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效率、总供求关系与经济体制 ——兼答胡汝银、张军同志

，则更受“主观性”的影响，它是一个与纸币发行量或信用扩张程度相关联的“名义变量”，并可由“预期”、“计划”等主观因素所决定。因此，在选择理论分析的前提假定时，我们首先要思考选择什么样的变量为不变的假定。是选择“客观变量”即不可由人的主观意志随意改变的客观条件为不变前提，还是选择多少可“人为选取”的变量为前提？显然，我们只能选取客观经济条件作为前提假定。不仅如此，在设定理论前提时，我们还要看看理论任务究竟是什么。宏观经济分析的根本任务有别于微观理论和增长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的根本任务在于说明人们的主观“预期”、“计划 ”和各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如何导致名义变量的总量与结构脱离了各种客观经济条件和生产能力所决定的实际变量，说明经济波动的原因，从而探讨如何避免总供求失衡，实现经济稳定。而这时如果我们将总需求这个名义变量假定为不变或给定，我们就什么也不要做了，宏观经济学也就不成其为宏观经济学了。最重要的一点是，“短缺”或“超额总需求”本身是一个名义变量！无论我们说短缺由需求膨胀引起，还是供给不足引起，短缺或通货膨胀本身无论如何总是总需求这一名义变量大于总供给这一真实变量而形成那一块“虚值”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如果在解释一个派生的名义变量时，我们将另一原生的名义变量假定为一定，我们还能说明什么呢？最后，一个浅显而又实际的问题是：在我们的经济体制下，生产能力、资源条件、技术条件以及劳动生产率等等往往还是能够在做计划时估计到的，有些效率指标有时事后发现低于估计水平，也差不了太多，每年的生产计划（即总供给）从实物指标来看也大都能够完成（许多年份我们都是超额完成）；而名义国民收入、货币发行量以及总需求，却是经常“失控”、经常突破计划；年年喊压缩总需求却总是压不住，有时变动幅度还大得令人“难以容忍”。在这样一种客观、现实状态下，以“? 苄枨笪?欢ā闭庋?桓黾俣ㄎ?疤岬暮旯劬?美砺郏?烤褂钟惺裁聪质档囊庖澹烤烤故恰扒痹谧芄└??欢ā闭庖患俣ǜ?哂邢质祷?』故恰白苄枨笪?欢ā闭飧黾俣ǜ?哂邢质祷?。烤烤鼓囊桓龈?欣?谑抵さ厮得鞫倘被蛲ɑ跖蛘停?．也谈“政策含义”我们在《大纲》中所提供的理论分析本身，没有“政策含义”，而只有“体改含义”。由于从长期看，计划者或政策决定者总能从“计划失误”中学习，不断调整政策，减小因政策失误造成的短缺或通货膨胀。因此，最后凡是现实中发生的总需求膨胀以及由其引起的短缺或通货膨胀，将主要是由一定体制下的各种利益集团、各种利益目标的相互冲突内在地引起的，并且是政策所未能“医治”掉的。所以，说到底，从长期看，也就是从基本经济关系的角度看，总供求失衡的问题只能通过体制改革才能解决；只有去除引起总需求膨胀的那些特定体制条件，我们才能真正医治短缺。可能有些“需求决定论者”如胡文所批评的那样认为这一理论的“政策含义”是只要控制政府支出、投资计划和货币发行就能医治短缺（如前面提到的卡莱斯基），但《大纲》并不持有这样的观点（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们与科尔奈是一致的）。不过，上述观点并不排斥在短期内，政府可以、也可能通过采取一定的宏观政策，? ?ú普??摺⒒醣艺?吆鸵恍┲噶钚孕姓?侄危?跚嶙苄枨笈蛘秃投倘被蛲ɑ跖蛘偷某潭龋辉谝欢ㄊ焙颍???箍赡芡ü?扇∏恐菩缘慕羲跽?撸?敌薪羲跤氲髡??构?鹊木?縬uot；冷却“下来。