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经济思想研究（下）

与此相反的是，在西方封建社会末期的土地兼并和资本集中化过程中，新生资产阶级以其对“贫”、“倾”的大无畏气魄，在土地上积极主动地“与民争利”，渡过了小农破产、无产者无以谋生的巨大阵痛阶段，促成了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形态的划时代跃进。而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却始终在这种恐惧阵痛的高度警觉中，萎缩徘徊于要么实施等级制平均、要么幻想绝对平均的循环怪圈中。一会“限”，一会“兼”；“兼”从没有彻底进行过，“限”也从没有真正完全实行过。然后是破坏性的战争才带来短暂的平衡，之后又是兼、限，又是战争。就这样，“兼”、“限”的矛盾就象一个怪胎，在大一统封建社会的母腹中孵孕了两千多年，而始终没有长出一个新生产方式的机体来。 
     

     
    [注释] 
    ［1］参张鸿冀《儒家经济伦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75页。 
    ［2］见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讲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二讲第三、四节。 
    ［3］上海社会科学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经济思想史研究室：《秦汉经济思想》，中华书局1989年，第114－115页。 
    ［4］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中册，第36页。 
    ［5］《春秋繁露》中的记载是对胶西王所问，字词稍有出入。对胶西王说的是：“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这完全有可能是董仲舒在两个地方即两次做相时都说了这句话，字词稍有出入，但含义是一致的。 
    ［6］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4年，下册，第25页。 
    ［7］同上，第252页。 
    ［8］“畏罚”二字可能倒错，当为“以罚畏而不可过也”才是。 
    ［9］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5页。 
    ［10］“三大教条”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赵靖先生所概括，为：“贵义贱利”、“重本抑末”、“黜奢崇俭”。参见赵靖先生所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讲话》第十一讲第三、四节。笔者以为用“重义轻利”论来概括董仲舒的义利思想较为确切。 
    ［11］本节中“与民争利”的表现、反对“与民争利”的道德依据以及主张“不与民争利”的仁政等内容，参考了陈嘉珉《试论董仲舒“不与民争利”的伦理经济思想》，载《集雨窑文丛——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20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