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碳悖论到碳伦理:关系与反思
不放弃高碳,放弃当前的高碳发展模式,放弃当前的高碳经济。然而完全放弃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尤其当高碳生产模式使得人类生产生活已经高度依赖这个模式的时候,高碳的经济社会运作结构本身成为打破高碳运作的最大障碍,高碳依赖的结构如何突( 凹丫丫范文网 http://fanwen.oyaya.net)破成为首要问题。
(一)高碳生产低碳:碳本身悖论吲
碳流动形成稳定结构的当下,替代高碳的过程是个渐进而漫长的过程,处在经济基础的运作方式和运作机制都是为高碳设计和服务的(尽管也存在一些替代,但成本太高.可行性仍在探索之中)。而且,即便是用于替代的绿色能源或者零排放能源——风能和太阳能——这些能源的生产和维护本身也是高碳的。例如,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发电机的维护制作,这些上游设备的设计制作都是在高碳下完成的,经济成本的核算本身也是在高碳下计算完成的,一整套低碳设备生产有时反倒比高碳运作更加浪费碳的使用。高碳生产低碳成为当前一段时间内无法回避的悖论。
(二)碳释放叠加:碳次生悖论
如上悖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难以改变,也就意味着,高碳不仅要维持现有的生活方式,同时还要生产低碳,两种碳的叠加使得低碳前夜必然有一次高碳高潮的到来。
图1显示内容为世界碳排放量可能存在的曲线,因为随着碳使用高潮的到来,人类可用的碳能源必然随着化石能源的耗竭走向没落。然而目前看来,碳高潮还没有到来。首先是替代能源还不成气候,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低碳能源和绿色零排放能源还远没有替代的可能。现有的发展模式均是以高碳为主,因此发展中国家面临一个增长率不断下降(边际增长率下降)而实际规模不断上升的过程。
图2显示内容正是当前碳排放量的一个悖论,曲线Y表示总碳排量,曲线X表示碳排放率。由于采取节能减排、低碳经济和替代绿色能源等政策措施,总体能源中碳的使用随着低碳措施的推广,总体经济社会规模中的单位碳增长率将降低。这种边际增长率降低趋近于零时,碳排量总体规模到达最大值,也就是说,碳排量边际增长率为零时,总体碳排量最大。而目前这种下降趋势才刚刚开始,距离节能减排总量下降还有很长的路,碳排放的整体形势异常严峻。
从高碳到低碳的渐进过程中,高碳本身面临新一轮的低碳推动增长。但低碳本身的概念空间就是个悖论的产物。低碳是相对高碳而言的,但何谓高低?高低的界限在哪里?什么程度才算是低碳?这些问题均没有答案。
现在的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都已经历过一轮甚至几轮的高碳增长,今天他们享受现代幸福便利的生活背后暗含着高碳的消耗和转移,后发达的国家和发展中的地区因为当初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高碳排放带来的严峻后果和高碳国家和地区产业的升级转移,深受高碳结构的制约和低碳发展的限制。事实上,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着高速发展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初始碳条件已经发生变化,即发达国家和地区高碳形成的发展事实成为后发达国家的初始条件,而这些条件大多是限制条件。因此,不发达国家的发达问题成为发展的伦理困境。
这种伦理困境主要表现在两个大的方面:一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发达国家发展的初始条件已经不存在,当下的发展环境和条件是发达国家经历过高碳发展后的结果,它构成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初始限制。这种限制压力来源于环境和自然的承载力,这种源自人类生存共同问题的压力迫使发展中国家放弃高碳发展的模式,因此高碳发展。的时代不平等显现出来,发达国家留下的恶果不但毒害发展中国家也毒害自身,少部分人的高碳享受需要所有人来承担代价。另一方面,区域间碳流动困境显现,发达国家经过产业升级更新,已经将高碳产业纷纷转移出来.发展中国家成为高碳下游,发展中国家接受的产业和社会结构均来自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高碳结构,这种结构的稳定性在短时间内很难动摇,尤其当“这种高碳结构下一步将转移往何处,谁将成为下一个高碳的接受地”这样的问题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时。退一步说,即便有更落后的地区成为高碳的接受地,作为相对封闭的全球统一体,碳的循环已经使得环境问题成为全球问题。因此,当下如何消解高碳结构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而不是物理时空上的转移。
当高碳不可持续,低碳迟迟不能到来,转移和流动加剧时空不平等与社会不平等时,碳问题的解决成为复杂难题。重要的是,多米诺骨牌已经倒下,我们需要赶在所有骨牌都倒下之前抽取其中的一个未倒下的环节。
