存能力（卫生保健、医疗保障等）来看，欧洲要好于美国。比较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从收入来看，非洲裔美国人的收入可能要高于第三世界国家的人们，但是从死亡率和预期寿命来看，非州裔美国人比许多穷国的人民还要差，这是由于一个富裕国家中的人要实现与穷国中的人的同样功能，需要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特定商品。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比较来看，预期寿命上，1991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平均为五十二岁，印度是六十岁；但印度的营养不良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更为严重，非洲的营养不良儿童的比例是20%-40%，印度有40%-60%。上述的多视角比较尽管使问题复杂了，但却使加深了我们对问题的理解。
　　第三，能力观促使我们重新理解政府行为和公共政策。森从能力观出发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论证，使公共行为观念在解决不平等、饥荒和贫困问题上获得新生。一方面，他认为政府

对消除不平等和贫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有效的公共政策存在与否影响着人们的福利，例如，生活在纽约市哈莱姆地区（黑人居住区）的人很少达到孟加拉国的人均寿命，其原因并非哈莱姆人有着比孟加拉国人更低的收入，而是由于哈莱姆地区没有充分地健康关怀和医疗保障，以及犯罪现象的猖獗。一个干涉的公共政策提供应得权利给予潜在的饥荒受害者，就可以防止大饥荒的发生。另一方面，与以往较多关注个人物质利益不同，森主张，政府的公共行为应该更多关注个人能力或自由的提高，比如基本教育、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男女平等政策等等。在饥荒发生时，公共机构要确保每一个人的食物权利，它不仅包括发放救济食品、迁徙饥民等一般措施，更应采取政策来使灾民取得他们期望得到食品的权利和能力。此时，更有意义的不是保证“食物供给”，而是保障“食物权利”。
　　  意义
　　就总体的方法论而言，森试图恢复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广泛和深刻的联系，发挥经济学的社会有用性，而这是现在主流经济学所忽视和不予考虑的。森对平等的考察，就凸显出经济学和伦理学的有机结合。
　　他主张，解释和描述经济现象的实证研究和从价值角度评价经济政策和经济行为的规范性研究，并非不可调和。描述性分析和规范性分析是密切相关的，我们既可以从客观意义角度考察平等的内容，也可用规范观念来评价平等。在对平等进行客观衡量时，必须引入规范的考虑；对平等的伦理考虑，也依赖于对平等的客观分析。“这种方法论观点本质上反映了我们的不平等概念的二元性”，也就是说，平等概念本身就内涵了描述性内容和规范性内容。
　　当然，“联姻”也非随意的。作为经济学家，森强调描述性分析是必要前提，这也就是为何他把“什么方面平等？”置于“为什么平等？”之前的原因。他考察平等，不是急忙先表态，而是通过缜密地分析，引用大量经验数据和比较各种信息，揭示平等问题的性质、要求和内容，以及它所可能牵扯到一系列因素，进一步才提出了能力观。比如，在贫困问题上，他明确指出描述应先于规范性的政策选择，第一步是要识别贫困，其次才是选择实际政策。当然，另一方面，描述性方法也无法回避价值考虑，伦理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