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右派的“保守疗法”到左派的“休克补课”
庞大的国企托拉斯，负责经营大约160个公司，其中2/3以上是前计划经济时代的重点企业，1992年立法将其划为“将长期保留部分或全部国有产权”的单位。于是，正如匈私有化部门首席经济学家彼特·米哈里所言：成立该组织给人的印象是，划给它的这部分资产“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会卷入私有化”。（注：Peter Mihalyi,Privatisation in Hungary:Now Comes the "Hard Core".Communist
Economics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Vol.8,No.2(1996),p.206-207.）
第五，这个时期由于拒绝捷克式的资产分配、外资的购买受阻、本国国民购买资产的能力又很弱，因此尽管说是“只卖不分”，但实际上已私有化资本的半数不是通过出售，而是通过破产清理来进行的。结果导致了严重的资产流失。在舆论批评下，政府自1993年秋起明显放慢了这种“自由放任的”私有化，改而使企业在国家补贴下“勉为其难地维持”国有状态。当时有评论说：“如果与要么淹死、要么学会游泳的艰难选择相比，随波逐流可能更容易些”。（注：Peter Mihalyi,Privatisa-tion in Hungary:Now Comes the "Hard Core".Communist Economics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Vol.8,No.2(1996),p.207.）于是在右派政府后期，私有化进程出现了明显的停滞，企业售出案例由1993年的254例减至242例，私有化收入从13.11亿美元降至11.35亿美元，破产清理资产由14.01亿美元降至7.17亿美元。实际上，整个安托尔政府执政期间的几个私有化计划都执行得很糟。大私有化头一年上市的19个企业中，有18个的股票销售未按期完成，国有资产托管局在1990年9月第一个私有化计划中列入21个企业，但这些企业直到1995年国有资产托管局解散时私有化也未完成（其完成要到1996年，即在左派推进的加速私有化阶段中）。1991年第二个私有化计划又列入85个企业、350亿福林资产，但这个计划不久就无人再提，“悄悄地流产”了。
截至1995年中，按P·米哈里的说法，匈牙利私有化计划列入大私有化资产的160亿美元中，有一半（80亿）仍在国家手中，其余一半中，售出的与破产清理的各占50%，即各有40亿美元。而这个时期所谓已私有化的企业，大部分股票仍然是全部或部分为国家所有的公司买下的。到了1993年以后，由于可以购买资产的国民资金濒于枯竭，国有资产出售的市场更加疲软，不仅卖出的案例减少、私有化收入下降，而且资产的成交价格也由于缺乏买者而下跌了。同时，已私有化的企业又多属匈经济中的非核心部门或曰“边缘部门”，因此有人认为：1990-1994年间匈牙利的私有化可以称为“边缘私有化”。“到目前为止，私有化尚未能动摇那旧的、苏联式的经济体制的支配地位”，“经济中的核心部分仍为国家所有”。（注：Peter Mihalyi,Privatisation in Hungary:Now Comes the "Hard Core".Communist
Economics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Vol.8,No.2(1996),p.205-213.）
左派政府的“休克补课”
正如捷克的克劳斯右
尽管有人（包括社会党内的非主流派）说这届政府的经济政策是过于迁就自民盟这个自由主义伙伴的结果，甚至说这几年是自民盟有权，社会党有责，自由派拿主意，左派为其背黑锅。但这显然不是事实。“左派”政府的经济政策比“右派”更自由化，是有其原因的：
其一，早在因剧变而改名易帜前，匈牙利原来的执政党已经在意识形态上接受了私有化。剧变前的内梅特政府文件中已经有“私有化”的提法。而在更早的1988年，前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国家总理格罗斯·卡洛伊就表示，匈牙利准备将最大的国有企业卖给外国人，此话一出舆论哗然。司法部长立即表示，这与当时的法律是冲突的，按照现行法律国有企业不可以出售，更不能卖给外国人。于是，政府便出台了一系列新法规，并大造舆论，为国企出售创造条件。
