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的逻辑与中国的变革
究，我们的观念一直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我希望我们从现在开始重新思考整个轨迹。而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也有理由和责任重新思考整个轨迹。比如，我们读司马迁的《史记》，里边谈到人的本性在追求财富、追求幸福；一个好的统治者应该因势利导，最糟糕的政府是用强权与民争利。
刚才提到亚当·斯密强调市场规模的重要性，因为市场很小的话就不可能有很细的分工。市场的规模越大，参与交易的人越多，市场的分工就会越细，技术进步就会越快。举一个例子，中国河南有一个洗脚行业，马上要上市了，分工非常细致，端水和洗脚的不是同一个人，剪指甲和掏耳朵的也不是同一个人。分工只有细致，才能做得优秀。但是另一个问题出现了，市场的范围越是宽广，越多的人可能互不认识。我们今天所用的消费品的生产者中的99.9%，我相信大家是不认识的。好比我手中的矿泉水是谁生产的我不认识，老板我不认识，管理层我也不认识，生产工人我更不认识；但我可以很放心地喝。市场中充斥着陌生人之间的交易，陌生人之间的交易中信任是第一重要的，尤其当涉及生命攸关的事时。
在理解了这个问题之后，我还想跟大家一道走得再远些。现在做企业经营的人知道，企业变大以后企业领导人往往会很头疼，因为难于管理，然后就要设立激励约束机制，如董事会、监事会、审计等。而中国古代自秦始皇统一之后，尽管有一些分裂的时期，但整体上还是统一的。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我们有2000万人，汉代鼎盛的时候达到6300万人，之后基本上就在2000-6000万人之间不断波动。这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很大的人口规模了，加上中国的面积很大，而且没有发达的通讯工具，那么，中国的皇帝们何以统治这么大的国家呢？
过去中国国家治理的好多制度，对我们思考企业管理其实是很有帮助的。秦孝公的时候，他雇了商鞅当宰相，商鞅设计了“连坐制”——一人犯法，株连九族。在这个制度下皇帝就不需要监督每一个人，让他们互相监督即可。比如，一个村有100人，任何一个人造反，全村人都要被杀头一这时皇帝不急村民急，大家会争相互相监督。推而广之，整个中国基本就是这样一个制度，只是“连坐制”变成一个大家相互监督的体系。
从本质上说，现在的企业、市场经济就是靠“连坐制”构建起来的，我们叫连带责任。但这里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就是古代的连带责任是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之上的，而我们今天的连带责任则是建立在契约关系基础之上的．一般而言，每一个人加入一个企业之后，就同企业的其他成员形成了一个连带责任关系。当然，这里也有层次的区分。比如，每个人加入上海师范大学之后，相互之间就产生了连带责任。上师大的任何一个同学出去做了好事，所有上师大的校友、老师、同学都感到自豪。相反，上师大任何一个同学出去做了坏事了，报纸上一登就坏了上师大的名声。进一步看，整个国家也是如此。比如，我是陕西人，如果某个陕西人做了坏事，就会影响整个陕西人的名誉。正是由于连带责任的存在，就会形成一些约束规则。像加入陕西人商会就要首先符合一定的标准，如果某人名声不好就不能加入。中国这么大，我们不可能监督每一个人的行为，我们只能记住几个组，每个组内部承担连带责任，从而每个组内部相互监督，这样就可以建立信任关系。
所有的企业制度、利润、工资都是契约制造出来的，其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划分责任，激励好的行为，约束坏的行为。什么叫老板？老板就是找不到别人的毛病，都是他的毛病。什么叫雇员？雇员就是只要没找着他的毛病，他就没责任。管理体制的设计，说到底就是使得连带责任的系统更好地发挥作用，使得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老板要为所有员工的行为承当连带责任。一个下游的企业一般要为所有上游的企业承担连带责任。比如你买一辆宝马车，开车的时候轴承断了，出车祸了，这个时候宝马公司就要负责任，尽管这个轴承不是宝马公司生产的。由于下游的企业必须对上游企业负连带责任，所以宝马公司会设计好多的质量标准来进行监管。在这种意义上说，利润就是责任，你要多赚钱一定意味着你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你有多大的能力承担责任，你才能够赚多大笔钱。
