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黄淮平原的农业生产

行是和田野广泛种桑养蚕密不可分。《后汉书》卷八四《列女传》记河南乐羊子妻为激励丈夫上学，引刀断织机杼，正是民间普遍存在丝织的一个事例。
　　颍川是汉代人口稠密生产发展的大郡，《史记》卷四五《韩世家》记秦灭韩，以其地置颍川郡，它毗邻京师，所在大姓宗族横恣。颍阳（今许昌）人灌夫“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陂田、田园、宗族、宾客为榷利”（注：《史记》卷一○七，《汉书》卷五二《灌夫传》。）。家有食客，并占有陂地、田园的宗族大家，专横一方，很不利于所在种植业的顺利发展。汉宣帝时，太守赵广汉诛灭首恶原、褚等家、豪右震惊，不法行为有所收敛。韩延寿继为郡守，提倡礼让，问民疾苦，消除怨仇，民俗发生了较大变化。黄霸任太守，力倡耕桑、种树、畜养鸡、猪，办事细致公道，在郡八年，种植业和养殖业都大有发展（注：《汉书》卷七六《赵广汉传》。又卷八九《黄霸传》。《通鉴》卷二五，元康三年（前63）。《汉书》卷七六《韩延寿传》。《通鉴》卷二六神爵三年（前59）。）。颍川属县阳城（登封东南），盛产铁，置铁官。生产铁工具有利当地的生产。汉哀帝绥和二年（前7）秋，颍川大水，免当年租赋。《续汉书·五行志三》记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六月，伤稼”。可证颍、汝等水流与颍川郡农作收成具有密切联系。
　　王莽末年，刘秀起兵，更始元年(23)三月，攻下颍川所属昆阳（今叶县）、定陵（今郾城西）、郾县（今郾城），“多得牛马财物、谷数十万斛”。随后且攻下颍川。反映颍川郡种植业（谷物）与养殖业（牛马等）的兴旺。汉光武帝在位，密切关注各地垦田和户口的增减，陈留吏牍说，“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出现这种现象原因在于河南帝京，多贵显，南阳皇帝老家，多皇亲国戚，权贵们田宅逾制，官吏们是无可奈何。都城近郡颍川，朝廷加倍注意控制，招怀反叛者“遣归附农”，或从外地徙民于颍川、陈留，以使之农作（注：参《后汉书》卷三一《郭ｊí＠②传》，又卷二六《赵熹传》。）。从颍川许人陈ｓｈí＠⑥主动将绢二疋交给小偷的故事，很可以察知郡内各地桑蚕业很兴旺。
　　颍川郡东南的汝南郡与颍川并称为两汉著名大郡，它立郡于汉初。汉武帝时，“汝南、九江引淮，……皆穿渠溉田，各万余顷”（注：《史记》卷二九《河渠书》，《汉书》卷二九《沟洫志》。）。说明汝南郡引淮水溉田，成就颇不小。汝南上蔡人翟方进十分了解本郡低洼地遭水涝的情况。《汉书》卷八四《翟方进传》记“汝南旧有鸿却陂，郡以为饶。成帝时，关东数水，陂溢为害”。方进为丞相，“以为决去陂水，其地肥美，省堤防费，而无水忧”，由是奏请毁陂去水，由是导致旱灾频仍。毁陂以前有陂蓄水，缺水年份可引水灌溉，且养育鱼鳖，予民有利；若是遇上多雨年岁，陂塘水溢，易成灾害。陂既决毁，旱年无水可溉遂致颗粒无收。因此，人们纷纷要求恢复原陂。东汉光武帝时，汝南太守邓晨任命通晓水利的许扬为都水掾，“扬因高下形势，起塘四百余里，数年乃立。百姓得其便，旱岁大稔”。陂池恢复了，又新增耕田数千顷，“汝土以殷，鱼稻之饶，流衍他郡”（注：《后汉书》卷一五《邓晨传》，又卷八二上《许扬传》，《水经注》卷三○淮水。）。我们不大明白，两汉鸿却陂存在时，人们是否利用陂水种稻，可以肯定的是自东汉初年修理陂池后，汝南郡已置有若干水稻田。
　　《后汉书》卷二九记汉明帝时，鲍昱在汝南，“郡多陂地，岁岁决坏，年费常三千余万，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水常饶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同一件事，《北堂书钞》卷七四《太守》引《续汉书·鲍昱传》云：“昱为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永恒不足，作方梁石洫止之，水方足也”。二书所记不同，很可能是分别就水旱不同年岁情况而言。但同样说鲍昱在职，以石为梁，作水门，且有桥梁相通，便于排泄或截止水流，既然都说“作方梁石洫”，应是有利于农作。只是不清楚，水稻田仍否继续存在，有无新的发展，但“溉田倍多，人以殷富”，应是种植业大发展的结果。
