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右派的“保守疗法”到左派的“休克补课”

波兰　　  -1.6[*]　  -7.0　  2.6　  3.8　  5.5　  7.0　　　110.02
捷克　　  -1.2　　  -14.2　-6.4　-0.5　  2.6　  5.0　　　  85.05

　　
　　  B  科沃德克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5为6年前的
匈牙利　　-3.5　　-11.9　-3.1　-0.6　  2.9　  1.5　　　  85.52
波兰　　  -11.6　　  -7.0　  2.6　  3.8　  5.2　  7.0　　　  98.56
捷克　　  -1.2　　  -11.5　-3.3　  0.6　  3.2　  6.4　　　  90.51

　　
　　  C  波兰国家统计总局
　　  GDP（亿美元）  
　　　　　　　　　  1990　　　　　　  1995　　　　　　  1995/1990
匈牙利　　　　　　357.80　　　　　  437.00　　　　　　　122.13%
波兰　　　　　　　589.76　　　　　  1263.48　　　　　　  214.24%
捷克　　　　　　　274.00　　　　　  504.00　　　　　　　183.94%

　　
　　注：*  原文如此，疑为-11.6。若是，则1995年GDP应为6年前的100%左右。
　　资料来源：A  徐葵主编：《1996年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年鉴》，280页；
　　B  同表1,468、492、459页；
　　C  《1998年波兰统计年鉴》，华沙，1998。
　　以上三个不同的统计依据得出的表格都证明了同一个趋势：匈牙利的“保守疗法”虽然使它在滑坡最剧烈的一年经济跌幅比波、捷小，但由于整个滑坡期拖长，匈牙利总的滑坡幅度反而更大，而且回升乏力。因此在转轨前6年它的总体经济状况明显差于波捷两国。表2-C是由国际金融机构测算了各国“灰色经济”并以之修正了经济增长状况后得出的结果，这种统计大大减少了滑坡值而使三国经济这6年都表现为总的大幅增长，但匈仅增长22.13%，仍远小于波兰的114.24%与捷克的83.94%。可见，无论按哪种统计方式，无论以“正式经济”看，还是加上官方统计没有反映的隐形经济成份，“保守疗法”时期匈牙利的转轨业绩都比波、捷两国要差。
　　  “边缘私有化”的困境
　　匈右派政府在产权改革上也实行“保守政策”。安托尔政府1990年上台伊始便宣布把“现代化的欧洲福利市场经济”作为目标，由于右派要与欧洲社会党传统拉开距离，因此这届政府从来不用“社会市场经济”的提法，而要讲“福利市场经济”。但实际上这种“福利市场经济”要比社会党的社会市场经济更带有国家主义色彩。除了“只卖不分”政策为左右派政府一直延续下来外，右派政府时期的特点是：
　　第一，对“小私有化”与“重新私有化”比较积极。1990-1994年间，一万余家国营小商店、小饭馆、小旅馆与服务网点基本全部售出。并向1948年后被“非法没收财产”的人及其继承人发放了赔偿券。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匈与前东德及其它实行过退赔政策的东欧国家一样，并未一律否定共产党时代的没收政策。一般来说，主要带有反法西斯与反封建性质的1945-1948年间的没收继续得到承认，以1948年以后划线意在只否定主要针对本国平民资产者与小私有者的社会主义改造。二是匈牙利的退赔并不是还给原来的有形产业，而是发给“赔偿券”，数额为财产原值乘以历年通货膨胀系数，而不考虑利息与积累。赔偿券只能用来购买法定许可其购买的有限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由于数额有限、职能狭窄，退赔政策对新的产权配置格局影响很小。相对于立陶宛、保加利亚等搞了实产退赔的国家而言，匈牙利的退赔并未造成明显的负作用。
　　第二，民族主义趋向明显。这一时期右派政府虽然也表示欢迎外资，但与欧洲各国的古典保守主义一样对于欧洲一体化进程心存戒心，对外开放程度实际并不大。在一些领域，右派政府的政策对外资的开放度甚至还不如剧变前的“体制内改革”时期。私有化进程虽然一开始就允许外资参与，但划了许多领域作为战略性部门拒绝外资染指，同时，在

出售资产时对国民与外资实行区别明显的倾斜政策。这样，外资参与私有化的程度便呈明显萎缩状态。剧变之初的争先恐后到右派政府末期已变为踌躇不前。外资参与的收缩从以下数字可以看出：1990年仅有的两宗大私有化交易全部为外资购买，1991年28宗交易中，卖给外资的占22宗，1992年外资却只参与了94宗交易中的41宗，即不足半数，1993年254宗中只有30宗，1994年242宗中只有12宗外资参与，五年间外资参与交易的比率依次为100%、78.6%、43.6%、11.8%、5%，持续明显下降。（注：Peter  Mihalyi,Privatisation  in  Hungary:Now  Comes  the  "Hard  Co-re".Communist  Economics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Vol.8,No.2(1996),p.206.）而外资购买企业的绝对数量自1992年起也连续三年下降，从41例降到8例。
　　对于外资在匈直接设立新企业（而不是购买国有企业），右派政府倒是乐意促成，这使得外资进入匈牙利的规模在参与国企私有化受阻的情况下仍一度增长较快，从1990年的3亿美元、1991年的15亿美元增长到1993年的23亿美元。但由于“保守疗法”导致的宏观经济形势恶化压抑了投资意愿，1994年外资流入便锐减一半，只有1l亿美元，吸引外资出现停滞局面。
　　第三，在各经济部门中，安托尔政府倾向于在基础部门（运输、水电燃气供应、电信、石化与金融服务等）保持国家控制，而在农林等第一产业领域则希望完全私有化。这显然也是一种“回到共产党以前”的保守思维在作怪，因为战前匈牙利就是基础部门国家统制程度较高，农业却完全是私有的。但匈农业经过社会主义几十年的发展已成为中东欧最发达的出口型公司化农业，不同于没有搞过集体化的波兰、南斯拉夫，如今要全面恢复家庭农场是不太现实的。相反地，在基础部门一味强调保持国家控制，却是一种过于“保守”的想法。
　　第四，在私有化管理体制上右派政府也显得三心二意。1990年该政府开始转轨时便设立了“国有资产托管局”(SPA)，1992年又设立了“匈牙利国家控股公司”(HSHC)，这样匈便成了前东欧转轨国家中独一无二的设有两套产权改革管理机构的国家。两套机构职能分工不清，导致相互扯皮、冲突现象严重。尤其是匈牙利国家控股公司的职能本身就是矛盾的：它一方面被看作组织私有化工作的政府部门，另一方面却像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