如果一个企业要兼并另一个企业，规模过大了就要受到管制，这就比较荒唐。我们过去反垄断的理论基础是企业是个生产单位。而我这里所说的企业不仅是个生产单位，还是个建立信任的单位、建立声誉的机制。如果一个行业里边有无数个生产厂家，你会信任谁？你谁都不会信任，因为记不住。市场中每个行业里就那么几大厂家，这是合乎市场规律的。有了这几大厂家之后，社会就会形成很好的约束。比如一个沃尔玛要为几百万人甚至几千万人承担责任。如果把沃尔玛分成100个，然后用不同的名字命名的话，这个市场就会变得没有效率。为什么知识产权重要？知识产权就是信任的基础。真正有效的市场，一定是一些大企业一层层叠加起来的。一个大企业背后有几十个企业为其提供服务，几十个企业背后又有几百甚至几千个企业为其提供服务，这样一层层的连带责任也叠加起来。
中国30年的变化很大。过去我们讲西方200年的变革，超过过去5000年的变革。中国30年的变革，其实也超过了5000年的变革。1800年普通英国人的生活和古罗马时代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他的寿命未必比古罗马的人长，他的营养也未必比古罗马的人好。同样．30年前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可能并不比隋唐时期、秦汉时期的人好，生活品质或许和那时候差不多。中国人历来是很辛苦的，每个人都在追求幸福，但是计划经济下人们追求的幸福往往是相互伤害的，最后的结果是所有人都不幸福。
计划经济或者国有经济与私有经济、市场经济有什么不同呢？有人说私有经济下财产是私人的，权利属于个人；国有经济下财产是国家的，权利属于政府。其实不对。任何一个社团，权利都是个人行使的，只有有血有肉的个人才可以行使权利。不同的是个人获取权利的基础不同。计划经济或者国有经济下，个人获取的权利是职位，只有进入政府或国有企业，才能获得调动资源的权利。我称之为“职权经济”。那么怎样获得在政府或国有企业的职位呢？通常来说，并不需要为消费者创造价值，许多时候往往依赖于“关系”；然后根据职位级别的高低再划分权利的大小，职位级别越高的人一般权利越大。所以当大家都进入政府或国有企业后，就开始为获得更多的权利而竞争，只要有能力伤害别人，就可以往上爬升。同样是竞争，只是竞争不 《市场的逻辑与中国的变革(第2页)》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157835.html
刚才提到亚当·斯密强调市场规模的重要性，因为市场很小的话就不可能有很细的分工。市场的规模越大，参与交易的人越多，市场的分工就会越细，技术进步就会越快。举一个例子，中国河南有一个洗脚行业，马上要上市了，分工非常细致，端水和洗脚的不是同一个人，剪指甲和掏耳朵的也不是同一个人。分工只有细致，才能做得优秀。但是另一个问题出现了，市场的范围越是宽广，越多的人可能互不认识。我们今天所用的消费品的生产者中的99.9%，我相信大家是不认识的。好比我手中的矿泉水是谁生产的我不认识，老板我不认识，管理层我也不认识，生产工人我更不认识；但我可以很放心地喝。市场中充斥着陌生人之间的交易，陌生人之间的交易中信任是第一重要的，尤其当涉及生命攸关的事时。
在理解了这个问题之后，我还想跟大家一道走得再远些。现在做企业经营的人知道，企业变大以后企业领导人往往会很头疼，因为难于管理，然后就要设立激励约束机制，如董事会、监事会、审计等。而中国古代自秦始皇统一之后，尽管有一些分裂的时期，但整体上还是统一的。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我们有2000万人，汉代鼎盛的时候达到6300万人，之后基本上就在2000-6000万人之间不断波动。这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很大的人口规模了，加上中国的面积很大，而且没有发达的通讯工具，那么，中国的皇帝们何以统治这么大的国家呢？
过去中国国家治理的好多制度，对我们思考企业管理其实是很有帮助的。秦孝公的时候，他雇了商鞅当宰相，商鞅设计了“连坐制”——一人犯法，株连九族。在这个制度下皇帝就不需要监督每一个人，让他们互相监督即可。比如，一个村有100人，任何一个人造反，全村人都要被杀头一这时皇帝不急村民急，大家会争相互相监督。推而广之，整个中国基本就是这样一个制度，只是“连坐制”变成一个大家相互监督的体系。
