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考察平等和不平等
虑对经济研究有着不可低估的贡献。这不仅在于每个人都是价值主体，而且事实上，道德因素深深影响着人们的一切行为（自然包括了经济行为）。因此，既然经济学要分析人的行为，那么它就必须关注作为客观要素存在的个人价值倾向。一定意义上说，实证研究预设了价值前提，当每一个社会安排理论描述性分析某一方面平等时，都不言而喻地肯定了平等的价值。因此，森在《伦理学和经济学》一书中，强调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的必要性。
更为有意义的是，无论是分析经济问题还是研究伦理问题，森都主张多元化的方法。他认为，对个人和社会进行评价，有多种需要考虑的信息。信息考虑的全面与否关系到分析的效果，在信息上“过于节俭”是明显的“一元论”。从多元论出发，权利和自由，既有内在价值又有工具价值，既是目的也是手段；粮食短缺和个人应得权利缺乏都是不可忽视的饥荒成因；虽然从收入转到能力可以更好地理解贫穷的存在，但收入下降导致贫穷也非一个愚蠢提法，个人能力的缺乏很可能与低收入相关；平等也并不是唯一的社会责任，还存在效率等要求。在平等问题上，森同样持多元化的立场，“虽然我认为基本能力平等比其它类型的平等有着非常明显的优点，可这并不意味着，其它类型平等在道德上毫无意义。”。能力方法不是唯一可行的方法，也没有穷尽一切价值。而之所以强调关注“能力”，除了以往人们忽视了这一方面，更在于能力方法内在就是多元主义的，功能的内涵要比收入、效用等丰富的多，存在各种各样的功能。
实际上，森敏锐地把握了问题的根本：无论经济学还是伦理学，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说明人类实际行为以及做出正确评价。既然实际行为受多重因素影响，那么评价包含的信息自然就应具有多样性，缩减多元信息基础必然会失去许多有意义的东西。无论如何，分析和评价都不是全有和全无的问题，各种要素可能都在起作用，有时一种占主导地位，有时另一种又是主要的。所以森说，“我相信，那种复杂性不可避免地赋予了问题的本性。毕竟，简单性不是唯一的美德。”
森的平等观不仅在方法上富有新意，而且也丰富了我们对经济和社会现象的理解。森认为，经济学家作为一个整体从来没有忽视平等，其实他们拘泥于收入方面到是问题所在。即便罗尔斯的正义论也有一个“拜物教”成分，基本善忽视了物品和人之间的关系，效用虽然触及了这种关系，却是忽视人类差异的心理联系。传统思维方式只考虑实际存在的东西，而不考虑谁在支配这些东西。能力方法超越了经济平等主义只考虑物质因素的狭隘性，摆脱了平等问题上的“拜物主义”，以功能和能力为核心，成功地把对物质和结果方面的考察与对自由和权利方面的考察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对不平等的评价从实际状态转向机会，从商品转向功能，从得到什么转向能获得什么。大量的经验事实已经证明，在衡量平等、解析贫困、探究饥荒问题上，这种方法的运用经常更加行之有效。
在强调发展的当今世界，森还扩展了我们的发展观。发展不能被狭隘地理解为工业化的进步、GNP的增长、个人收入的提高和能买更多的商品，它还应关注人们的生活状况：是否他们能避免可防御的疾病和早亡，能避免挨饿，能获得足够的营养，能投票参加选举，能得到普通教育等。总之，发展应该意味着人们能做更多的事，它要求消除一切剥夺人们正常能力发挥的根源，它的最终目的在于扩展个人的选择和机会，为个人提供更多的积极自由，增强使他们认为有价值生活的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信息基础确立为能力的做法就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基础性和根本性的转变。
我们生活在一个几个世纪以前都无法想象的物质财富极为丰富且还在日益增长的时代，可同时，贫困、贫穷、饥荒、饥饿、各种歧视、各种不平等等现象依旧充斥于世界的每个角落。让我们牢记，森——这位“经济学良心”的辩护者的告诫：关心社会上的不利群体，把提高每一个人的能力和自由作为我们社会的必要承诺。
【参考文献】
[1] Amartya Sen,On Economic Inequality,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2] Amartya Sen,Inequality Reexamined,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1995
[3] Amartya Sen,Development as Freedom,New York:Knope,1999
[4] Amartya Sen,The Quality Of Life,ed by &
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