《从碳悖论到碳伦理:关系与反思(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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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碳生产低碳:碳本身悖论吲
碳流动形成稳定结构的当下,替代高碳的过程是个渐进而漫长的过程,处在经济基础的运作方式和运作机制都是为高碳设计和服务的(尽管也存在一些替代,但成本太高.可行性仍在探索之中)。而且,即便是用于替代的绿色能源或者零排放能源——风能和太阳能——这些能源的生产和维护本身也是高碳的。例如,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发电机的维护制作,这些上游设备的设计制作都是在高碳下完成的,经济成本的核算本身也是在高碳下计算完成的,一整套低碳设备生产有时反倒比高碳运作更加浪费碳的使用。高碳生产低碳成为当前一段时间内无法回避的悖论。
(二)碳释放叠加:碳次生悖论
如上悖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难以改变,也就意味着,高碳不仅要维持现有的生活方式,同时还要生产低碳,两种碳的叠加使得低碳前夜必然有一次高碳高潮的到来。
图1显示内容为世界碳排放量可能存在的曲线,因为随着碳使用高潮的到来,人类可用的碳能源必然随着化石能源的耗竭走向没落。然而目前看来,碳高潮还没有到来。首先是替代能源还不成气候,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低碳能源和绿色零排放能源还远没有替代的可能。现有的发展模式均是以高碳为主,因此发展中国家面临一个增长率不断下降(边际增长率下降)而实际规模不断上升的过程。
图2显示内容正是当前碳排放量的一个悖论,曲线Y表示总碳排量,曲线X表示碳排放率。由于采取节能减排、低碳经济和替代绿色能源等政策措施,总体能源中碳的使用随着低碳措施的推广,总体经济社会规模中的单位碳增长率将降低。这种边际增长率降低趋近于零时,碳排量总体规模到达最大值,也就是说,碳排量边际增长率为零时,总体碳排量最大。而目前这种下降趋势才刚刚开始,距离节能减排总量下降还有很长的路,碳排放的整体形势异常严峻。
从高碳到低碳的渐进过程中,高碳本身面临新一轮的低碳推动增长。但低碳本身的概念空间就是个悖论的产物。低碳是相对高碳而言的,但何谓高低?高低的界限在哪里?什么程度才算是低碳?这些问题均没有答案。
现在的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都已经历过一轮甚至几轮的高碳增长,今天他们享受现代幸福便利的生活背后暗含着高碳的消耗和转移,后发达的国家和发展中的地区因为当初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高碳排放带来的严峻后果和高碳国家和地区产业的升级转移,深受高碳结构的制约和低碳发展的限制。事实上,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着高速发展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初始碳条件已经发生变化,即发达国家和地区高碳形成的发展事实成为后发达国家的初始条件,而这些条件大多是限制条件。因此,不发达国家的发达问题成为发展的伦理困境。
这种伦理困境主要表现在两个大的方面:一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发达国家发展的初始条件已经不存在,当下的发展环境和条件是发达国家经历过高碳发展后的结果,它构成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初始限制。这种限制压力来源于环境和自然的承载力,这种源自人类生存共同问题的压力迫使发展中国家放弃高碳发展的模式,因此高碳发展。的时代不平等显现出来,发达国家留下的恶果不但毒害发展中国家也毒害自身,少部分人的高碳享受需要所有人来承担代价。另一方面,区域间碳流动困境显现,发达国家经过产业升级更新,已经将高碳产业纷纷转移出来.发展中国家成为高碳下游,发展中国家接受的产业和社会结构均来自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高碳结构,这种结构的稳定性在短时间内很难动摇,尤其当“这种高碳结构下一步将转移往何处,谁将成为下一个高碳的接受地”这样的问题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时。退一步说,即便有更落后的地区成为高碳的接受地,作为相对封闭的全球统一体,碳的循环已经使得环境问题成为全球问题。因此,当下如何消解高碳结构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而不是物理时空上的转移。
当高碳不可持续,低碳迟迟不能到来,转移和流动加剧时空不平等与社会不平等时,碳问题的解决成为复杂难题。重要的是,多米诺骨牌已经倒下,我们需要赶在所有骨牌都倒下之前抽取其中的一个未倒下的环节。
《从碳悖论到碳伦理:关系与反思(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