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经济控制力研究

　　第二节 国有企业作为经济政策工具对经济控制力的影响  

　　上一节已经明确定义了国有经济控制力是政府使用政策变量实现政策目标时的时滞和逼近问题。对于发展中经济而言，国有企业是一项可选政策工具。它对于发展中经济政府控制力的影响是必须深入研究的。  

　　对国有企业这种影响力的研究首先要回答五个方面的问题：  

　　1、为什么政府要设立国有企业？  

　　2、为达到同样的目标，政府是否还有别的选择？  

　　3、在什么条件下必须由政府创立国有企业来达到既定目标？  

　　4、政府控制国有企业的方式和效果如何？  

　　5、政府通过国有企业控制经济效果如何？  

　　政府设立国有企业的目的和动机是复杂的，往往是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综合作用结果。本文不能过多分析设立国有企业的政治动机和利益，只指出，公共支出是无须偿还的，因而是各派政治利益集团争夺的对象。在特定的政治传统下，设立国有企业是分配预算收入的一种方式。下面主要分析政府设立国有企业的规范性经济动机。  

　　正如前一节所分析的，在经济初建之时，国民经济所能动员的资源是极其有限的，这些资源首先要用于维持国民的生存。而在这种经济系统中，市场机制要么被毁坏殆尽，要么从未存在过，那么政府就必须作为资源的分配者，来实现上述生存目标。这在二战后的德、日和遭受战争蹂躏的国家是普遍的做法。在非洲新独立的原殖民地也都采取了这种做法。也就是说，在市场机制不存在时，政府分配资源的方式在满足人类最基本生存需要方面在这时是最有效率的，因而政府的经济控制力也最大。  

　　在战后的西欧，也曾盛行过国有化的做法。比如具有社会民主传统的法国在本世纪有三次重大的国有化运动，七十年代后期的国有化运动登峰造极。法国政府在密特朗执政期间，通过国有化运动控制了工业企业营业额的40%，出口的34.6%，投资额的23%，在历经多次私有化运动以后，法国国有企业仍雇佣了全部非农业劳动力的23%，创造了28%的增加值，40%的投资，30%的出口，连具有自由主义传统的英国也分别在40年代末和70年代两次掀起国有化高潮。  

　　法国大规模国有化的根源一方面有社会民主传统和中央集权的传统，另一方面和自由主义的英国一样：国内资本市场运作与政府经济目标背离。法国在二战中作为主要战场，英国也遭受纳粹的狂轰滥炸，基础设施破坏严重，因而不约而同地在战后马歇尔计划实行时，大规模地建设国有企业，而且都集中在基础设施方面。其经济学上的理由已经分析过了。在七十年代，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开始，原来的基础设施已经不再适应经济的需要。在当时固定利率和固定汇率的约束下，私人资本认为投资到基础设施中去所承担的巨大风险无法得到补偿，于是私人资本对基础设施不感兴趣，纷纷进入欧洲资本市场或进入当时的拉美国家以获取高额回报。因此，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英法两国在提高经济竞争力的基础设施方面由市场引致的投资不足。私人资本的利益与政府自认所代表的国家利益产生了矛盾。实际上这是一个公共产品融资的问题。很显然这可以由政府来为之融资。但是由于在欧洲资本市场上的收益率与投入到基础设施中的经风险调整的预期收益率的差别是如此之大，即使加上政府补贴，也不能说服足够多的私人资本进入基础设施投资。于是只能由政府亲自出马，设立国有企业。  

　　当然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设立国有企业的原因不完全是由于私人资本回避这些领域，尽管这是政府在此领域设立国有企业的充分条件。从维持和提高经济竞争力的角度，基础设施领域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应该是在满足一定标准后价格尽量低的。但是在这些领域，由于技术上的特性，企业具有自然垄断的特征。私人资本一旦进入了，就会利用这种优势，来取得高额利润。也就是说，政府对这些领域必须进行管制的事实使这些行业的风险调整后的预期收收益很低。这才是私人资本回避的主要原因。进一步分析为什么政府要管制这些领域。形成垄断并不是政府进行干预的充分条件。全世界的邮政都是垄断，在美国和欧盟，民用飞机制造现在也是这样，而政府并不动用反垄断法去攻击这些现象。究其原因是因为基础设施和高技术领域对经济作用不一样。比如电力、煤气、自来水、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如果听任它们充分发挥其垄断优势，那么社会生产的一个很大的份额将落入这些领域。但这些领域的产品和服务是无收入弹性的，而且本身也不会有太大的发展。其产品和服务品种单一，质量标准稳定。实际上，在西方，煤气、供水、电力标准在过去一百多年没有太大的变化。把社会增加值一个很大的份额交给这种没有发展前景的产业，从经济的持续发展来看显然不是有效率的。因此政府必须管制使之只能刚刚能够提供符合标准的产品和服务。当一国资本丰富时，在政府给予适当的优惠时，私人资本也可能愿意进入这些领域。比如美国，资本丰富，利率较低，因而私人资本在这些领域也占有很大的比例（一般超过60%）。相对而言资本稀缺的国家，如欧洲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往往由政府设立国有企业来提供产品和服务。邮政服务由政府提供是同样的道理。一封信函的运输价值是无法与其所承载的社会和个人价值相比的，家书抵万金，谁能说清这些关系呢？正是如此，按商业运作的企业会发现将一件信函送到其目的地的费用却无法通过商业途径回收时，它便会退出这个市场。的确，最初的通信就是按商业规则来进行的。但社会的发展表明，政府必须促进人们之间的交流。通信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公共产品，因而政府必须提供之。因此，大家看到信函的运输是政府垄断的，因为没有别的企业会进入这个领域，而包裹的运输却是竞争性的。  

　　即使是在上述情况下，如果信息是对称的，那么政府也可以通过向私人资本提供足够的补贴来引诱之进入这些领域。然而我们却看到这是很难做到的。要提供足够的补贴，那么政府必须就企业所提供的服务（产品）的边际成本、质量和数量进行量化。考虑到这些企业行为的外部性，那么这种计算将更复杂。这样政府很难准确地估计出应支付给企业的补贴。在信息经济学中，委托—代理问题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代理人说真话，但这仅是问题的一方面。考虑到这些领域的投资是专用性的，那一旦投资形成，便成为沉淀成本，投资者要撤出只能蒙受巨大损失。那么在私人资本和政府之间就形成一个二阶段动态博弈。第一阶段私人资本根据政府所承诺的优惠条件和所提出的要求作出投资决策，第二阶段政府根据私人资本的绩效作出对承诺的全部或部分兑现。已如博弈论告知的，在这种博弈中双方的行为将是动态不一致的。比如，给定投资者决定投资，那么由于许多与绩效评估和补贴估计相关的衡量指标难以被第三方所认知，那么政府就有动机通过宣布私人资本绩效不合格而削减对私人资本的补贴。只要补贴加上运营收入能抵消变动成本，私人资本就不得不继续生产。预期到这样的结果，私人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