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执掌中国的上市公司

是国有股绝对控股。
    当然，国有股绝对控股与国有企业上市的方式也有关系。国有企业上市不是存量上市，而是增量上市。即企业原有的资产存量不减少，上市只是在原有资产存量上增加一块新资金。因企业一定时期内上市融资的数量是有限的，新增加的资金与原有庞大的国有资产存量相比，自然只能是小头或零头。
    国有股一股独大，在实际运作中变成了某个人一人独大。这个人可能是以上市公司董事长或总裁名义出现的政府官员或准政府官员，也可能是由政府官员选定的或按政府官员眼色行事的原国有企业厂长、经理或党委书记。
    无论这个人是政府官员还是政府官员指定的厂长、经理，他的行为准则是，必须贯彻政府首长的旨意，上市公司，股民的资金只不过是贯彻首长旨意的工具。比如，上市公司美尔雅以１６５９６万元溢价６０％的价格受让大股东美尔雅集团的“磁湖山庄”，即使不算一年１３００万元左右的折旧，其经营成本也要超过１０００万元。上市公司以２亿元的真金白银从大股东处受让一个亏损的牧业，其背后或多或少地也是政府推动的结果。又如，某上市公司的董事长长期由该市的一位官员兼任，政府给他的任务是招商引资，将开发区的地尽快卖出去。于是，他就利用自己兼任上市公司董事长的便利（该公司１００万元以上的投资都由他说了算），将股民的数亿元资金用于大规模的厂房建设。作为政府官员，招商引资的政绩明显；但对上市公司来说，不一定需要建那么现代化的厂房，完全可以从该城市买几个或租几个闲置厂房，同样可以达到所要求的生产目的。
    以上这些“一人独大”的人，毕竟都是以权谋公，尽管这个“公”不是股民的公，而是当地政府的公；而另一些“一人独大”的人，则是以权谋私。这些人利用自己在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一方面牺牲广大中小股民的利益，另一方面牺牲他所代表的国有股利益，以谋取自己和小集团的利益。结果，广大中小股民的利益并没有转移到国有大股东的口袋，而是转移到这些一人独大的个人的口袋里。上市公司不是成了国有大股东的“提款机”，而是成了少数国有股代理人的“提款机”。
    谁做中小股东的代理人
    现实生活中有三种人在充当中小股东的代理人：一是国有股权的代表——政府官员或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二是股份公司的经营者，这些人不是以国有大股东代表的身份，而是以职业经理人的身份出现在中小股东面前；三是家族企业的老板。
    国有股权的代表和职业经理人有一点是一致的，即他们自己在企业都没有股权。他们对企业负责不是源于他们的切身利益，而是源于他们的责任感和职业道德。问题恰恰在于，中国社会至今还没有形成一批职业道德高尚的经理人队伍。道德水准低下是中国职业经理人队伍建设所面临的首要问题。许多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很少考虑给股民回报，想到的只是不择手段地向广大股民圈钱。
    当然，中小股东的利益保障不能建立在代理人的道德水平之上，而只能建立在现实的制度之上。在上述三种代理人中，家族企业老板的最大特点是他们自己是有产者，他们在上市公司有股权，而且拥有较大的股份。因此，他们与另外两种代理人相比，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他们已经是亿万富翁（能成为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个人资产一般不会是小数），正如裕兴的董事长兼总裁祝维沙所说，自己是见过大钱的人。小老板求利，大老板求名。做企业做到亿万富翁的地步，他们已经不是为利而奋斗，而是为名而奋斗。所谓名，一是要大名，即提高知名度，青史留名；二是要美名，一般不会为了蝇头小利而毁了自己的名声，如果这样，即使自己的钱赚得再多也没有意义。
    第二个特点：他们自己在企业有股份，而且是大股东，企业搞好了，利润大头是他自己的，当然，中小股东也跟着沾光；企业搞亏了，甚至搞垮了，他们自己亏的更多。正如张维迎教授所说，非人力资本一旦进入企业，将成为“天生的”风险承担者，其所有者有更好的积极性作出最优的风险决策。对比之下，人力资本所有者更可能成为孤注一掷的赌徒，因为对一个没有非人力资本的人来说，失败的成本由别人承担，成功的收益自己占有。因此，让资本所有者拥有当企业家的优先权是保证真正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占据企业家岗位的重要机制，否则的话，企业家市场就会被大量的“南郭先生”所充斥。与只有人力资本没有非人力资本的一般经营者相比，与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乃至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任职的政府官员相比，他们是股东，是以自有资本为抵押的经营者；与一般股东相比，他们是有决策能力的股东，是股东中的决策人。由他们做广大中小股东的代理人，为企业的重大战略决策把关，其代理成本最低，是最廉价同时也是最值得依赖的代理人。
    第三个特点：他们一般都有较强的经营能力和社会责任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２０多年，既是民营企业蓬勃发展的２０年，也是一大批优秀民营企业家茁壮成长的２０年。中国的民营企业是“野生”企业，它们是在围追堵截中发展起来的，是在批判声和咒骂声中发展起来的。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发展到今天，说明这些企业的生命力之强。而这些企业成长和壮大的背后，一般都有一个很优秀的“野生”企业家。刘永行、刘永好、祝维沙、王文京、汪力成、艾欣等人，就是这些“野生”企业家的杰出代表。他们不但有很强的经营能力，更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这种人的某些素质是天生的，但更多的是后天修炼而成的，无论能力还是人格都是如此。为了企业的发展，为了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环境逼着他们不得不刻苦学习；为了摆平一道又一道的障碍，迫使他们不得不学会做人，不得不改掉这样那样的毛病。企业的成长过程，也是这个人（当然也有他身后的一批人）能力不断成长和人格不断完善的过程。由这样的人来把持上市公司，当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对于广大中小股民来说，将会比那些国有企业厂长、经理，比那些政府官员，比那些所谓的职业经理人把持上市公司要放心得多。
    “入世”后，中国的企业将与国外的企业展开更加激烈的竞争。要取得竞争的胜利，需要一大批特别能战斗的卓越的企业家，由这样的企业家组成中国的国家队。我们要用比培养中国篮球队、足球队更大的热情来培养中国的企业家队。２０多年来，中国已经培养了一大批非常优秀的民营企业家。这些人既是所有者，也是经营者，数千万、数亿的个人资产，已经证实了他们的经营能力。然而，由于融资的限制，不少人经营能力很强，但苦于没有资金支持，舞台做不大，自己的经营才华不能充分施展。如果让这些企业上市，让他们来当大股东，当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则这些人就会由只经营自有资产的中小老板，变成既经营自有资产，又经营他人资产的大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