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凯恩斯”反对“左派货币主义”？

欢以匈牙利的成功对比捷克的“自由主义失败”不同，匈牙利人如今更多地是以自己的成功对比俄罗斯的“国家主义失败”。曾任欧洲比较经济学研究会会长的布达佩斯大学教授拉斯洛·沙巴90年代中叶曾是“匈牙利做法”的批评者，并在东欧与中国的比较研究中肯定了中国的“渐进道路”。（注：Laszlo  Csaba,"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form  Strategy:China  and  EasternEurope  Compared."Communist  Economies  &  Economic  Transformation.Vol.8,No.1(1996),pp.53-65.）然而现在他却认为匈牙利干得不错，并批评俄罗斯的转轨三心二意。他说：“俄罗斯改革的（不良）结果并不能证明转轨经济学（关于激进改革的）理论框架是错误的。因为大致相同的方法在匈牙利行得通就是一个有力的反证。”“很多关于扭转俄罗斯颓势的流行想法都假定，政府有能力或应该有能力收税并安排事情的优先顺序。但问题是：俄罗斯市场的失败正是由于政府的失败引起的。政府现在需要控制外流的资本，但引起资本外流的根本原因正在于政府的专制和强取豪夺行为。”（注：Laszlo  Csaba,"A  Decade  of  Transformation:Russia  and  Hungary  Compared."In  Brzeski  Andrzejand  Winiecki  Jan.eds:A  Liberation  Economic  Journey.London:TheCromwell  Press  Ltd,2000,PP.99-140.）
　　另一方面，过去匈牙利右派政府的“反休克”渐进道路，曾得到我国一些“新左派”学者的好评，而后来匈左派政府转趋激进，尽管确实改善了他们的经济形势，但在我们这里却引起了（据说也是左派的）不满。当年的“反休克”标兵如今成了失败的典型。房宁先生颇受关注的长文《匈牙利纪行》（注：该文载《天涯》，2000年，第5期，25-34页。）是一个代表，他在肯定匈牙利政治民主化的同时完全否定同属转轨进程另一方面的经济变革，这与那种不分政治经济把“人民的选择”一概骂倒的观点相比，还是有见地的。但这篇名为“纪行”的文章大量采用中文的第二手报道却不注明，以至于连海峡两岸异译（如波日高伊和波兹盖、涅尔什和奈尔斯等）都不加分辨，造成变一为二的硬伤，这不能说是严肃的。
　　应当承认，正如笔者在波捷匈的比较研究中一再提到的那样，与波兰的工会参与产权改革和捷克的起点平等模式相比，“匈牙利道路”不管是右派的“只卖不分”还是左派的“休克补课”都遭非议更多，社会认同程度更低。但要说转轨根本就是“受骗自杀”，实在是太把匈牙利人当傻瓜了。房文极言旧体制下匈牙利人的生活不亚于西方发达国家，以反衬转轨的灾难，这不仅言过其实（注：剧变前匈牙利人生活不如西方发达国家（不仅是不如那里的富豪）、甚至也不如前东德、捷克等制度类同国家的例子我想就不必说了，因为这确实不能说明什么。而剧变后的生活也并非一切都今不如昔。例如，匈牙利剧变前已持续多年经济衰退，而以此前“黄金时代”的1980年与剧变后落至谷底的1995年相比，匈牙利家庭轿车拥有量由101.23万辆增至224.54万辆，亦即由10.6人一辆增至4.5人一辆，同期电话由12人一部增至6人

一部，电视机由3.9人一台增至2.4人一台，等等。指出这些并不是否认转轨阵痛期总体经济的衰退与生活的艰难，只是对其程度与原因都要有个客观的分析，不能信口开河。），而且如前所说，匈牙利剧变前的生活是靠全欧之最的债台高筑维持的，剧变时全国人均负外债两千多美元，几乎是每人欠着西方一辆低档轿车的钱！而剧变后产权改革的“只卖不分”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还债。因此剧变前后的经济变化至少部分是“前人借债后人还钱”的结果。而“面向外资全卖光”式的改革，实质上等于一次大规模的“债转股”。没有剧变前形成的西方债权，哪有如今的西方股权？
　　匈牙利的选择与其它转轨国家相比的确不乏教训。但如果外资股权就是抢劫了匈牙利人，那剧变前的外国债权又是什么？“休克”时期不少匈牙利人表现出“怀旧”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情绪主要是对现实的不满，而不是真想回到旧体制。房文承认今日的匈牙利民主并非“虚假”，而三次大选选出来的左、右派转轨方式则大同小异，房文把这三党都骂了一顿，但匈牙利如今不是没有主张走回头路的极左派（如社工党），为什么他们不得人心？房文自问道：旧体制如此可爱而转轨又如此可恨，为什么人民不起来革命？他的答案是：人民看到北约就在旁边，担心革命后的动乱会导致北约“接管了匈牙利”，反而更糟，还是顾全大局吧！如此深谋远虑的精明“人民”怎么同时又是“受骗自杀”的傻瓜？既然有民主，想走回头路可以选举极左派，何来革命动乱之说？与匈牙利紧邻的奥地利不就选出了有纳粹倾向的极右派而使欧洲舆论大哗么，北约也并未去“接管”，何以匈牙利人就认定如果选了社工党北约就会来“接管”？房文的解释诚如其所承认的“不能完全说服自己”，又安能服人哉！
　　显然，匈牙利的选择不管是否得当，它所要解决的问题与许多转轨国家一样，实际上也是现代左右派即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所要求的那些东西，这也就是他们的左右派不仅大方向趋同，而且往往左派比右派走得更远的根本原因。因此从匈牙利的案例我们不能证明如今的两个流行观点：一是转轨过程中渐进政策总比激进政策（已成为贬义词的“休克疗法”）成功；二是“激进转轨”是右派搞的而左派总是倾向于渐进道路。在匈牙利我们看到：第一，1995年以前实行“保守疗法”的匈牙利经济状况比实行激进转轨的波、捷要差，付出的代价也大，而1996年以后匈牙利状况的改善乃至成为领先者是与社会党政府改取激进政策分不开的；第二，在匈牙利，无论是1994年以前的第一届右派政府（民主论坛政府）还是1998年以后的第二届右派政府（青民盟政府）都是“保守疗法”或渐进战略的推进者，而1994-1998年间的左派政府却是激进转轨的倡导者。尽管什么叫“休克疗法”存在着定义混乱的问题，但如果说“休克疗法”、“保守疗法”的提法还有意义的话，那么在稳定化、自由化、私有化三者上都更为激进（不仅是对匈牙利右派政府，而且在某些方面也是对波兰、捷克当局而言）的匈牙利左派政府之转轨战略则是最接近于“休克疗法”这一术语的。当然，否定一个命题不等于肯定一个逆命题。匈牙利案例乃至其它案例不能证明激进改革必然优于渐进，也不能证明右派渐进、左派激进的转轨模式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区分，它只是表明转轨问题的复杂性，表明“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