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右派的“保守疗法”到左派的“休克补课”
苏联的坦克把事态镇压下去后，强大压力使拟议中的改革中断。此后几年中，“指令性计划成为不可更改的唯一形式”。但匈牙利人从骨子里一直认为自己的追求更符合本国特点。到1962-1965年，苏联经济学界展开对利别尔曼有关企业放权和经济自由观点的公开讨论，匈牙利抓住这个相对宽松的气候，迅速展开初级市场化试验，改革的主要措施是，取消国家下达给企业的主要指令性指标，取消物资统包统拨统配，建立社会生产资料市场，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发挥各种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加强企业内部的民主管理，经营决策实行厂长负责制等。从1968年起，通过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引入市场机制，匈牙利成为东欧最早实行经济改革的国家。在长达20年的改革过程中，在商业、手工业、服务行业和中小企业中普遍实行承包制、租赁制，使人们易于接受市场经济，这为后来的经济转轨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匈牙利在过去的经济改革中还制定出了比较完善的经济法律和法规，使之成为当时东欧国家中与西方法律最接近的国家之一。同时，也培养了一批熟悉市场经济的专业经济人员，可以说，早年的经济改革为剧变后的私有化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60-70年代改革使匈牙利改变了过去单一的指令性行政干预和过分集中的束缚生产力的体制模式，经济出现了显著的增长。这段时间国民收入比50年代翻了4番，工业总产值比50年代增长了7倍，农业跻身世界最发达国家的行列，人均产值名列世界第4位。从开始改革到1981年，居民消费每年平均以5%～6%的速度递增。所有国民一律享受劳动保险、免费医疗和8年义务教育等各种福利待遇。当时匈牙利被西方记者称为“东方乐园”、“消费者的天堂”。每年旅匈的外国游客达4千万，是匈本国人口的4倍多。
但好景不长，70年代中期，由于世界能源危机和外贸环境恶化、苏联的干预加大等原因，匈牙利的改革陷入停滞，国家经济体制又重新回到指令性计划的轨道上。
80年代末苏东剧变后，匈原执政党发生分裂并在大选中败北，她的两个后继者，“传统派”社工党因得票未达到4%无法进入议会，“改革派”社会党虽进入议会，但任何一个政党都不愿与它联合组阁。于是民主论坛联合独立小农党、基督教民主人民党组成右派联合政府。在这个联合中，民主论坛是由“人民—民族传统派”、古典自由主义派和基督教民主派三种力量组成的阵营，其中居于主流的人民—民族传统派属于典型的右翼民族主义保守派，其盟友独立小农党更是二战前曾经执政的“历史党”，基督教民主派与另一盟友基民党则是“基督教保守主义者”，这两支右派基本上决定了政府的姿态。而民主论坛中的自由主义派只是支流。另一方面，这届国会中最大的反对党自民盟则属于典型的自由民主主义，主张“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用西欧的观点看属于中右政党，它与当时已成为中左派的社会党后来渐渐接近。
可见当时的匈牙利政治是一种右（两种保守主义）—中（中左、中右）对峙格局。执政的右派除一般性地承认市场化、民主化外，还以民族主义、强国主义与宗教责任这类“欧洲式保守”理念为特色。众所周知，民族主义在俄罗斯可能具有亲左的政治谱系，在东欧则相反，历史上东欧民族主义都与反苏，也就是与“右”挂钩，甚至具有激进反苏也就是激进“右派”的特点。但这种情况下的“激进右派”并不是“激进市场派”，他们关于改革的目标模式与其说更多地受当代美国或西方的影响，不如说更多地受共产党以前（二战以前）匈牙利旧传统影响——这一传统显然与美国式自由市场距离甚大。他们虽然如现今欧洲左中右各派都承认的那样承认市场化的必要，但他们更愿意看到的与其说是“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不如说是更带有保护主义色彩的匈牙利本位的市场经济。而在剧变后的第一届政府中，民主论坛是主导，因而形成在当时东欧极为典型的“右派政府”——但却不是激进市场改革政府——就成了逻辑的必然了。