1988年的第6号法律即《公司法》宣布，私人可以成立公司，并允许外资进入。1989年第8号法律规定了所有制改变的细则。同年第14号法律明确了对外国投资者的保护：禁止对国外投资企业实行国有化；外汇可以自由汇出，利润允许返还投资者所在国；可以由外国财务公司进行财务评估，等等。1989年的宪法修正案在法律上对所有权、国家的所有制结构、企业自主权等方面都做了新的规定，尤其是宣布各种所有制结构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匈牙利经济学家认为，在1989-1990年就已消除了私营经济发展的法律障碍，使匈的社会制度在变革前就与其它东欧国家有很大不同，这种“不同寻常的良好开端”是早在共产党时期就奠定了的。1994年的“左派重新上台”，不过是把这个“开端”延续下去而已。
其二，事实上在经济开放、全欧一体化问题上，欧洲各国社会党比保守党更积极也是一种久已有之的常态，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与德国社民党都比本国的“右派”党更热衷于欧洲统一事业。在西欧，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通常并不是与“左派”而是与“右派”相联系的旗号。匈牙利社会党作为剧变后第一个被社会党国际接纳的“新社会党”，比本国右派更远离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应当说并不奇怪。1994年匈牙利社会党“重新”执政时，欧盟15国中有11国也是社会党（社民党、工党）执政，因而它比右派更迫切地希望融入“粉红色欧洲”实在是很自然的。
当然，决定性的因素还不是社会党信奉什么“主义”，而是经济的现实与逻辑使然。1994年下半年，安托尔政府“保守疗法”的恶果已经十分明显，虽然当年经济出现“复苏”，但这个复苏却是以扩张财政、增加补贴而导致严重的宏观经济混乱为代价的。在野的社会党也曾与当时东欧所有的在野势力一样批评休克疗法，认为右派政府还是太“休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157822.html
Economics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Vol.8,No.2(1996),p.206-207.）
第五，这个时期由于拒绝捷克式的资产分配、外资的购买受阻、本国国民购买资产的能力又很弱，因此尽管说是“只卖不分”，但实际上已私有化资本的半数不是通过出售，而是通过破产清理来进行的。结果导致了严重的资产流失。在舆论批评下，政府自1993年秋起明显放慢了这种“自由放任的”私有化，改而使企业在国家补贴下“勉为其难地维持”国有状态。当时有评论说：“如果与要么淹死、要么学会游泳的艰难选择相比，随波逐流可能更容易些”。（注：Peter Mihalyi,Privatisa-tion in Hungary:Now Comes the "Hard Core".Communist Economics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Vol.8,No.2(1996),p.207.）于是在右派政府后期，私有化进程出现了明显的停滞，企业售出案例由1993年的254例减至242例，私有化收入从13.11亿美元降至11.35亿美元，破产清理资产由14.01亿美元降至7.17亿美元。实际上，整个安托尔政府执政期间的几个私有化计划都执行得很糟。大私有化头一年上市的19个企业中，有18个的股票销售未按期完成，国有资产托管局在1990年9月第一个私有化计划中列入21个企业，但这些企业直到1995年国有资产托管局解散时私有化也未完成（其完成要到1996年，即在左派推进的加速私有化阶段中）。1991年第二个私有化计划又列入85个企业、350亿福林资产，但这个计划不久就无人再提，“悄悄地流产”了。
截至1995年中，按P·米哈里的说法，匈牙利私有化计划列入大私有化资产的160亿美元中，有一半（80亿）仍在国家手中，其余一半中，售出的与破产清理的各占50%，即各有40亿美元。而这个时期所谓已私有化的企业，大部分股票仍然是全部或部分为国家所有的公司买下的。到了1993年以后，由于可以购买资产的国民资金濒于枯竭，国有资产出售的市场更加疲软，不仅卖出的案例减少、私有化收入下降，而且资产的成交价格也由于缺乏买者而下跌了。同时，已私有化的企业又多属匈经济中的非核心部门或曰“边缘部门”，因此有人认为：1990-1994年间匈牙利的私有化可以称为“边缘私有化”。“到目前为止，私有化尚未能动摇那旧的、苏联式的经济体制的支配地位”，“经济中的核心部分仍为国家所有”。（注：Peter Mihalyi,Privatisation in Hungary:Now Comes the "Hard Core".Communist
