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道德支撑

，表明其对上帝的顺从，从而使信仰达到更高的伦理价值方面，各派基本上是一致的。
　　“加尔文宗在其发展中为这一倾向添加了某种肯定性的东西，亦即增加了这样一种观念：必须在世俗生活中证明一个人的信仰。由此便给更为广大的具有宗教倾向的人带来一种明确的实行禁欲主义的诱引。”[13]
　　“虔信派……尽管没有发展成一宗，但它的成员却力图在这个团体内过一种摆脱了尘世的种种诱惑，在一切细节上都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的生活，从而得以通过他们日常生活中显示出来的外在标记确信自己的重生。”[14]另外，“由于创造了一种诱发忏悔的方法，甚至获得神圣的恩宠实际上也变成了合乎理性的人类活动的目的。”[15]
　　而浸礼宗则通过善良的行为，表明其对上帝的顺从。“发自内心的对尘世及其利益的抛弃，通过良知向上帝表白无条件的顺从，是惟一的毫无异议的重生标志.……善行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16]。
　　在探讨世俗道德行为的信仰价值时，韦伯指出：“加尔文教徒凭借什么样的成果认为自己有能力辨认真正的信仰呢？答案是：凭借一种有助于增添上帝荣耀的基督徒行为。……只有上帝的选民才真正拥有这种有效的信仰，只有他才能通过他的重生和由此而来的全部生活的神圣化来增添上帝的荣耀，靠的是实实在在的而非表面化的善行。正是通过他的意识，他的行为才是以他自身内一种为上帝的荣耀而工作的力量为基础的，起码就其行为的最根本的特征和持恒的理想来说是这样。”[17]因此，道德行为可以荣耀上帝，不仅可以使人们通过道德行为提供心灵的慰籍，而且成为人们追求至善的手段。
　　总之，按照新教伦理的准则，当财富诱使人无所事事，沉溺于罪恶的人生享乐时，它在道德上是邪恶的；当人为了日后的穷奢极欲、高枕无忧的生活而追逐财富时，它也是不正当的。只有通过勤勉工作获得财富，尽量避免经济上的窘迫，尽自己所能为社会和他人奉献的人，才能真正得到上帝的喜悦，才能使自己的灵魂得救。
　　  二
　　尽管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文最初发表于1904年，但是，历时近一个世纪以来，它不仅在西方社会科学界引发“韦伯热”，而且在中国也引起学者们的广泛注意，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协调人的致富欲望与道德完善的关系，韦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第一，韦伯的研究促使我们从伦理、宗教和文化的层面关注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开阔人们认识资本主义的视野。
　　稍微了解世界历史的人都知道，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东方民族而言，是一部痛苦的殖民掠夺的历史。从这个角度看，卡尔·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著作中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本质的分析和批判，更符合我们对于资本主义的认知。但是，迄今为止，人们不得不面对和承认这样一个现实，即资本主义不但没有腐朽没落乃至退出世界历史舞台，反而还不断地生成演变，甚至成为当今诸多国家和地区效仿和追求的目标。这一现象促使人们不断地思考资本主义的特点与本质是什么，它为什么能够存在与发展，其背后的动因是什么，资本主义的精神价值是什么等等。作为独立思考的理论工作者必须深入研究这些问题，绝不能回避它们。
　　韦伯从新教伦理的角度阐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原因。在他看来，正是新教伦理的尽天职、蒙恩、勤奋、劳动、守信、克制、俭省、节欲的精神推动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尽管在某一社会中经济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简单地把它归结为伦理、宗教或信仰的作用不无片面性，但是，毫无疑问，韦伯独辟蹊径，从伦理和经济的关系出发，探讨二者的因果联系及其动态关系，从而促使人们从精神和文化的层面，探讨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原因或动力，这是他的一个贡献，为后人开辟了新的视角。
　　第二，韦伯通过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关系的研究，揭示了传统文化必须向现代文化转变的重要性。
　　从基督教发展历史看，早期教会坚持《圣经》及教父们的教义，强烈谴责一切不利于“诚实”经济的活动和行为。当时普遍流行的观点是“用高利贷和利息玷污了大地的人不劳而获，不散财而敛财，不播种而收获，他的富裕生活不是靠耕种土地而得，而是借穷人无衣无食而获”。圣利奥大教皇(?-461)曾把基督教的教义概括为“金钱的利息，就是灵魂的毁灭”。[18]然而，在12、13世纪，随着城市发展与市场扩大造成的贸易增长，现实与早期教会的道德理想主义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立。面对新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人们不难发现一种把神学教条与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现状加以调和的倾向。中古后期教会对商人的看法开始发生变化，实际上承认了商人作为社会有用成员的地位。15世纪神学家枢机加耶坦(1469-1534)甚至认为，拥有非凡经营能力的商人可以升到社会顶层，这是对其“美德”或成就的报偿。