匈牙利的“保守疗法”除了与右派政府的执政理念有关外，还与匈牙利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乃至反对派的状况有关。匈牙利在剧变前素以靠借债发展经济著名，1991年时匈外债总额积累已达226亿美元，人均2300美元。与之相比，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联邦人口比匈牙利多57%，外债总额却只有67亿美元，人均负债仅427美元。波兰外债虽达480亿美元，但人均也只有1250美元左右。（注：徐葵主编：《1996年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年鉴》，208页，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匈的人均外债在东欧是最多的。这种债台高筑的状况决定了匈牙利在产权改革中必须考虑变现国有资产以还债的问题，把国有资产无偿分配给全体国民的捷克式做法因而行不通。十年来匈牙利不管左派还是右派执政，搞的是“保守”疗法还是激进改制，始终都坚持了“只卖不分”的原则，国家需要私有化收入来还债是一个重要原因。而在匈牙利主流理论界看来，只要国有资产的出售能够实行公正的代理交易原则，做到公开、透明、公平竞价，那么以变现国有资产所得来用于公共开支（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乃至归还国债等），与把国有资产分配给国民的性质是一样公正的。
另一方面，匈牙利的经济学传统与非官方立场的态度也是一个条件。由于剧变前匈与波、南均为施行“体制内市场取向改革”多年的国家，本国的转轨经济学较发达，以科尔奈为代表的匈牙利学派在剧变前居于主流，剧变后仍很有影响。科尔奈本人在剧变后“市场取向”更加发展，不但对原体制彻底否定，而且对西方经济学中强调国家作用的凯恩斯传统也持否定态度。在所有制方面他不仅一般地主张私有化，而且主张要形成“有血有肉的私有者”、“人格化的私有者”。（注：J.Kornai,"Transformational Recession.A General Phenomenon Examined thr-ough the Example of Hungary's Development."Economic Applique.Vol.46,No.2(1993),pp.181-227.）他反对公众持股、法人持股、雇员持股等“人民资本主义”观念，强调私有化就是要把企业交到自然人企业家手中，而不赞成“所有权分享”。这样，他自然对捷克式的全民平分资产或波兰式的雇员集体持股不以为然，而主张把企业直接卖给自然人。但另一方面，科尔奈又对国有企业的“可改造性”持悲观态度，认为不管是卖是分，很多企业肯定是搞不好的。市场化改革不能把重点放在存量上，而应当放在增量上，即不是着重于如何把现有国企私有化，而是着重于在体制外培育“新的”私有经济——在实践中这基本上就是指引进外资。以科尔奈为代表的这种主张对右派政府的影响主要是前一方面，即促进了不同于波、捷的“保守疗法”，而它对社会党政府的影响则主要是后一方面（科尔奈本人剧变后未加入政党，但因历史渊源他仍然与社会党关系较深），因而促进了“面向外资全卖光”的做法。
右派政府的“保守疗法”
由于以上原因，剧变后产生的匈牙利第一届政府虽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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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70年代改革使匈牙利改变了过去单一的指令性行政干预和过分集中的束缚生产力的体制模式，经济出现了显著的增长。这段时间国民收入比50年代翻了4番，工业总产值比50年代增长了7倍，农业跻身世界最发达国家的行列，人均产值名列世界第4位。从开始改革到1981年，居民消费每年平均以5%～6%的速度递增。所有国民一律享受劳动保险、免费医疗和8年义务教育等各种福利待遇。当时匈牙利被西方记者称为“东方乐园”、“消费者的天堂”。每年旅匈的外国游客达4千万，是匈本国人口的4倍多。
但好景不长，70年代中期，由于世界能源危机和外贸环境恶化、苏联的干预加大等原因，匈牙利的改革陷入停滞，国家经济体制又重新回到指令性计划的轨道上。
80年代末苏东剧变后，匈原执政党发生分裂并在大选中败北，她的两个后继者，“传统派”社工党因得票未达到4%无法进入议会，“改革派”社会党虽进入议会，但任何一个政党都不愿与它联合组阁。于是民主论坛联合独立小农党、基督教民主人民党组成右派联合政府。在这个联合中，民主论坛是由“人民—民族传统派”、古典自由主义派和基督教民主派三种力量组成的阵营，其中居于主流的人民—民族传统派属于典型的右翼民族主义保守派，其盟友独立小农党更是二战前曾经执政的“历史党”，基督教民主派与另一盟友基民党则是“基督教保守主义者”，这两支右派基本上决定了政府的姿态。而民主论坛中的自由主义派只是支流。另一方面，这届国会中最大的反对党自民盟则属于典型的自由民主主义，主张“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用西欧的观点看属于中右政党，它与当时已成为中左派的社会党后来渐渐接近。