　　汝南地势低洼，易遭水患，《汉书》卷二七上《五行志》记高后四年（前184）秋，汝水流800余家。元帝永光五年（前39）夏秋大水，汝南、颍川等地大雨，“坏乡聚民舍，水流散人”，水灾害人实是不浅。《后汉书》卷四三记：和帝时，何敞在汝南，“修理ｔóｎｇ＠⑦阳旧渠（河南新蔡北），百姓赖其利，垦田增三万余顷”。汝河上的ｔóｎｇ＠⑦阳旧渠未知建于何时。东汉中叶，经过修浚，垦田大增。两汉地志均记汝南郡有富陂县，东汉光武建武二年(26)封王霸为富陂侯。《水经注》卷三○淮水注引《十三州志》曰：汉和帝永光九年(87)分汝阴置，多陂塘以溉稻，故曰富陂县也”（今皖北阜阳南）。这充分揭示了水利对农田至关重要的作用。
　　《后汉书》卷五三记汝南安城（今河南正阳东北）人周燮“有先人草庐结于冈畔，下有陂田，……非身所耕渔则不食”。山坡陂田应是水稻田，陂池养鱼，在淮北地区养鱼种稻，颇具有新的特色。《后汉书》卷八二上记汝南平舆（今平舆县北）人廖扶将家中积存数千斛谷物在荒年分与宗族姻亲。平舆在正阳北，家中的积谷大概是粟，那些宗族姻亲自是困难户。汝南慎阳（今河南正阳北）人黄宪“家世贫贱”，“父为牛医”，他为当地耕牛治病，极有利于耕畜饲养，并推动农作发展。至于精研尚书，八代皆为博士的汝南太守欧阳歙，竟坐赃千余万，自是文化人中的败类。
　　汝、颍以外，陈留郡治今开封东南，秦汉之际，郦食其对刘邦说，“陈留，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今其城中又多积粟”。说明秦汉之际其地旱作已相当好。东汉建武初，浚仪（今开封）令乐浚说，武帝元光时（前134-127），“人庶炽甚，缘（河）堤垦殖”。是知武帝前期，众多百姓集居在黄河堤岸，努力垦种一切可耕之地。其后，河决瓠子（濮阳）二十余年不修，“今居家稀少，田地饶广”（注：《后汉书》卷七六《王景传》。），随着黄河决口，河水横流，破坏耕地，漂溺人民，人们畏惧黄泛，居民由此大为减少。河渚低洼地牧草丛生，长垣（河南长垣）人吴ｙòｕ＠⑧家贫，“常牧豕于长垣泽中”。与他相类似的公孙弘、梁鸿、孙期等也都在汉代牧豕为生。《后汉书》卷七六记考城（今民权县东北）人仇览为蒲亭长，“劝人生业，为制科令，至果，菜为限，鸡、豕有数，……役以田桑，严设科罚”。他重视种植粮食，又留意林果

菜疏以及畜养，桑蚕兼及农家子弟的识字、就学等方面，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局部地域的繁荣和发展。
　　梁国位于陈留郡东南，汉文帝窦后所生刘武由代王转封梁王，《汉书》卷四七记，“梁孝王以爱亲故，王膏腴之地，……百姓殷富”。汉景帝时，吴、楚、胶东、胶西、淄川、济南、赵等七国发动叛乱，聚兵击梁，“梁王城守睢阳（今商丘）。……梁为大国，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之高阳（杞县南），四十余城，多大县”。梁王坚决阻击，杀虏叛军甚多。孝王利用当地的财富，筑东苑，大治宫室，府库大为充实。
　　梁国以南的沛郡，即今皖北宿州地域，汉属豫州。北境亳州，是上古商汤都邑，《汉书》卷二八下称，“其民犹有先王遗风，好稼穑，恶衣食，以致畜藏”。《续汉书·郡国志二》，称“谯刺史治”，曹腾、曹操、华陀等人都是沛国谯人，谯是汉代军事要地之一，两汉不少战役都在谯地进行。南阳集团出身的光武帝刘秀也曾亲临谯县视察，军事政治地位相当重要。若就农事而言，直至汉魏之际，当地生产极不兴旺。
　　需要指出，豫东地势低洼，水涝易成灾，河决为害尤大。《汉书·食货志》记武帝时，“河决，灌梁（今商丘）楚（今徐州）地，固已数困。而缘河之郡堤塞河，辄坏决，费不可胜计”。筑堤塞河防水，一俟坏决，危害更甚。后来，虽如《沟洫志》所冷言，“卒塞瓠子（濮阳西南），……导河北行二渠，复禹旧迹，而梁，楚地复宁，无水灾”。所称无水灾，只是相对洪水而言，平原大地其实仍是水灾不少。西汉成帝“元始二年（前15）梁国、平原郡比年伤水害，人相食”。安帝延平元年(106)“冬十月，四州大水，雨雹。诏以宿麦不下，赈赐贫人”。永初元年(107)，从南方扬州五郡调运租米赡给陈留、梁国等受困贫民。诸州郡地势低洼，常受水困扰，生产很不稳定。
　　《史记》卷二六《河渠书》云：“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在豫鲁平原诸地穿渠引水以利灌溉，史家说是“莫足数”，众多水渠引水溉田，很有利于农业生产使用。现今尚传世的《管子》，成书时间复杂，学界大多认定其中《治国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