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后发优势理论的反思

历史遗产，各国之间的经济互补性缺乏，宗教与文化传统的差异，各国对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如发展问题、国际关系问题等的理解与主张不同，导致发展中国家之间产生严重的分歧，再加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分化作用及难以预料的突发性因素更使发展中国家的联合障碍重重。我们不能忘记20世纪初的阿根廷，曾是当时拉丁美洲经济实力最强、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阿根廷作为拉美国家的代言人，带领着一批拉美国家与美国对抗，几乎在所有的场合都敢对美国说不，可最终得到了什么？美国刻意通过提高巴西的实力来压制阿根廷，对阿根廷的经济发展处处刁难，激化了阿根廷国内矛盾和与周边国家的矛盾，终于使阿根廷这个最有可能成为拉美第一个发达的现代化国家的希望化为泡影。与之极为相似的例子在20世纪末再度发生，正当东亚诸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蓬勃向上、充满生机，得到世界舆论众口一词称赞不已之时，一场突如其来的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密切关联的金融危机席卷东亚，使东亚几十年的现代化成就遭到重大的损失。东亚“倒退了20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事实充分说明西方发达国家在对待后发国家的战略方针，即垫高与削低战略（垫高是指对最落后的，极不稳定的，其发展趋势不利于发达国家利益的那些国家实行援助。削低是指对有望成为发达国家的那些发展中国家采取各种手段削弱之）已逐渐使用得更加熟练。特别是冷战格局的结束，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后，世界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已有下降的趋势。曾经有所作为的不结盟运动已呈现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的态势。相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却表现得团结一致，每年一度的西方七国峰会成为世界所有国家关注的焦点，后发国家联合所具有的这一后发优势在全球化时代已显得力不从心。
　　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机会，把发达国家的一些产业直接转移到后发国家，相应的进行产业的升级，这是后发优势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表现。例如东亚各国和地区就曾经历了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再向知识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升级的过程，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东亚奇迹。然而我们还看到，在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产业转移既没有带来明显的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反而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付出了沉重的生态环境代价。因为西方发达国家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过程中，利用国际分工原则把那些夕阳工业和对环境破坏很大的工业调整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导致这些国家在生态环境上损失惨重。这使原本就存在严重生态环境问题的发展中国家更是雪上加霜，印度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4](P131-P139)。在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中还有一类是在国家指导下，由国际贷款和外商直接投资帮助实施，巴西便是如此。1950～1960年代，巴西一贯执行的进口替代政策已山穷水尽，为了进一步发展经济，库比契克总统执政时期，巴西利用外资对汽车、造船、重型机械、电力设备、家用电器等工业实施大规模投资，以期在不改变发展战略的前提下，实现产业的技术升级。从非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升入耐用消费品的生产，以提高国家的整体实力[15]。可事与愿违，在进口替代战略没有作调整的情况下对工业产业进行调整与升级，使巴西背上沉重的包袱，外债迅速上升，加上技术创新滞后，使产业的技术升级没有进一步保障，现代化进程受到极为不利的影响。
　　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通过资本国际循环的途径来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无疑是后发优势理论的重要内容。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这一点确实发挥过很大作用。但也必须看到，作为主权国家的发展中国家，由于无力提供大量资金以全面推动现代化向前发展，必须利用外资。但发达国家在提供资金时，为了确保自己的经济利益与国家利益，往往会对受援国附加政治和经济条件，使这些发展中国家成为其附庸，受制于发达国家，导致了殖民主义的再版。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在引进外资时，往往出现借贷款额过大，结构不合理，导致外债缠身，甚至出现借新债还旧债，使国家陷入债务危机之中。拉丁美洲的债务问题便极具代表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在外资的有效利用上存在严重问题，引进资金往往不能用在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处，造成外资的巨大浪费，而且许多国家腐败现象严重，许多外资落入当权者的腰包，如菲律宾的马科斯总统的存款有几十亿美元，其中便包括侵吞美国的经济援助，日本战争赔款及世界银行开发计划贷款等[16]。类似的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司空见惯。这无疑使外资在现代化建设上的作用大打折扣。