Economics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Vol.8,No.2(1996),p.205-213.）
左派政府的“休克补课”
正如捷克的克劳斯右
翼政府由于其福利政策被欧洲左派称赞为“欧洲最大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一样，匈牙利这个剧变后东欧最“右”的政府因其“没有采纳‘大爆炸’方案（按：即通译的“休克疗法”）”也被我们亚洲的“新左派”称赞为东欧转轨中“经济上最成功的国家”。（注：《香港社科学报》1995年第7期，112页。）1994年，在右派政府财政扩张政策刺激下，匈牙利经济按官方统计出现了剧变后首次增长。然而正是在这一年，对匈现状极不满的选民把这个政府赶下了台，以“前共产党人”易帜组成的社会党以54%的选票大获全胜并得到了单独组阁的权利。然而社会党人却不愿行使这个权利，而是把匈牙利的“中派”即典型的自由主义政党自民盟拉来做伙伴，组成了“社会自由政府”（或曰“左派—自由派联合政府”）。这个政府的绝大部分成员（包括主管经济的各部长）都是社会党人，因此把这届政府的经济政策称作左派的政策是没有问题的。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这届左派政府却在风险更大的情况下实行了“右派”政府也没有实行的“休克”式激进转轨政策。事实上，号称“休克疗法”三原则的“稳定化、自由化、私有化”中，右派政府只实行了一定程度的价格自由化，而以紧缩求稳定的宏观政策和快速大私有化政策都是由左派政府实行的。无怪乎人们把这届政府的政策称为“休克补课”。
尽管有人（包括社会党内的非主流派）说这届政府的经济政策是过于迁就自民盟这个自由主义伙伴的结果，甚至说这几年是自民盟有权，社会党有责，自由派拿主意，左派为其背黑锅。但这显然不是事实。“左派”政府的经济政策比“右派”更自由化，是有其原因的：
其一，早在因剧变而改名易帜前，匈牙利原来的执政党已经在意识形态上接受了私有化。剧变前的内梅特政府文件中已经有“私有化”的提法。而在更早的1988年，前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国家总理格罗斯·卡洛伊就表示，匈牙利准备将最大的国有企业卖给外国人，此话一出舆论哗然。司法部长立即表示，这与当时的法律是冲突的，按照现行法律国有企业不可以出售，更不能卖给外国人。于是，政府便出台了一系列新法规，并大造舆论，为国企出售创造条件。
1988年的第6号法律即《公司法》宣布，私人可以成立公司，并允许外资进入。1989年第8号法律规定了所有制改变的细则。同年第14号法律明确了对外国投资者的保护：禁止对国外投资企业实行国有化；外汇可以自由汇出，利润允许返还投资者所在国；可以由外国财务公司进行财务评估，等等。1989年的宪法修正案在法律上对所有权、国家的所有制结构、企业自主权等方面都做了新的规定，尤其是宣布各种所有制结构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匈牙利经济学家认为，在1989-1990年就已消除了私营经济发展的法律障碍，使匈的社会制度在变革前就与其它东欧国家有很大不同，这种“不同寻常的良好开端”是早在共产党时期就奠定了的。1994年的“左派重新上台”，不过是把这个“开端”延续下去而已。
其二，事实上在经济开放、全欧一体化问题上，欧洲各国社会党比保守党更积极也是一种久已有之的常态，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与德国社民党都比本国的“右派”党更热衷于欧洲统一事业。在西欧，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通常并不是与“左派”而是与“右派”相联系的旗号。匈牙利社会党作为剧变后第一个被社会党国际接纳的“新社会党”，比本国右派更远离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应当说并不奇怪。1994年匈牙利社会党“重新”执政时，欧盟15国中有11国也是社会党（社民党、工党）执政，因而它比右派更迫切地希望融入“粉红色欧洲”实在是很自然的。
当然，决定性的因素还不是社会党信奉什么“主义”，而是经济的现实与逻辑使然。1994年下半年，安托尔政府“保守疗法”的恶果已经十分明显，虽然当年经济出现“复苏”，但这个复苏却是以扩张财政、增加补贴而导致严重的宏观经济混乱为代价的。在野的社会党也曾与当时东欧所有的在野势力一样批评休克疗法，认为右派政府还是太“休
★读了本文的人也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