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右派的“保守疗法”到左派的“休克补课”

克”了，并许诺要大搞社会福利。然而到社会党上台接任时，却发现银根太松所结下的酸果必须由自己来啃了。社会党总理霍恩惊呼：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匈今年的财政赤字将比去年翻一番还不止（从1997亿福林到4000亿福林）！他一连说了三个“没想到”：“我没想到匈牙利财政状况是如此之坏，没想到储备是如此之少，更没有想到国库是如此空虚。”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新政府的财政部长、社会党人博克洛什更警告说：如果不大力紧缩财政，“那么到1995年或1996年，匈牙利就会成为丧失支付能力的国家！”（注：贝凯希·拉斯洛：《摆在我们的面前的是沉重的过去》，［匈］《人民自由报》1994年8月18日。）于是，左派执政的匈牙利不得不在剧变五年之后进行“休克疗法”的补课，实施以这位财政部长命名的“博克洛什紧缩纲领”，以“令人不快和不受欢迎的”“强制性措施”，实行空前严厉的财政紧缩，停止右派政府时期一直维持拨给亏损国营企业的财政支持，削减社会福利，冻结工资，放开物价，贬值福林以促进出口，让企业破产，增加失业。为此，左派政府声称已准备“和工会将有激烈的斗争”！而最终走出这种困境“只能靠加速私有化”。（注：贝凯希·拉斯洛：《摆在我们的面前的是沉重的过去》，［匈］《人民自由报》1994年8月18日。）
　　于是，以批判“休克疗法”争取民心而“复兴”的左派上台伊始，就已准备充当比其右派前任更严厉的主治大夫，实施更猛烈的“休克”。然而在民主体制下要人民忍受这一切是需要一种精神支撑的。在1990年的东欧，这种支撑的资源来自所谓“反对派的道义感召力”与“人民的信任及耐心”。而1995年的社会党政府自然不会有这种道义资源的支持，至于人民的耐心，如果可以无限使用的话，右派政府也不会被赶下台了。正是因为人民已无耐心才得以重新上台的社会党，难道能对这种耐心再寄予奢望吗？
　　社会党政府看来完全明白这一点，因而它唯一可以强调的就是“从自己做起”，以清廉公正、身先士卒的形象感召全国人民共渡难关。上台伊始的社会党立即宣布，“休克”的第一针首先扎向政府，立即中止机关基建投资，“彻底停止”购买小汽车（甚至报废的也不准更新），不准大宗采购，冻结行政人员工资，并实行裁员撤衙、缩减编制。政府说它知道“这一切从财政角度看意义不大，因为这省不了几个钱”，但却可能以此激励士气，使人民相信它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决心。
　　以社会党人财政部长得名的一揽子“休克”计划——“博克洛什紧缩纲领”就这样出台了。这个纲领在许多方面与波兰的“巴尔采罗维奇纲领”十分相似，只是时间晚了几年。根据这个纲领，政府解雇了13%的公务员，停止了给农业和亏损企业的补贴，收缩社会福利，实行高校收学费。由于在通货膨胀条件下冻结工资，使匈全国平均工资水平在1995年剧降12.2%，降幅之大超过右派政府执政期间的任何一年（1990--1993年匈平均实际工资4年分别下降1.8%、1.7%、4%、5.1%，1994年由于财政扩张，实际工资首次上涨了5.5%），1996年又降了5%。（注：G·W·科沃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468页，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匈政府原先预计该年要降15%，见［德］《商报》1996年12月21日通讯：《布达佩斯要求居民本着崇高精神牺牲社会福利》。）与此相应，

1994年右派政府下台前的财政扩张造成GDP年增长2.9%的虚假“复苏”，在左派政府的休克补课时期也泡沫破灭，年增长率又跌到1.5%(1995)和1.3%(1996)。社会党人、财政部国务秘书德劳什科维奇坦率地声称：“我们在谋求社会市场经济，但首先还得放弃社会福利。”（注：［德］《商报》1996年12月21日。）博克洛什这种强硬紧缩使得议会中的反对党大骂：“匈牙利现在没有政府，只有财政部”。
