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能量场对公共政策的推动及影响
管理只有在集权条件下才会更有效；出于民意表达和实现的目标，政治过程则更需要民主。这样一来，政府就处在两难之间。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为实现民主和控制的协调、实现民主行政的提出了具体的主张。公共能量场就是这种主张的具体实现形式。“把能量场作为一种场所，在那里民主的、多元论的话语形态在回答下一步我们该做什么的问题时可以收集然后增加或减少其他流通动向。”
公共行政的核心问题是公共政策。在后现代公共行政学者看来，制定和修订公共政策的场所就是一个公共能量场。公共能量场是表演社会话语的场所，福克斯和米勒的话语理论强调能量场在公共政策领域的重要作用。在这个政策形成过程中，公共行政主体表现的意向性，也越来越变成切合情境的意向性，回到事物本身那个具体场合，回到需求本身。保证公共能量场的话语是针对特定事件、特定语境下的行为，强调普遍的参与以及实质性的贡献。这种基于公共能量场的民主行政，要求政府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以所有成员最大限度的参与为起点，以成员利益共赢为落脚点，以全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切实维护公共行政的平等性和公正性，而决不能让公共对话被社会上的少数人或个别利益集团所垄断，沦为他们意志的“传声筒”。不能仅仅考虑效率，更不能从单纯追求政府自身效率的角度出发。在公众与政府对话的过程中，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通过制度建设、资金投入和引入大众传媒来搭建公共对话的平台，形成一个有效的公共能量场，以保证全体公众都有权平等参与公共对话。在这里，通过社会责任的共负，让民间力量释放出来，整合民间不同领域的力量，形成国家建设的协作网络，形成理性的民主协商的“话语”和普遍的意愿，使公共政策最大程度地反映民意。公共能量场可能成为实现行政民主的现实场所和有力保障。
在社区等较小共同体内，建立公共能量场进行民主协商对话是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基本主张。福克斯和米勒认为首先在社区中发展民主要比直接地在公共行政过程中强力推行民主更加可取。“在比较小的团体、邻居和社区仍有可能达成某种一致和共识。（他们把这种趋势称为“新部落制的发展）。”各个共同体在对话、商谈中形成共识，这种“共识”是共同体采取行动的合法性依据。因为后现代社会对他性、差异的承认与合法化．使“仟何特殊的辩护对有效性都有同等的诉求权。”“现实的社会建构的独特性，普遍的元叙事的消亡，不同的看问题的方式和存在方式值得尊重，“界定为现实的东西是自我指涉且空洞无物的东西时，那召唤和允许生长的东西是先前被压制的亚文化的不同世界观。共享文化的弱化要求社群参与，“现代主义的普遍语言不起作用，宏观文化日趋没落，社区话语发展。”社区话语的发展回到需求和可体验的情境和真实的话语，回到每个公民的公共需求。这种参与式的直接民主可以在社区共同体的自组织内实现对话沟通，以补充代议制间接民主的局限陛。在公共能量场对话过程的决策，“所有的参加者都必须具有：(1)均等的机会来选择并实行言说行为；(2)承担对话角色的有效均等机会去提出话语并使之永恒化，去提出问题，制造问题，给出对陈述、说明、解释和判断赞成或反对的理由；(3)相同的机会去表达态度、感受、目的等，以及去命令，去反对，允许或禁止等等。”“他要求对话的参与者本质上是平等的，”“彼此间自由的对话时必需的”以确保把那些违背基本的真实话语规则的人限制在对话之外。在这个民主行政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发生了转变，即由国家主义取向转为共同体取向。后现代公共行政的这种主张与我国发展基层民主推进社会自治，与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格局是一致的。要实现政治体系的民主和社会自治的基层民主并重，需要增强社会自治功能，使公民承担部分公共管理和服务。正如十七大报告指出的，“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必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
无论是在国家范围内公共政策的制定，还是在社区共同体内公共管理问题的决策中，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基本主张都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都需要政府及其行政人员职责的新定位：帮助建立和维护可靠的话语，营造公共能量场，具体来讲需要：