从本质上说，现在的企业、市场经济就是靠“连坐制”构建起来的，我们叫连带责任。但这里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就是古代的连带责任是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之上的，而我们今天的连带责任则是建立在契约关系基础之上的．一般而言，每一个人加入一个企业之后，就同企业的其他成员形成了一个连带责任关系。当然，这里也有层次的区分。比如，每个人加入上海师范大学之后，相互之间就产生了连带责任。上师大的任何一个同学出去做了好事，所有上师大的校友、老师、同学都感到自豪。相反，上师大任何一个同学出去做了坏事了，报纸上一登就坏了上师大的名声。进一步看，整个国家也是如此。比如，我是陕西人，如果某个陕西人做了坏事，就会影响整个陕西人的名誉。正是由于连带责任的存在，就会形成一些约束规则。像加入陕西人商会就要首先符合一定的标准，如果某人名声不好就不能加入。中国这么大，我们不可能监督每一个人的行为，我们只能记住几个组，每个组内部承担连带责任，从而每个组内部相互监督，这样就可以建立信任关系。
所有的企业制度、利润、工资都是契约制造出来的，其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划分责任，激励好的行为，约束坏的行为。什么叫老板？老板就是找不到别人的毛病，都是他的毛病。什么叫雇员？雇员就是只要没找着他的毛病，他就没责任。管理体制的设计，说到底就是使得连带责任的系统更好地发挥作用，使得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老板要为所有员工的行为承当连带责任。一个下游的企业一般要为所有上游的企业承担连带责任。比如你买一辆宝马车，开车的时候轴承断了，出车祸了，这个时候宝马公司就要负责任，尽管这个轴承不是宝马公司生产的。由于下游的企业必须对上游企业负连带责任，所以宝马公司会设计好多的质量标准来进行监管。在这种意义上说，利润就是责任，你要多赚钱一定意味着你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你有多大的能力承担责任，你才能够赚多大笔钱。
如果一个企业要兼并另一个企业，规模过大了就要受到管制，这就比较荒唐。我们过去反垄断的理论基础是企业是个生产单位。而我这里所说的企业不仅是个生产单位，还是个建立信任的单位、建立声誉的机制。如果一个行业里边有无数个生产厂家，你会信任谁？你谁都不会信任，因为记不住。市场中每个行业里就那么几大厂家，这是合乎市场规律的。有了这几大厂家之后，社会就会形成很好的约束。比如一个沃尔玛要为几百万人甚至几千万人承担责任。如果把沃尔玛分成100个，然后用不同的名字命名的话，这个市场就会变得没有效率。为什么知识产权重要？知识产权就是信任的基础。真正有效的市场，一定是一些大企业一层层叠加起来的。一个大企业背后有几十个企业为其提供服务，几十个企业背后又有几百甚至几千个企业为其提供服务，这样一层层的连带责任也叠加起来。
中国30年的变化很大。过去我们讲西方200年的变革，超过过去5000年的变革。中国30年的变革，其实也超过了5000年的变革。1800年普通英国人的生活和古罗马时代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他的寿命未必比古罗马的人长，他的营养也未必比古罗马的人好。同样．30年前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可能并不比隋唐时期、秦汉时期的人好，生活品质或许和那时候差不多。中国人历来是很辛苦的，每个人都在追求幸福，但是计划经济下人们追求的幸福往往是相互伤害的，最后的结果是所有人都不幸福。
计划经济或者国有经济与私有经济、市场经济有什么不同呢？有人说私有经济下财产是私人的，权利属于个人；国有经济下财产是国家的，权利属于政府。其实不对。任何一个社团，权利都是个人行使的，只有有血有肉的个人才可以行使权利。不同的是个人获取权利的基础不同。计划经济或者国有经济下，个人获取的权利是职位，只有进入政府或国有企业，才能获得调动资源的权利。我称之为“职权经济”。那么怎样获得在政府或国有企业的职位呢？通常来说，并不需要为消费者创造价值，许多时候往往依赖于“关系”；然后根据职位级别的高低再划分权利的大小，职位级别越高的人一般权利越大。所以当大家都进入政府或国有企业后，就开始为获得更多的权利而竞争，只要有能力伤害别人，就可以往上爬升。同样是竞争，只是竞争不 《市场的逻辑与中国的变革(第2页)》
★读了本文的人也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