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凯恩斯”反对“左派货币主义”？

相当大部分又进一步转化为私人的囊中之物。“自发私有化”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国有企业变成“空壳”，只有账面价值，其固定资产变成了经理新建公司的财产；二是企业名义上存在，但旁边有个关系极为密切的股份公司。初步估计有大约百余个国有企业，超过1.5亿福林～1.7亿福林的国有资产和300个～400个公司实行了“自发私有化”。在“自发私有化”之后，经过改制的大公司又进行了国有资产托管局主持的私有化，但公司中国有资产的价值已大大降低了，老百姓对这种“自发私有化”称为公开的偷盗和抢劫，是深恶痛绝的。
　　“自发私有化”是许多转轨经济中都有的现象，但在中欧诸国中，波兰因为有强大的“草根民主”力量，剧变后曾经对“自发私有化”进行过相当严厉的清查，捷克则一开始就把私有化进程纳入了严格管理下的投资券分配过程，只有匈牙利由于右派政府时期的“保守疗法”提倡优惠“自己人”，又缺乏公平分配的程序，因而这个问题更为突出。这也是匈牙利社会上对私有化的批评比波、捷更多的原因。
　　很显然，私有化过程中不公正的最大根源不在于“卖”还是“分”，也不在于“价高者胜”还是选择“最佳所有者”，而在于利益格局剧烈调整的背景下产权的不明晰状态持续过久，同时公共权力的运作中又有太多的灰色区乃至“黑箱”空间。这就是“保守疗法”未必比“激进疗法”公平的原因。
　　  “右派凯恩斯”反对“左派货币主义”
　　1998年，匈牙利经济取得GDP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5.4%，即自80年代以来的最好成绩，然而在“休克补课”中得罪了公众的左派政府却未能从这一成绩中受益，当年5月，社会党在剧变后第三次大选中失败，右派政党青民盟作为新议会第一大党联合小农党与民主论坛组建了右派三党联合政府——欧尔班政府于7月上台。匈牙利政治钟摆又一次荡向了右边。
　　右派上台标志着匈的转轨战略又一次调整。欧尔班政府公布的经济纲领主要是：
　　1.改变此前的货币中心主义的做法，以经济增长为主旨，承诺使经济增长率达到7%。由新建立的经济部制定和协调经济战略，降低财政部的作用，即结束紧缩政策。
　　2.着手解决失业问题。把提供就业机会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在今后5年内增加20万个新的就业岗位。为此，将逐步减少工资税，并降低企业的社会保险费。
　　3.逐步向以家庭为单位的税收制过渡，打击因非法经营和不明来源、偷税漏税所产生的暴富现象。
　　4.重新审查前政府时期所有的重大私有化项目，寻找前政府舞弊的证据，改变过去门户打开毫不设防的定位战略，要使战略性能源公司的国内股份占多数。
　　5.禁止外国人购买耕地，停止讨论前政府的土地法草案。建立国家土地基金，用于收购无力耕作者的土地，然后再以优惠价转让给有能力的农业经营者。政府鼓励农业合作社社员购买耕地，以高于通货膨胀的幅度补贴农业，给农业经营者提供低息贷款，将设立专门的农业银行网络。
　　6.加大住房建设的投资，实行多渠道筹资的方式，建立相应的住房市场贷款机构，减轻贫困家庭购房首次付款的负担。
　　7.增加社会福利性开支，减轻居民的支出负担，恢复前政府取消的按人口的家庭补贴，取消大学学费，提高教师工资，增加医务人员等的补贴。
　　8.建立国家公务员的财产申报制度，把反腐倡廉作为中央、地方两极的头等大事来抓。
　　9.对外政策强调突出民族性。虽然仍以匈牙利的三大外交目标（欧洲一体化、稳定睦邻、争取加入欧盟）为其对外政策的基础，然而为了标榜右翼政府代表民族利益的特点，仍在其政纲中强调要支持境外匈族人的权益。这可能对其与邻国的关系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应当说在中欧民主化、市场化、欧洲一体化三大潮流的背景下，“左派”与“右派”执政的差别只能是相对的，尤其在第二届右派政府上台时私有化过程已结束，在已形成的“路径依赖”下这种差别的余地就比1994年那次“左右交替”更小了。但余地虽小，差别的方向仍然明确：右派更偏向国家主义，左派更偏向自由放任；右派更偏向凯恩斯，左派更具有货币主义色彩；右派更强调财政扩张、刺激增长，左派更强调财政收缩，维护均衡；右派更热衷于社会福利，而左派更关心公司治理——总之，这里的左右翼经济政策倾向与人们通常理解的恰恰相反：在当代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凯恩斯主义与福利国家被看作“左”的，而货币主义与自由放任被看作“右”的。这是为什么？
