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黄淮平原的农业生产

 黄淮平原位于海河平原以南，东临大海，西以伏牛山界豫西山地，南以桐柏山、大别山和淮水以与荆湖及东南区相邻。它包括了今河南与山东二省大部以及江苏、安徽二省淮水以北地区。源出桐柏山的淮水，据《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和《太平寰宇记》等书所记，它在汉唐时期是单独流入大海，没有与黄河、长江相混。它自西向东，散存不少河湖，所在地势低洼。今将黄河以南、淮水以北地域概称黄淮平原。平原大地主要分布在今河南、山东境内，又可别称鲁豫平原。严格说来，山东中南部与胶东半岛地域颇多山地丘陵，自然地貌与大平原区存在较多差异。不过，高山所占面积不大，众多低山与丘陵的起伏平缓，且分布有若干小盆地和山间平原，山地特性尚不十分突出，因此，本文将它合并为整体进行讨论。至于黄河以北的鲁豫地区以及豫西山地、南阳盆地，将分别纳入海河平原、黄土高原和荆湖区进行研讨。
　　黄淮平原与海河平原同属黄淮海平原，两相比较，黄淮平原受季风影响及其年降雨量均比海河平原为多，气温也相对较高。它同样存在着春旱和夏季雨水集中等不很有利于农作的自然特性。低平坦荡的广大原野，经过劳动人民辛勤努力，上古以来，它已成为我国古代著名的农产区。
　　黄淮平原诸地的很大部分原是战国时楚国的地域，各地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秦汉时，除了秦汉之际的ｚｈǔ＠①兵以及西汉景帝时七国之乱有过短暂破坏而外，长期处于相当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农业经济由是有了较快较大的发展。
　　  一、河南平原
　　河南大地在春秋战国时，大致存在宋、郑、陈、蔡、韩、魏、楚等国，各自在其占领区内作出努力，进行开发。《史记·货殖传》云：“夫自鸿沟以东，芒砀以北，属巨野，此梁宋也。其俗犹有先王遗风，好稼穑。虽无山川之饶，能恶衣食，致其蓄藏”。非常扼要地说明了梁、宋等国在先秦时盛行农作种植业。
　　秦汉时，河南是中央政权的直辖区。洛阳是河南府的核心，位于伊洛盆地中央和邙山以南，是历史上著名的九朝古都所在。
　　《史记·周本纪》记西周周公、召公积极经营洛邑，使其地位日趋重要。“平王立，东迁于洛邑，避戎寇”。洛阳由是成为东周首要政治、经济中心。《史记》卷六九记战国时，年青的洛阳人苏秦游说四方无所成，受到兄弟妻妾们嘲笑，内心很愧疚。其后，游说有成，身为纵约长、六国相。他很感概说，“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显示战国时人已广泛重视和珍惜田地和种植。
　　《史记》卷八五记秦王政尊吕不韦为相国，封文信侯，“就国河南，……食十万户”。受封的十万户人一律依法向吕不韦交租。基于政治、经济等原因，秦汉时，地主官僚占地日益增多。东汉初，面对兼并田地的恶性发展，朝廷一度努力想加扼制。建武十六年(40)秋，河南尹张ｊí＠②与诸郡守十余人，“皆度田不实，下狱而死”。可见包括京畿在内的田地兼并已很严重，官府想要核实私人占田数量，竟以失败告终。
　　《禹贡》记豫州以洛阳为中心，“伊、洛、ｃｈáｎ＠③、涧，既入于河”。“田，中上，赋错上中”。豫州土质在全国为第四等；交赋仅次雍州，位居第二等。《周礼·职方》记河南豫州，“畜宜六扰（马、牛、羊、永、犬、鸡），谷宜五种（黍、稷、菽、麦、稻）。二书都揭示了秦汉以前，豫州种植业在全国拥有较重要的地位。
　　《汉书·食货志》称，“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唐颜邦古注，五谷是黍、稷、麻、麦、豆。古代，大麻与菽均为主食。西汉《记胜之书》记“种麻、预调和田，……浇不欲数。养麻如此，美田则亩五十石及百石，薄田尚三十石”。麻子即为食粮。《淮南鸿烈集解》卷四《坠形训》称：“河水中浊（？调）而宜菽，洛水轻利而宜禾，……平土之人慧而宜五谷”。可让河洛地域在西汉前期盛产豆、粟。《后汉书》卷一七《冯异传》记赤眉与汉军在豫西，出于诱敌需要，赤眉军“弃骝重走，车皆载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饥，争取之”，是知汉代尚以豆为主粮。