　　社会党政府为此也付出了很大代价。党外抗议、党内分裂，仅1995年一年便有7名社会党人部长辞职，紧缩政策的制定者财政部长博克洛什更是众矢之的，因议会作梗、紧缩纲领的许多细节又被宪法法院几次判为违宪，他几次提出辞呈。虽然社会党人总理霍恩几次挽留，但到1998年大选前，社会党人为了赢得选民支持仍不得不将他抛出作替罪羊。社会党内原有左翼联合体、保护工人利益派等反主流派，“休克补课”期间又出现了“豪约什派”（因几十名社会党要人经常在豪约什镇开会批评政府政策而得名）。匈牙利工会全国联合会主席纳吉·山道尔原为社会党内定的第二号人物，此时也成了豪约什派首领。1995年内匈国营企业职工多次游行、示威、罢工，有的就是由议会中社会党议员组织的，恰如波兰团结工会政府时期的反“休克”示威往往就是团结工会人士组织的一样。在这种难堪的局面下，左派政府实际的回旋余地十分有限，只能硬着头皮在民意声望剧减的条件下寄希望于“快速闯关”。在1995年12月召开的社会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霍恩明确表示：“匈牙利正在进行发达资本主义的建设，社会党站在长远的角度上考虑问题，实行紧缩政策的路子是走对了”。博克洛什说得更明确：“现行经济政策是唯一的在保持社会党左派价值的同时使国家摆脱危机的政策”（注：［匈］《人民自由报》1995年11月26日。），民粹主义的、不负责任的许诺和虚假的目标到头来只能使自己吃亏。
　　得罪人的“休克补课”使社会党声望剧降，1995年的民意测验中霍恩总理的得分在26名政治家中从第二位降到了倒数第二位。1997年后随着紧缩纲领正面效应显现，经济好转，社会党的威望也回升。然而到1998年大选时，尽管博克洛什已去职，政府又加大了社会福利开支，社会党还是以32.25%的得票告败，再次让位于“右派”政府。
　　社会党虽然下台，紧缩纲领却使匈牙利的经济发生了根本的转折。在博克洛什纲领实施两年后，匈牙利财政赤字已从1994年占GDP8.4%降为1996年的3.5%，年末消费价格上涨率由1995年的28.3%降为1998年的14.2%，国际收支逆差（经常项目）从1994年的39亿美元降至1997年的10亿美元，占GDP的比例也从9.4%降至2.2%。外债总额由1995年的317亿美元降至1997年的263亿美元。当年还债支出占经常项目收入的比重从1994年的54%降至1997年的23.3%，外债占出口值之比也从374.6%降至123.7%。（注：G·W·科沃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468-470页，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其中匈牙利的净外债从转轨之初的159亿美元、右派下台时的189亿美元显著回落，到1998年春已减至100亿美元左右，自80年代以来，匈牙利第一次从东欧债务危机之首的阴影中走出，成为中等外债的国家。
　　随着宏观经济的改善，匈牙利的经济增长势头也逐渐加强。1996年增长1.3%达到“休克补课”的最低点后，GDP从1997年开始转入持续增长，1997年增长4.3%，1998年增5.4%（注：G·W·科沃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468-470页，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1999年增4.5%，2000年增幅预计将超过上年。连续四年增长4%以上，这在匈牙利不仅是转轨以来、也是进入80年代以来仅见的。与此同时，1999年通货膨胀率已降至10%，也为80年代以来最低。随着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的实现，匈牙利的消费、工资、投资也从1996年起走出了“休克”状态。固定资产投资1996、1997、1998三年分别增长6.3%、8.2%、12%，增速逐年加快。平均实际工资1997年增4.9%，1998年增6.4%，失业率则从1996年的10.7%降至1998年的8.7%。（注：G·W·科沃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468-470页，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
　　1999年，匈牙利经济（不计灰色部分）已超过1989年剧变前的最高水平。这虽然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为迟，但对匈牙利来说，它不仅是走出了剧变后的滑坡与萧条时期，而且也走出了自80年代以来一直持续的高债务、高通胀、低增长状态”（注：80年代前五年匈牙利经济总共只增长10%，1985年后至剧变前年均增长更降至1%左右。而外债却在1973-1989年间增加20倍，年均增加达21%！（阚思静、刘邦义：《东欧演变的历史思考》，116-126页，当代世界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