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主义与比较经济学的新发展

基本结论是：老制度主义对比较经济学的新发展更具理论价值，比较创新体系的方法更值得进一步发展。但相对于新制度主义在我国的流行来说，目前只有屈指可数的学者在对老制度主义进行研究，比较创新体系更是鲜为人知，这种状况对比较经济学在我国的新发展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实际上，老制度主义在近十几年已得到复兴并产生了重要的创新，而新制度经济学自1998年以来的研究前沿却与一百年前凡勃伦的主题惊人的相似（贾根良，1999b）。因此，无论是在研究重点还是研究力量上，我们早就应该从新制度主义向老制度主义转移。
　　然而，老制度主义作为比较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并不能完成本文所提出的新的研究任务。从比较创新体系目前发展所展示的潜力来看，由于排除掉政治和生态地理等因素，它就无法通过比较对经济体制的变异、多样性和演化进行“宏大叙事”。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所承继的学术传统仍存在着内在的局限性。正如老制度主义者当代代表人物霍奇逊所指出的，老制度主义虽有其优点，但它过去并没有马克思那种提供理论体系的能力；同样，熊彼特虽然自称其经济发展理论可以与马克思内生经济演化观相媲美，但他不得不承认他有关经济动力学的结构只包括了马克思所涉及的问题范围的一小部分，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比较创新体系没有“宏大叙事”的能力。因此，“为了寻求经济绩效最终源泉的圣杯(Holy  Grail)”，与诺斯在其学术生涯中所经历的“一个长期且确实是未曾预料到的旅程，从马克思主义到认知科学”(North,1997)有所不同，本文所得出的结论可能会令人吃惊：制度主义与比较经济学的新发展(第3页)突出了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传统创造性转化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如果我们深刻地理解了罗根(Georgescu-roegen)的下述名言，上述结论就很平常。罗根早在1971年就指出，“确切无疑的是，关于如何超越静态结构的课程——也许是惟一重要的课程——来源于马克思、凡勃伦和熊彼特”。传统比较经济学代表人物格鲁奇早就认为，马克思主义与老制度主义的主要差别是在理论观点而非方法论方面。现在，奥哈诺(O'hara)把马克思与凡勃伦视作制度与演化政治经济学的两位奠基者（注：笔者认为，这还应包括熊彼特。），并广泛探讨了这两大传统在当代发展的内在联系(O'hara,2000)。更为有意义的是，批判现实主义科学哲学家把马克思看作是当之无愧的先驱，近两年一些西方学者开始讨论马克思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Brown,2001)。由于马克思在“宏大叙事”上无以伦比的魅力，上述研究的深入进行很可能要通过对马克思研究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为制度与比较经济学的新发展提供重大创新。在这方面，我国的研究还未起步，经济理论的比较研究仍局限于马克思与新制度主义以及新老制度主义之间，哲学界对批判现实主义似乎不感兴趣或很少知晓。但笔者相信，这方面的研究作为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的国际前沿课题之一，迟早会使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发生兴趣。我国经济学界只有与哲学界同时甚至率先通过批判性吸收批判现实主义的研究成果，才能为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提供方法论的指导，才能完成本文对比较经济学所提出的新的研究任务，才能使这些领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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