　　河南平原比麻、豆更主要的粮食作物是麦、黍、稷。建武五年(29)夏四月旱蝗，“五月丙子治，久旱伤麦，秋种未下”。陈留人董宣任洛阳县令五年，自奉廉洁，死后，家中仅有大麦数斛。安帝元初二年(115)五月诏称，蝗灾已连续七年，“而州郡隐匿，裁言顷放”。阳嘉三年(134)，“河南三辅大旱，五谷灾伤，……民食困乏”。河南中牟县之圃田泽，民众以牛耕作，种植粟、黍，争夺田产相当激烈。（注：《后汉书》卷五《安帝纪》，又卷六一《周举传》，又卷二五《鲁茶传》。）《晋书》卷26《食货志》记汉明帝“永平五年(62)，作常满（平）仓，立粟于（洛阳）城东，粟斛直钱二十，草树殷阜，牛羊弥望，作贡尤轻，府廪还积”。这些资料表明，洛阳、河南地区是广泛种植麦、粟，蝗旱灾重，地方官却隐匿灾情，虚报成果，大增民困。另外，洛阳、河南地区的饲养业甚盛，亦很值得注意。
　　汉代河南郡设铁官、工官，冶铸大量农具，洛阳出土了不少汉制犁、铲、锹、锸、锄、镰等铁制农具（注：《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洛阳农业考古概述》，第101-109页。），那是极有助于当地种植业的开展。位于荥阳、成皋间的敖仓，收贮山东等地运来的大批租粮。《史记》卷60《三王世家》载汉武帝言：“洛阳有武库、敖仓，天下冲院，汉国之大都也”。由此之故，敖仓成为汉代兵家必争地。
　　洛阳地区至迟在战国时已种植了水稻，《战国策》卷1记洛阳东西周为种植稻麦而争夺水源，“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东周患之。……东周，……今其民皆种麦”。是知洛阳在旱作麦外，利用水田种稻。汉末，桓彦林《七设》云：“新城之ｊīｎｇ＠④，雍丘之梁，重＠⑤代熟，既滑且香”。（注：《北堂书钞》卷142《酒食部·总编》引，第634页。又卷144《饭篇》引第642页。参《后汉书》卷三七《桓彬（彦林）传》（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新城今名伊川，位于洛阳南伊水岸，可证汉代洛阳地区仍继续种稻，成就且比较突出。东汉冀州安平人崔ｓｈí＠⑥撰《四民月令》按月安排农事，包括耕地、播种、中耕、收获以及林果经营等等，但没有指明具体地点，作者曾在五原及洛阳等地作官，书中记事颇疑以洛阳地区为基准。它记录了“三月”，可种粳稻。稻，美田欲稀，薄田欲稠。五月，可刹稻，尽夏至后二十日止”。农历三月种稻，远非塞外五原气温所宜，按田地质量好坏，分别稀稠下种，这是长期种稻经验的总结，秧苗分栽，乃是前所未见的种稻措施。汉灵帝时，洛阳地区新出现翻车和渴鸟（虹吸管），有可能已用于灌溉农田。
　　在发展农作同时，河南府所在畜牧渔猎仍占有一定地位。突出事例如《汉书》卷58记河南人卜式，自小牧羊，年长仍以田畜为事，兄弟分家，他主动让田产与弟，取百余只羊入山畜养，经历十余年，发展为千余头，购置田宅，且献家财一半与官，资助朝廷以打击匈奴入侵，他本人仍入山田牧。反映出帝都所在河南府，颇多牧草以资畜牧。另外，洛阳等地还饶渔产，《后汉书》卷4和帝永元九年(97)六月，蝗虫伤稼，诏令“山林饶利，陂池渔采，以赡元元，勿收假税”，十一年二月，十二年二月，十五年六月，一再诏令灾民、流民或鳏寡入陂池渔采。由此可见，不少水陂富有水产，可资民众采捕为生。
　　《续汉书·郡国志一》记河南新城有广成聚、广成苑，乃是供皇帝游猎场所。安帝永初元年(1

07)二月，将广成游猎地假与贫民。三年三月，“诏以鸿池假与贫民”。注引《续汉书》曰：鸿池在洛阳东20里。“假，借也，令民得渔采其中”。四月，“诏上林、广成苑可垦辟者，赋与贫民”，说明广成苑内的可耕地已开垦为民田。然而，《后汉书》卷六六《陈蕃传》记延熹六年(163)，桓帝幸广成校猎，陈蕃统陈当前面临三空（田野、朝廷、仓库）困厄，“又秋前多雨，民始种麦，今失其劝种之时，而令给驱禽除路之役，非贤圣恤民之意也”。农作很不景气，秋种大忙时，汉帝仍在征调夫役以供狩猎，是知广成苑仍养育了不少野兽。那时，外戚窦宪执政，《后汉书》卷三四《梁冀传》记冀在河南府“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北达河淇，包含山薮，远带丘荒，周旋封域，殆将千里”。他圈占千里地为林苑，且在河南域西兴建长达数十里的兔苑以供取乐，自是伤害不少民众利益，很不利于种植业的正常进行。
　　王充《论衡》卷一二《程材篇》云：“襄邑（河南睢阳）俗织锦，钝妇无不巧，目见之，日为之，手胛也”。河南民间织锦业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