　　用转轨的大势所趋、或者用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相互趋同可以解释左右差别的缩小，但不能解释差别的方向何以与西方“相反”。在笔者看来，这种解释可能在于：现代市场秩序形成前与形成后“左”“右”的概念是极为不同的。即使在西方历史上，也曾有过一个“右派国家主义”与“左派自由主义”对峙的时代，正如李普赛特、吉登斯等左右两派思想家都指出的：19世纪欧洲“福利国家”模式的最初倡导者如英国的迪斯累利、德国的俾斯麦都是标准的右派保守党人，而左派那时都是激进的反国家主义或自由放任的倾向者，甚至连马克思主义者在“民主革命”时代也是宁可倾向自由竞争的“美国式道路”而反对保守党人福利国家的“普鲁士道路”的。只是到了现代民主国家与现代市场秩序形成后，左派才成为民主福利国家的推动者而右派则成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而在东欧的转轨时期，至少在某些领域某些

国家，左右的概念与其说更近似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毋宁说更近似俾斯麦时代。以匈牙利而论，它们的“右派”更多地带有“共产党以前的匈牙利”传统色彩，而“左派”更多地带有“西化的现代主义”色彩，在转轨进程中，旧体制下“前共产党人”与反共者的左右对立在淡化，而当代西方右派新自由主义与左派社会党人发生分歧的问题背景又尚未凸现，于是右派以传统保守党人、左派以“传统自由派”面貌出现的局面便有了更大可能。在波、捷两国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苗头：在波兰，左派社会民主党人更热心于私有化而右派的团结工会则成了私有化的最大障碍。在捷克，“右派”的克劳斯政府更热心于福利保障而左派的泽曼政府则忙于让工人下岗。但是，只有匈牙利这一特征表现得最明显。
　　  渐进？激进？
　　匈牙利经济学权威科尔奈在东、西方学术界都很有地位，对左、右派政府也都很有影响，十年来他对左右派经济政策一直提出“常有理”式的批评，其中颇多自相矛盾之处。他曾力主“分不如卖”，批评捷克人的证券分配式私有化不如匈牙利右派政府的拍卖政策高明，（注：亚诺什·科尔内：《东欧国家经济改革的九条经验教训》，载《中国国情国力》，1999年，第9期。）后来又指责匈牙利右派政府徘徊保守，并称赞“捷克的领导人精力充沛，”他们自己选择了正确的道路。（注：亚诺什·科尔奈：《匈牙利式渐进改革的教训》，和讯网·财经新闻，1999年11月17日14:54。）然而在1997年捷克经济出现问题而匈牙利经济开始普遍被看好之后，他却没有反过来再褒扬“匈牙利渐进道路”。相反他指出：“匈牙利之所以展现出落后的经济表现，是因为它曾在‘匈牙利式渐进改革’上徘徊了太长时间”。有趣的是，他认为他本人曾积极参与的剧变前共产党政府的体制内改革与政治上十分反共的1990-1994年右派政府的“渐进道路”如出一辙，“从60年代到1995年春天，先后执政的、在各方面都大相径庭的各届政府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具有一定的连续性，……这些政府显示出一些明显的偏好：它们希望避免冲突。它们希望尽可能地保证经济的不间断发展，并促使新兴政治力量统治下的人们不断为之继续努力。它们不想采取激进的、不受欢迎的行动。它们以短期消费最大化为目标，愿意以一定的社会债务增加为代价。这些显示偏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宏观经济出现的各种比例、长期的再分配让步和匈牙利经济发展的渐进性质。”（注：亚诺什·科尔奈：《匈牙利式渐进改革的教训》，和讯网·财经新闻，1999年11月17日14:54。）
　　在科尔奈看来，1995年以后“重新”上台的“前共产党人”才真正以坚决的激进改革走出了这一怪圈。无论人们怎么看待他的“常有理”。他对由他自己倡导的一度辉煌的体制内改革和同样受他影响的右派“保守疗法”连续20多年历程的反思，我们没有理由视而不见。
　　与科尔奈对“匈牙利渐进模式”的批判相对，近年来弘扬匈牙利经验的声音也不小，尤其在1997年匈牙利经济进入持续增长后这种声音更高。但与凯恩斯学派“后华盛顿共识”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