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能量场对公共政策的推动及影响

实意地说话，“空虚的自我指涉的代码在言说我们。“而是话在说他，并不是我们在控制语言。发表公共言论的渠道被那些控制着媒介组织或能够购买到广告圈的人掌握着，其结构不是对话程度的提高，而是具有自我指涉性的副现象的符号抵触。
　　福克斯和米勒认为，传统的公共行政实际上就是一个缺乏沟通的体系，或者说，它就是一个话语霸权的体系。在这一个话语霸权体系内，自上而下的指示、指令必须逐级执行，不容许有任何讨价还价，更不允许提出怀疑和表示异议。他们强调，在这种“独白式的对话”基础上产生的公共政策，只能是政府和官僚精英们的政策偏好，而不是公民一致认同的公共政策。“在独白式的沟通中，没有任何来回，没有任何机会从语言上努力界定问题，并且决定应该就此问题采取什么措施。”公民基本上被这种话语所支配，因而不可能提出与政府政策不一致的对抗性政策建议，即使有这种建议，也没有正常表达的渠道，因而也就进入不了政策的对话过程。即使有公民的参与，这种参与也无法对公共政策发挥实质性影响。这种对话除了有导致强权的可能性之外，还有可能导致一个更大的问题，即公众的冷漠，而长期的冷漠则可能会导致公众自愿把自己排除在讨论之外。公共对话因而衰落了。法默尔提出后现代公共行政建构的任务是“更多地致力于通过（语言）解释而不是通过实证主义的发展理解。反思性语言范式是这一努力有用的启发性的工具。”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国际民主行政的潮流，要求政府必须放弃“独白式对话”，克服“官本位”历史传统和高度集权的政治影响，克服独断专行的家长制作风。改变公共政策生成以及发挥作用的自上而下的程式，在行政工作实践中，坚持以公民为本位，使公共行政体现公共性，体现公民的意愿。营造利于民主行政的公共能量场。在公共能量场形成互动自由的氛围，使具有不同意向性的政策话语在一定的语境中相互交流、论争从而达到共赢的目的，通过行政民主保障公民的参与权和决策权，使行政工作的成果接受公民的监督，使公共行政向广大公众开放和扩展，同时要避免对话者滥用权利和行为的失控又要避免无政府主义的群龙无首，增强公共行政合法性和民主基础。
　　樊清，燕山大学文法学院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西方行政理论、公共管理

《公共能量场对公共政策的推动及影响(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