这就是说，虽然我们将紧缩政策只看成经济过热到一定程度、无法进一步再热下去的时候，政府或中央计划者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手段，调整和紧缩不过是特定经济体制下打断”短缺过热常态“的一种特殊方式和”非常态时期“，但我们也不否认它们能够对压缩总需求、缓解短缺起到一定作用。这一点已被历次紧缩与调整所证实。而胡文指出”供给决定论“的”政策选择“是”提高经济效率“。宏观经济理论中所说的”宏观经济政策“通常只是指政府对它所能够操纵、能够控制的那？quot；政策变量”或“政策工具”进行调整的方案，用其影响宏观经济运行，其中主要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收入政策等，迄今还没有人能够把“经济效率”当作一个“政策变量”。这不是因为别的，而只是因为经济效率是由体制内在规定的，不改变体制就不可能提高效率；对于政府来说，它是一个客观的、外在的条件，是政策制定的前提，而不构成它的一个政策工具。政府可能每天都鞭策，号召人们提高经济效率，但人们未能提高，它也没有办法（想想我们的现实），因此无法将其当作政策手段，而只能求助于其他“工具”。不过这还无关紧要，因为可以注意到胡文所说的提高经济效率的各种措施，实际都是体制改革措施，因而可以视？quot；定义“上的一种差别：我们不妨就将体制改革也定义为一种”长期政策“，毕竟体制本身在长期内也是可以改变的。真正值得注意的倒是一些更基本的问题：第一，从短期看，当短缺严重，或通货膨胀加剧，经济发生过热，需要采取应急措施加以对付时，能否指望依靠”提高效率“来缓解短缺？体改是件长期的艰巨的事业，一时难以奏效，效率提高不上去怎么办？我们这些年有时短缺或通货膨胀能得到一定的控制和缓解，但无论哪一次都不是依靠”提高效率“，相反，在改变总供求失衡状况的过程中，经济效率还在继续下降！（比如1989年以来的治理整顿就无论如何不是靠提高效率实现对通货膨胀的控制的）。这首先令人怀疑实际经济工作者怎么能在面对短缺和通货膨胀时去”选择“提高效率作为”政策措施“。第二，从长期看，假定体制改革能够进行，如果仅进行那些着眼于提高效率的体制改革，而不进行那些有利于抑制需求的改革，还是不能解决总量失衡的问题。事实是，80年代在实行放权让利、承包制以及逐步放开价格等项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的改革之后? ?夜?笠档纳???屎驼?鼍?玫淖试磁渲眯?视Ω盟涤兴?岣撸??牵??蛭?挥写ゼ澳切┚龆ㄐ枨笈蛘偷母??镜奶逯埔蛩兀??縬uot；预算软约束”和企业内部缺乏对收入分配和“公款消费”的内部制约机制等等，所以在80年代中的同一时期，总需求膨胀问题的严重性有增无减。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经济理论工作者究竟应该以怎样的理论来加以概括，又究竟应该提供怎样的“政策选择”？

    四、小结：正确区分不同的理论问题

    胡汝银同志对“缺乏效率”问题的深恶痛绝，我也深有同感。如果让我回答过去和当前我们经济中总供求失衡问题和缺乏效率问题哪个更有害、更急需解决，我将回答“缺乏效率”。短缺或通货膨胀，尽管会引起社会不满、会引起过度增长和经济波动，但它们本身毕竟还只？quot；名义变量“问题。而效率低下，资源浪费、配置不当，生产活动不能提供应有的有效产出，才是真正的”福利损失“。但是，深恶痛绝是一回事，在理论上如何处理是另一回事。虽然总供求失衡和效率低下不能说绝对无关（它们同出于一个基本经济体制，本身就说明二者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却毕竟是不同的问题，在理论分析中应加以适当的区分，将其各自放在整个理论体系的应有的位置上，加以正确说明。效率低下”最可恶“，但也不一定就是“万恶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