可见当时的匈牙利政治是一种右（两种保守主义）—中（中左、中右）对峙格局。执政的右派除一般性地承认市场化、民主化外，还以民族主义、强国主义与宗教责任这类“欧洲式保守”理念为特色。众所周知，民族主义在俄罗斯可能具有亲左的政治谱系，在东欧则相反，历史上东欧民族主义都与反苏，也就是与“右”挂钩，甚至具有激进反苏也就是激进“右派”的特点。但这种情况下的“激进右派”并不是“激进市场派”，他们关于改革的目标模式与其说更多地受当代美国或西方的影响，不如说更多地受共产党以前（二战以前）匈牙利旧传统影响——这一传统显然与美国式自由市场距离甚大。他们虽然如现今欧洲左中右各派都承认的那样承认市场化的必要，但他们更愿意看到的与其说是“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不如说是更带有保护主义色彩的匈牙利本位的市场经济。而在剧变后的第一届政府中，民主论坛是主导，因而形成在当时东欧极为典型的“右派政府”——但却不是激进市场改革政府——就成了逻辑的必然了。
匈牙利的“保守疗法”除了与右派政府的执政理念有关外，还与匈牙利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乃至反对派的状况有关。匈牙利在剧变前素以靠借债发展经济著名，1991年时匈外债总额积累已达226亿美元，人均2300美元。与之相比，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联邦人口比匈牙利多57%，外债总额却只有67亿美元，人均负债仅427美元。波兰外债虽达480亿美元，但人均也只有1250美元左右。（注：徐葵主编：《1996年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年鉴》，208页，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匈的人均外债在东欧是最多的。这种债台高筑的状况决定了匈牙利在产权改革中必须考虑变现国有资产以还债的问题，把国有资产无偿分配给全体国民的捷克式做法因而行不通。十年来匈牙利不管左派还是右派执政，搞的是“保守”疗法还是激进改制，始终都坚持了“只卖不分”的原则，国家需要私有化收入来还债是一个重要原因。而在匈牙利主流理论界看来，只要国有资产的出售能够实行公正的代理交易原则，做到公开、透明、公平竞价，那么以变现国有资产所得来用于公共开支（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乃至归还国债等），与把国有资产分配给国民的性质是一样公正的。
另一方面，匈牙利的经济学传统与非官方立场的态度也是一个条件。由于剧变前匈与波、南均为施行“体制内市场取向改革”多年的国家，本国的转轨经济学较发达，以科尔奈为代表的匈牙利学派在剧变前居于主流，剧变后仍很有影响。科尔奈本人在剧变后“市场取向”更加发展，不但对原体制彻底否定，而且对西方经济学中强调国家作用的凯恩斯传统也持否定态度。在所有制方面他不仅一般地主张私有化，而且主张要形成“有血有肉的私有者”、“人格化的私有者”。（注：J.Kornai,"Transformational Recession.A General Phenomenon Examined thr-ough the Example of Hungary's Development."Economic Applique.Vol.46,No.2(1993),pp.181-227.）他反对公众持股、法人持股、雇员持股等“人民资本主义”观念，强调私有化就是要把企业交到自然人企业家手中，而不赞成“所有权分享”。这样，他自然对捷克式的全民平分资产或波兰式的雇员集体持股不以为然，而主张把企业直接卖给自然人。但另一方面，科尔奈又对国有企业的“可改造性”持悲观态度，认为不管是卖是分，很多企业肯定是搞不好的。市场化改革不能把重点放在存量上，而应当放在增量上，即不是着重于如何把现有国企私有化，而是着重于在体制外培育“新的”私有经济——在实践中这基本上就是指引进外资。以科尔奈为代表的这种主张对右派政府的影响主要是前一方面，即促进了不同于波、捷的“保守疗法”，而它对社会党政府的影响则主要是后一方面（科尔奈本人剧变后未加入政党，但因历史渊源他仍然与社会党关系较深），因而促进了“面向外资全卖光”的做法。
右派政府的“保守疗法”
由于以上原因，剧变后产生的匈牙利第一届政府虽然是
整个东欧最典型的右派政府，但其政策与其说是自由主义不如说是保守主义的，即在经济上具有较浓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色彩。这一届匈牙利政府既不像波兰政府那样受到强大的工会影响，也不像捷克政府那样受到知识分子“68年人”和“七七宪章理想主义”的影响，更不像罗马尼亚与独联体各国政府那样基本上仍然是“前共产党人”执政。以民主论坛为主的安托尔政府中清一色是与剧变前政权没有“瓜葛”的人，其年龄结构在东欧新政府中属最大者之一。它受战前匈牙利旧式精英传统影响较深，有强烈的民族保守色彩。在对外方面，这届政府咄咄逼人的“大匈牙利主义”令四邻侧目，不仅共产党时代、甚至凡尔赛体系下奥匈帝国瓦解时的旧案也重被提起，邻国的匈族地区（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南斯拉夫的伏伊伏丁那与斯洛伐克东南部）因而成为匈牙利外交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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