首先，政府及其行政人员要自觉地认识到，保证公众都有权平等参与公共对话，提供了一个抒发自己意见进行生动的社会对话的平台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及其行政人员职责是以“真诚的态度，创造平等的基于协商对话的公共能量场。“行政官员在联系各方面之间，形成开诚布公会话为基础。增进公共对话。”正如新公共服务理论所阐释的，公务员日益重要的角色就是要帮助公民表达并满足他们共同的利益需求。其角色从控制转变为议程安排，使相关各方坐到一起，为促进公共问题的解决进行协商、提供便利。公共官员将要扮演的角色是“调停者、中介人或者裁判员。”“政府的作用在于，与私营与非营利组织一起，为社区所面临的问题寻找解决办法。”“需要做中介、协商以及解决冲突的新技巧。”最终形成构建政府与市民平等对话、沟通协商与互动合作的公共管理新模式。
其次，公共能量场实现场所可以是实体的也可以是虚拟的，可以存在于共同体的社区、各类社会组织等，“政策网络、功能交叉的社会团体，公民代表的特别工作组等这些新生的话语形式也会发展成为有足够稳定性的重复性社会实践。”在公共政策制定，公共事务协商以及区域性公共管理问题的解决中得到体现。
再次，公共能量场要运行良好，需要基础性条件的配合。如加大媒体对公共决策的传播力度和透明度，加强电子政务的建设，实现信息快速、高效、公开的传递，形成开放的行政环境和自由的网络结构的公共能量场，在这里公民话语的表达渠道得以拓宽，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观点和声音都会得到听取。政府放弃“独白式对话”是
形成公共能量场的前提
“公共行政是现代性的样本。”现代公共行政是官僚制的行政体制。后现代公共行政是对官僚制的批判和解构，认为传统的公共行政实际上就是一个缺乏沟通的话语霸权体系。要求政府放弃官僚制下自说自话的“话语独白式”的交流，让位于公共能量场中切合语境的生动的对话。
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认为，任何事物都依赖语言，语言建构世界而非反映世界。以语言为基础的知识总要受制于其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特定环境。后现代社会语言和符号充满了异变，语吉充满荒谬。语言表达已开始扭曲，我们被语言所控制，他在性的话在说我，不是在说真心 《公共能量场对公共政策的推动及影响(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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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的核心问题是公共政策。在后现代公共行政学者看来，制定和修订公共政策的场所就是一个公共能量场。公共能量场是表演社会话语的场所，福克斯和米勒的话语理论强调能量场在公共政策领域的重要作用。在这个政策形成过程中，公共行政主体表现的意向性，也越来越变成切合情境的意向性，回到事物本身那个具体场合，回到需求本身。保证公共能量场的话语是针对特定事件、特定语境下的行为，强调普遍的参与以及实质性的贡献。这种基于公共能量场的民主行政，要求政府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以所有成员最大限度的参与为起点，以成员利益共赢为落脚点，以全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切实维护公共行政的平等性和公正性，而决不能让公共对话被社会上的少数人或个别利益集团所垄断，沦为他们意志的“传声筒”。不能仅仅考虑效率，更不能从单纯追求政府自身效率的角度出发。在公众与政府对话的过程中，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通过制度建设、资金投入和引入大众传媒来搭建公共对话的平台，形成一个有效的公共能量场，以保证全体公众都有权平等参与公共对话。在这里，通过社会责任的共负，让民间力量释放出来，整合民间不同领域的力量，形成国家建设的协作网络，形成理性的民主协商的“话语”和普遍的意愿，使公共政策最大程度地反映民意。公共能量场可能成为实现行政民主的现实场所和有力保障。
