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变动特点的分析
定量分析给我们以更直观的概念，它一定程度上表明，在扩大内需政策执行的5年间，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配合实施，对国有投资增长起到了有效的而且是主要的作用（见表4）。
表4 模型对1998～2002年8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动态预测结果（不变价，％）
注：各方案假设条件如下，方案1：利率保持上年度水平；方案2：财政支出保持上年度水平；方案3：除利率和财政政策以外的其它经济政策保持中性（即政策变量为零）；方案4：利率、财政支出保持上年度水平且其它经济政策保持中性。
以上四方面因素虽然也存在一定交叉部分，比如市场变动和投资政策环境变化会反映到企业预期上，但总体看，投资领域不断扩大、投资愿望增强，成为影响投资变动的重要因素，投资资金增长中的非政策性因素增强和投资环境的改善支持了投资自主增长能力的提高。
综合考虑四方面因素影响，2003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情况将比较平稳，投资结构和投资效率将得到有效提升。根据模型分析结果，在基准假设条件下（现有汇率政策不变、财政政策和其它政策均保持上年连续性），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率约为15.5%。
三、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面临的形势
“十五”时期，我国经济处在一个全面开放、加速改革进程的关键时刻，经济增长模式由追求数量扩张转向注重质量和效益提高。在已初步形成的买方市场条件下需要进一步调整市场供求结构，提高产业技术水平，提升居民消费结构。因此，我国未来投资需求潜力仍然很大，投资发展面临有利和不利两方面因素。有利因素包括：
（一）我国经济水平仍处较低阶段，客观上使得投资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第一，生产能力方面。根据经济学理论，投资产生的条件之一是经济发展达到潜在产出水平。在此条件下，新增投资可以增加未来经济增长能力。我国经济目前还未达到潜在增长水平（刘国光，2002），前期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表面上看来似乎未来投资发展势头不会十分有力，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目前多数过剩的生产能力主要分布于传统领域中，这些投资领域已经趋于狭窄，投资风险较高，综合效益较低，这部分过剩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的确有待淘汰和转型。但另一方面，在高技术信息产品、大型成套设备制造、房地产开发方面，生产能力无法满足社会需求，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相互影响、相互推动，这些领域投资积极性正在得到进一步增强。
第二，基础设施方面。我国基础设施密度(按人口或按面积平均)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很远(王梦奎，陆百甫，卢中原：“中国经济的阶段性变化、面临的问题和发展的前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研报告》，2002年4月)，在“十五”期间甚至未来更长的一段时期内需要大力发展，如电力、能源、公路、铁路等。1997年，中国人均消耗石油当量907千克，人均消耗电力714千瓦时，而同年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为1692千克和2053千瓦时。2000年，中国每百万人仅拥有铁路54.3公里，公路1108公里，而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为214公里和4750公里。截至2002年11月，我国高速公路只有2万公里，每百万人只拥有15.7公里。因此，未来比较长的时期内基础设施建设潜在的投资需求仍然巨大。
第三，城市化发展方面。我国城市化率只有33％左右，而1997年世界平均水平为46％，中等收入国家为49％，高收入国家为76％。城市化发展一方面提供大量投资机会，另一方面伴随的劳动力结构的改善将进一步鼓励消费和投资增长以及结构的提升，进而为传统产业技术水平和竞争力的提升、制造业规模的扩大创造机遇。这些方面也都是极具吸引力的投资热点。
第四，科技进步方面。我国确立的以科技为推动力的方针政策为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拓宽了空间。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断提高。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技术进步潜力巨大，尤其对属于技术、资本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来说，投资需求更强烈。同时，买方市场的初步形成，使得以往适应供不应求市场格局的企业经营方式难以为继，市场导向型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成为当前改革的重中之重。从总体效果看，以科技进步为基础的内涵型增长模式的建立，将更有助于培育微观主体健康的投资行为，从而提高投资效益。
（二）持续的高储蓄率是投资发展的基本保证
我国投资资金供给并非是严重的问题，也不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资金供给由以国营集体企业为主逐步转向以居民储蓄为主，我国储蓄率从“六五”时期33.5%上升到“八五”期间的41%，“九五”时期也保持在大约38%的高水平，表现出充裕的态势。高储蓄率一方面说明市场投资的渠道仍不顺畅，另一方面也说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正处于质变的关键时刻，预示下一步市场活跃的可能性逐渐增大，投资回报将有较大改善。总之，高储蓄率为投资稳定增长提供了量的保证，这是投资增长的必要条件之一。
（三）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善为投融资市场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1998年以来，扩大内需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与政策调控能力和调控特点相配合，贯穿投资政策始终，尤其是
在初期时候则是以基本建设投资为主要手段，中央政府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大多数投向基本建设。我国政府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办成了一些多年想办而一直没有办到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基础设施的落后状况。经验表明，基础设施环境的改善与未来投资的增长之间是高度正相关的。投资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引导激励了民间投资愿望，打破了原有的投资增长空间束缚。
同时，入世效应将促进投资领域更加开放。一是外经贸活动的活跃将带动我国一些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和企业的发展。近两年国际制造业基地正在逐渐向我国转移，这是我国宏观经济环境改善、投资吸引力增强的表现；二是通过对我国法律规章的修订，逐步适应国际规范，将进一步迫使给予国内企业以同等待遇，这比直接对国内企业进行政策保护更加有效；三是对外开放有了一大步跨越，这对很多固有的陈腐观念形成冲击，新的服务和新的管理思想将逐步改造原先的政府和企业行为，从而使投资具有市场理性，投资效率得到提高。
投资领域还存在以下制约因素：
1.消费存在体制障碍
拉动经济的根本在于社会消费，扩大内需重点不但要放在投资增长上，也要考虑对消费的支持。这两年在消费上没有太好举措，甚至一方面鼓励居民消费，另一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体制障碍，制约着消费结构升级。主要问题，一是国内市场存在严重壁垒，自由贸易环境有待改善。二是商品质量没有保障，消费者对部分商品质量信心不足，消费行为和愿望仍然比较谨慎。三是缺乏规范的消费环境,价格欺诈、虚假广告、强制交易和不平等合同条款等现象依然大量存在,严重侵害了消费者权益。四是消费信贷多数限于政策行为，不是银行从切身利益角度出发提供的金融服务项目等。消除这些障碍难度很大，处理不好可能使矛盾扩大。
2.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机制不顺畅，形成资金和项目供求之间的双向错位
在我国现阶段的投融资体制中,银行仍然起着最重要的中介作用,但是由于银行改革进展比较缓慢,导致大量的储蓄资金或沉淀下来，或利用效率低下。虽然稳健货币政策要求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加大贷款投放，但是国有商业银行均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惜贷现象，减少放贷或只提供给政府要求支持的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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