[5] 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王宇、王文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6] 阿马蒂亚·森：《伦理学和经济学》，王宇、王文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7] 史蒂文·普雷斯曼：《思想者的足迹——五十位重要的西方经济学家》，陈海燕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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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有意义的是，无论是分析经济问题还是研究伦理问题，森都主张多元化的方法。他认为，对个人和社会进行评价，有多种需要考虑的信息。信息考虑的全面与否关系到分析的效果，在信息上“过于节俭”是明显的“一元论”。从多元论出发，权利和自由，既有内在价值又有工具价值，既是目的也是手段；粮食短缺和个人应得权利缺乏都是不可忽视的饥荒成因；虽然从收入转到能力可以更好地理解贫穷的存在，但收入下降导致贫穷也非一个愚蠢提法，个人能力的缺乏很可能与低收入相关；平等也并不是唯一的社会责任，还存在效率等要求。在平等问题上，森同样持多元化的立场，“虽然我认为基本能力平等比其它类型的平等有着非常明显的优点，可这并不意味着，其它类型平等在道德上毫无意义。”。能力方法不是唯一可行的方法，也没有穷尽一切价值。而之所以强调关注“能力”，除了以往人们忽视了这一方面，更在于能力方法内在就是多元主义的，功能的内涵要比收入、效用等丰富的多，存在各种各样的功能。
实际上，森敏锐地把握了问题的根本：无论经济学还是伦理学，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说明人类实际行为以及做出正确评价。既然实际行为受多重因素影响，那么评价包含的信息自然就应具有多样性，缩减多元信息基础必然会失去许多有意义的东西。无论如何，分析和评价都不是全有和全无的问题，各种要素可能都在起作用，有时一种占主导地位，有时另一种又是主要的。所以森说，“我相信，那种复杂性不可避免地赋予了问题的本性。毕竟，简单性不是唯一的美德。”
森的平等观不仅在方法上富有新意，而且也丰富了我们对经济和社会现象的理解。森认为，经济学家作为一个整体从来没有忽视平等，其实他们拘泥于收入方面到是问题所在。即便罗尔斯的正义论也有一个“拜物教”成分，基本善忽视了物品和人之间的关系，效用虽然触及了这种关系，却是忽视人类差异的心理联系。传统思维方式只考虑实际存在的东西，而不考虑谁在支配这些东西。能力方法超越了经济平等主义只考虑物质因素的狭隘性，摆脱了平等问题上的“拜物主义”，以功能和能力为核心，成功地把对物质和结果方面的考察与对自由和权利方面的考察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对不平等的评价从实际状态转向机会，从商品转向功能，从得到什么转向能获得什么。大量的经验事实已经证明，在衡量平等、解析贫困、探究饥荒问题上，这种方法的运用经常更加行之有效。
在强调发展的当今世界，森还扩展了我们的发展观。发展不能被狭隘地理解为工业化的进步、GNP的增长、个人收入的提高和能买更多的商品，它还应关注人们的生活状况：是否他们能避免可防御的疾病和早亡，能避免挨饿，能获得足够的营养，能投票参加选举，能得到普通教育等。总之，发展应该意味着人们能做更多的事，它要求消除一切剥夺人们正常能力发挥的根源，它的最终目的在于扩展个人的选择和机会，为个人提供更多的积极自由，增强使他们认为有价值生活的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信息基础确立为能力的做法就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基础性和根本性的转变。
我们生活在一个几个世纪以前都无法想象的物质财富极为丰富且还在日益增长的时代，可同时，贫困、贫穷、饥荒、饥饿、各种歧视、各种不平等等现象依旧充斥于世界的每个角落。让我们牢记，森——这位“经济学良心”的辩护者的告诫：关心社会上的不利群体，把提高每一个人的能力和自由作为我们社会的必要承诺。
【参考文献】
[1] Amartya Sen,On Economic Inequality,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2] Amartya Sen,Inequality Reexamined,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1995
[3] Amartya Sen,Development as Freedom,New York:Knope,1999
[4] Amartya Sen,The Quality Of Life,ed by &
nbsp;Martha Nussbaum and Amartya Sen,
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
[5] 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王宇、王文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6] 阿马蒂亚·森：《伦理学和经济学》，王宇、王文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7] 史蒂文·普雷斯曼：《思想者的足迹——五十位重要的西方经济学家》，陈海燕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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