　　我们确信，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成就给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也给落后者强烈的刺激，许多发展中国家正是在这样的榜样效应作用下，对社会进行全面动员，走上了现代化道路。然而在对榜样的激励进行细化的研究之后，笔者对此说不敢苟同。在许多国家，现代化才刚刚启动，或者正处于艰难的初期阶段，便有许多富人以发达国家的高消费为榜样，贪图物质的享受。消费固然有利于生产，但把钱大量花在需要外汇进口的商品或完全不符合实际条件的服务上，既是一种腐败的表现，也对外汇奇缺的国家的发展不利[17]。除了高消费、超前消费的不良榜样效应外，有些国家盲目照搬别国的现代化模式，不顾国情与时空特性的变化，将别国的发展战略全面引进，结果造成现代化进程的严重混乱。如出于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的考虑，医疗卫生技术与设备被大量引进，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儿

童出生成活率提高，居民的寿命延长，甚至很快进入老年化社会，而此时这些国家的现代化水平还很低，却已背上了沉重的人口包袱，使国家的现代化之路更加艰难。更令人感到不安的是，榜样激励是有时间限制的，如果长时期的追赶与努力都无法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发展中国家的广大民众便容易滋生对政府的不满与对立，再加上政策的失误，如分配不公、贫富悬殊过大等，极易产生现代化进程的断裂。
　　　　四
　　后发优势理论是西方学者在研究现代化过程中向发展中国家提出的，令广大现代化的后来者（严格的说应是“后后来者”）颇感兴趣，具有极大诱惑力的理论之一。然而，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一理论建立的实证性基础是德国、日本等为数极少的所谓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二战以后，在世界第三次现代化浪潮推动下，新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纷纷走上现代化道路。在相对说来非常有利的条件下，利用所谓的后发优势穷追猛赶了几十年，可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除了东亚四小龙等几个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取得一定的成就外，数目更为巨大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展相当有限，甚至遇到极大的挫折。据联合国统计，1971年世界上有25个国家被列为不发达国家，2002年已增到49个。1960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为31:1，而1997年则扩大为74:1。世界上的穷国里有13亿人的收入不到l美元／天。有8.4亿人深受饥饿与营养不良之苦。10亿人不能享受医疗服务、基础教育和自来水。20亿人没有电用。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还要承受2.5万亿美元的庞大外债负担，南北差距还在扩大[14](P53-P54)。正如韩国的金泳镐教授指出，后发国家成功地完成了“追赶”的，在非西欧世界里仅日本一国，而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形成的20世纪才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当中，还没有一个完成了这个“追赶”[17](P287)。这显然是对后发国家优势理论的质疑与挑战。在拥有那么多的后发优势的发展中国家里，仍然还存在如此之事实，难道不令所有的后发优势信奉者为之汗颜。
　　因此，虽然我们相信确实存在后发优势，但任何人都不应将其绝对化。前文对后发优势的分析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即任何一种后发优势都受到后发劣势的影响，并受历史发展的时空压缩导致的各种新的因素的制约。更应引起关注的是，后发优势并不是孤立地存在，令我们清晰可见，它往往与后发劣势相生相伴，形影不离，给人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亦即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里，后发优势也各有不同，优势可能转化为劣势、劣势也可能转化为优势。现代化研究领域里很难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
　　后发优势不仅和后发劣势以及其他一些相关因素紧密联系，难以分割，它还与现代化的行为主体的认识误区相关，稍不注意便会掉进陷阱。例如，同样的技术在发达国家可以产生很高的生产率，然而将其引入发展中国家后却无法达到理想的目标。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西方技术是在其制度文化的框架内产生的，是系统运动的结果。技术能起作用，关键在于系统起作用。这个制度文化的系统包括管理制度、文化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