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构筑经济合作制度框架的选择
四是出于增强在多边贸易体系中讨价还价能力的需要。欧盟、北美和东亚是全球经济实力最强的三个地区，既相互依存，也相互竞争。然而，由于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加上东亚国家遭受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打击，在多边贸易体系中三个地区之间的力量平衡正在发生变化，欧盟和北美的影响力迅速增强，而东亚国家由于出口过度依赖欧美市场，相互之间缺乏协调一致的立场，在多边贸易体系讨价还价中的地位在下降。通过中日韩三国建立FTA，进而实现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将恢复全球地区间的力量平衡。在利益一致的领域协调立场，是加强中日韩合作关系的重要内容。在亚欧会议、亚太经合组织、10＋3、WTO等国际舞台上，中日韩可以积极寻求共同点，加强协调与配合。例如，中日韩在推动WTO制定更为严格的反倾销规则、防止这一手段被滥用的问题上就具有共同利益。
（二）完善三国间业已建立的政府间对话、协调机制
1999年11月，在第三次“10＋3”会议期间，中日韩三国首脑举行非正式早餐会，标志着三国首脑定期会晤机制的建立，随后三国财政、环境、科技、经济部长会议机制也相继建立起来。概括起来，中日韩三边合作机制如图3所示。
图3 中日韩三边合作机制
（待发）
进一步完善10＋3框架下的中日韩合作机制，是实现建立三国FTA长远目标的重要条件。目前，东北亚区域合作虽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总体看来，合作水平还不高，实质性的合作还比较少。这与现有合作机制自身存在的一些缺陷有一定的关系。一是民间参与不够。10＋3框架下的中日韩三边合作机制是由官方主导，企业界和学术界参与的程度不高，民间要求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愿望未能得到充分反映。二是虽然形成了多个领域的部长级会晤机制，但各领域合作之间缺乏协调，没有形成良性互动，造成整个合作机制的运转效率不高。因此，加强中日韩合作的首要任务是进一步完善10＋3框架下的三国合作机制（图4）。
图4 改进后的中日韩合作机衉
（待发）
首先，可考虑在中韩之间建立“全面经济伙伴”关系（CEP），将原有的三边磋商机构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一揽子合作机制，以便加强各领域合作之间的关联性，使整个合作机制更加有效。例如，将某一领域的合作议题提交给一个多部门高官联席会议来讨论，工作效率会明显提高。
其次，应充分联合官、产、学三方的力量，在更多层面上开展对话合作。在国际区域经济合作中，企业、非政府组织（NGO）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中日韩经济合作长期根植于民间交流，有良好的基础。应发挥民间交流的作用，采取官民并举的方式在更多层面上开展对话合作。例如，建立中日韩三边FTA要基于WTO的有关条款和充分利用10+3的框架，但在制度安排的方式、内容和时间表等方面，三国可能面临着多种选择。要提出可以为各方接受的长远方案，需要政治家的战略抉择和妥协让步，也需要企业家寻找共同利益的所在，更需要学者发挥他们的想象力，超越眼前各种利益集团的矛盾冲突，大胆地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
（三）在三国之间就区域贸易自由化和产业分工的关系开展合作研究
区域贸易自由化会引导各成员国之间产业的重组，这不仅涉及国家之间的利益调整，而且关系每一个国家内产业部门之间的利益再分配。由于中日韩三国经济高度依赖制造业的发展和产品出口，而且三国产业既互补又竞争，建立中日韩ＦＴＡ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得到三国产业部门的广泛支持。三国贸易制度安排需要通过政府间谈判，但如果把产业部门利益协调的所有问题都留给政治家，谈判可能成为马拉松式的讨价还价。
在关于三国ＦＴＡ的谈判开始之前，由学者和产业界的代表就贸易自由化条件下三国产业分工和重组的一些敏感问题进行对话，可能对于加快经济一体化进程具有建设性的作用。由于企业家不仅关心贸易自由化的宏观经济影响，而且更加关心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他们可能愿意与其它两国的同行交换意见。这种交流如果由研究机构来组织，学者们的参与可以起润滑剂的作用或者开拓思路的作用，避免对话成为一种商业谈判。当然，这种对话并不需要在所有部门进行，而是选择那些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对三国十分重要而且十分敏感的产业部门，例如，钢铁、石油化工、农产品（蔬菜、肉类、水产品等）和电信部门。虽然由学者和产业界代表参加的对话不一定能够马上达成共识，但信息交流和建设性的方案无论对参与者还是三国政府都是非常有益的，至少可以让人们知道，在通往三国ＦＴＡ的道路上，还存在哪些障碍，以及克服这些障碍的难易程度和可供选择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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