在社区等较小共同体内，建立公共能量场进行民主协商对话是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基本主张。福克斯和米勒认为首先在社区中发展民主要比直接地在公共行政过程中强力推行民主更加可取。“在比较小的团体、邻居和社区仍有可能达成某种一致和共识。（他们把这种趋势称为“新部落制的发展）。”各个共同体在对话、商谈中形成共识，这种“共识”是共同体采取行动的合法性依据。因为后现代社会对他性、差异的承认与合法化．使“仟何特殊的辩护对有效性都有同等的诉求权。”“现实的社会建构的独特性，普遍的元叙事的消亡，不同的看问题的方式和存在方式值得尊重，“界定为现实的东西是自我指涉且空洞无物的东西时，那召唤和允许生长的东西是先前被压制的亚文化的不同世界观。共享文化的弱化要求社群参与，“现代主义的普遍语言不起作用，宏观文化日趋没落，社区话语发展。”社区话语的发展回到需求和可体验的情境和真实的话语，回到每个公民的公共需求。这种参与式的直接民主可以在社区共同体的自组织内实现对话沟通，以补充代议制间接民主的局限陛。在公共能量场对话过程的决策，“所有的参加者都必须具有：(1)均等的机会来选择并实行言说行为；(2)承担对话角色的有效均等机会去提出话语并使之永恒化，去提出问题，制造问题，给出对陈述、说明、解释和判断赞成或反对的理由；(3)相同的机会去表达态度、感受、目的等，以及去命令，去反对，允许或禁止等等。”“他要求对话的参与者本质上是平等的，”“彼此间自由的对话时必需的”以确保把那些违背基本的真实话语规则的人限制在对话之外。在这个民主行政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发生了转变，即由国家主义取向转为共同体取向。后现代公共行政的这种主张与我国发展基层民主推进社会自治，与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格局是一致的。要实现政治体系的民主和社会自治的基层民主并重，需要增强社会自治功能，使公民承担部分公共管理和服务。正如十七大报告指出的，“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必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
无论是在国家范围内公共政策的制定，还是在社区共同体内公共管理问题的决策中，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基本主张都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都需要政府及其行政人员职责的新定位：帮助建立和维护可靠的话语，营造公共能量场，具体来讲需要：
首先，政府及其行政人员要自觉地认识到，保证公众都有权平等参与公共对话，提供了一个抒发自己意见进行生动的社会对话的平台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及其行政人员职责是以“真诚的态度，创造平等的基于协商对话的公共能量场。“行政官员在联系各方面之间，形成开诚布公会话为基础。增进公共对话。”正如新公共服务理论所阐释的，公务员日益重要的角色就是要帮助公民表达并满足他们共同的利益需求。其角色从控制转变为议程安排，使相关各方坐到一起，为促进公共问题的解决进行协商、提供便利。公共官员将要扮演的角色是“调停者、中介人或者裁判员。”“政府的作用在于，与私营与非营利组织一起，为社区所面临的问题寻找解决办法。”“需要做中介、协商以及解决冲突的新技巧。”最终形成构建政府与市民平等对话、沟通协商与互动合作的公共管理新模式。
其次，公共能量场实现场所可以是实体的也可以是虚拟的，可以存在于共同体的社区、各类社会组织等，“政策网络、功能交叉的社会团体，公民代表的特别工作组等这些新生的话语形式也会发展成为有足够稳定性的重复性社会实践。”在公共政策制定，公共事务协商以及区域性公共管理问题的解决中得到体现。
再次，公共能量场要运行良好，需要基础性条件的配合。如加大媒体对公共决策的传播力度和透明度，加强电子政务的建设，实现信息快速、高效、公开的传递，形成开放的行政环境和自由的网络结构的公共能量场，在这里公民话语的表达渠道得以拓宽，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观点和声音都会得到听取。政府放弃“独白式对话”是
形成公共能量场的前提
“公共行政是现代性的样本。”现代公共行政是官僚制的行政体制。后现代公共行政是对官僚制的批判和解构，认为传统的公共行政实际上就是一个缺乏沟通的话语霸权体系。要求政府放弃官僚制下自说自话的“话语独白式”的交流，让位于公共能量场中切合语境的生动的对话。
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认为，任何事物都依赖语言，语言建构世界而非反映世界。以语言为基础的知识总要受制于其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特定环境。后现代社会语言和符号充满了异变，语吉充满荒谬。语言表达已开始扭曲，我们被语言所控制，他在性的话在说我，不是在说真心 《公共能量场对公共政策的推动及影响(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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