　　这表明，教会的经济伦理本身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它一方面为当时社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精神支撑，另一方面，也必须针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韦伯认为这种调整是近代西方社会经济变化的文化基础。总之，任何社会经济的发展都需要伦理道德的支撑。但是，一种特定社会的伦理观念必须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为社会经济的进步提供必要的支持而不是限制。以保护文化传统为名，拒绝文化更新与变革，只能导致两种结果：要么是陈旧的伦理观念禁锢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要么是社会经济的发展突破原有伦理的界限，使社会陷于混乱和无序状态。
　　由此，我们联想到了中国。在中国传统思想与学说中，毫无疑问，存在着许多糟粕的东西，例如，“存天理，灭人欲”、“重义轻利”、“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等级观念”、“不患寡而患不均”、“长官意志”等等。这些落后的思想禁锢人们的头脑，阻碍社会的进步，抑制经济的发展。但是，也有许多深刻而有价值的思想，例如，“取予有度”、“生财有道”、“用财有制”、“勤俭节约”、“信则人任焉”等等，这些伦理道德观念可以通过现代化的转换，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服务。
　　第三，通过深入研究韦伯的著作，使人们更清晰地认识到伦理问题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客观地说，我们也承受着市场化对社会生活的全方位的冲击。或许我们过去穷怕了，太渴望致富，太急于致富；或许物质诱惑的力量太大，在我们

身边，追逐利益的人犹如扑火的飞蛾，前赴后继地突破道德和法律的底线，向堕落的陷阱涌去。总之，出现了严重的拜金主义、纵欲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倾向。例如，相互欺诈、坑蒙拐骗、以假冒真、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权钱交易、骗税逃税、走私贩毒、嫖娟卖淫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给世人敲响了警钟。它表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有机联系的整体，选择现代化的道路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内在价值观念、文化背景和伦理道德的问题。经济发展如果没有伦理道德作为基础，没有合理的价值体系作为支撑点，势必陷入混乱甚至崩溃。
　　从根本上说，市场经济是一种契约经济，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密切合作的基础之上。对于订立契约的双方而言，能否遵守契约，成为该经济运作方式成功与否的关键。因此，在市场经济运作方式中，对一个“经济人”最起码的道德要求，就是出于获利目的而表现出来的诚实守信。弄虚作假欺骗他人，必将破坏经济信用关系，使契约双方均无法达到获利的目的，从而破坏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
　　因此，我们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和法律建设的同时，一定要不断完善市场经济的道德和伦理基础的建设，为市场经济体系寻找到它的支撑点或基石，建立健全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和文化体系，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迅速、持续和规范地发展。
　　第四，尽管韦伯的分析和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是人为地拔高或无限地美化也是极为错误的。韦伯的研究也有局限性，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分析和批判。
　　首先，阶级局限性。任何人都不能脱离其社会而独立地存在。马克斯·韦伯毕竟生长和活跃于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德国俾斯麦时期，他是一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因此仍然不能脱离其时代打上的阶级烙印。从其被誉为“有时代代表性的哲学家”来看，他仍然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学者，为资本主义竭力辩护，其学说体现了那个时代的道德理念。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