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内经济形势与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特殊意义
是战略转换的不可避免的“变盘时的滑坡”，抓紧时机解决中国改革的深层次矛盾，为未来中国数十年的经济持续稳定有效益增长，创造条件。
二．需求主体转换与利益结构调整
1999 年6 月份，通货紧缩已成事实，政府和学术界在认识上有重要的深化，就是各方面才逐步达成了共识，我国需求和供给结构都出现结构性断层，社会收入分配严重不公；越来越多的改革成本要居民承担，居民预期收入降低而支出增加，影响了消费和投资，不进行利益结构的调整，经济难以启动。目前的政策限于以政府财政力量承担改革成本，在增量上调整社会分配关系。扩大总需求，关键是调整需求结构，进行需求主体的转换。过去20 年带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是３部分人的需求：
第一，外国人的需求。这是中国的出口。
第二，国内单位购买力。
第三，暴富阶层的需求。后两部分包括相当比例的进口轿车和手机，这是对外国商品的需求；在国内是豪华别墅，高档消费品，贵族教育，高速公路，都是一些高成本，高附加价值，高价格的东西，这就决定了中国的供给结构，过度追求高利润，高资本技术密集，依靠进口原材料，高工资，低就业。这样的由少数单位和富人带动的需求结构，和为他们服务的供给结构不能带动大众消费，社会的需求和供给出现断层。当少数人的需求饱和以后，那些高成本豪华产品与大众无缘，相对生产过剩必然出现，而且靠经济总量的扩张，难以摆脱。
所谓启动内需，就是要让另外3 部分需求成为主体：
一是以政府为主体的社会投资需求，即基础设施，环境保护，教育科技，社会保障，国土整治，医疗卫生，国防公安，农村城市化等8 个方面，应该由政府进行基本投资，提高民间投资的边际收益率，吸引民间投资进入。投资成功需要政府非常高的威信和组织动员能力，必须以低成本的反腐败措施，迅速有效地解决腐败和暴富阶层没有合法性的问题。
二是农民需求，主要是住宅，教育，农用汽车和家用电器。
三是城市居民需求，主要是轿车和住宅。但是城乡居民的需求似乎难以启动。大家奇怪，老百姓为什么有钱不愿意花？银行里不是有60000 亿居民存款吗？中国经济的研究者们长期忽视和忌讳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有人根据公开的统计数字，说中国没有两极分化，他们没有计算隐蔽收入和灰色收入；有人因为缺乏数字就不去研究。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有少数人以非常不正当的手段实现了暴富，大多数居民手头仍旧比较紧张，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一直被忽视，或被掩盖，似乎谁去研究，就没有“实证性”，就有“否定改革开放”之嫌疑。
许多人估计，目前中国80 % 的银行存款，掌握在２０％的人手里，其余８０％的居民，只掌握大约２０％的存款------ 这个“20 ：80”格局，是一个两极分化的格局，足以引起我们警惕。
治病，必须对症下药。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到今天，已经面临着“20 ：80”格局，暴富阶层的消费已经饱和，由于没有合法性又不愿在国内投资，出现大批资本外逃。
国家投资很难带动民间投资，少数人的需求又带不动社会总需求。居民的即期收入并不太高，预期收入更不乐观；由于改革方向的偏差，其收益越来越多地被少数人所占有，而成本越来越多地由大多数人承担，居民预期支出增加超过了预期收入的增加，有限的收入要准备买房，治病，为子女交学费，直接抑制了消费。靠启动股票市场，可以为国有企业筹资，但是对消费刺激不会太大：牛市时大家只要赚了钱，就要再买股票；熊市时股票被“套”，有谁会“割肉消费”？进一步启动内需的政策，带有一定的社会收入分配的性质但是限制在增量方面，进行小幅度调整，如提高工资和对低收入阶层的补贴；进一步扩大消费信贷，由政府财政承担下岗工人的社会保障等。但是如果只限于从增量调整，肯定会增加财政赤字，最后转化成通货膨胀，使经济增长难以持续。因此需要从存量上调整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解决历史遗留的老职工没有社会保障的问题。
三．以国有资产存量转化为社会保障基金
以部分国有资产直接转化为社会保障基金加入股票市场，是我5 年以来多次提出的建议，至今没有被采纳。我的建议是：在我国企业改革中，我们必须对于受到损失的工人，给予适当的补偿。除去待业保险以外，最主要的是：要把过去计划经济下由国家财政集中起来的，国营企事业单位职工干部多年积累的退休金和医疗费，在建立社会医疗保险的过程中，一次性地予以承认和补偿。
按国际惯例，高工资里包括了医疗和住房部分，难怪美国和香港人要用一生积蓄的三分之一来买房子。退休金，是经国家立法，由政府，企业和个人按比例，每月存到保险公司的，一个人劳动40 年，按复利计算，可以储蓄一大笔钱为养老之用。保险公司亦作为投资机构，使这些资金保值增殖，从投资利润中按月偿付养老金。在我国长期实行低工资，这部分钱也是有的，只不过没有给个人和保险公司，而是由国家财政统一集中投资，形成了现有的国营企业。因此，按每个职工干部的工龄，解决住房，实行工费医疗是应该的，改革住房和医疗制度，是把这部分基金发给个人，同时把以前存下的也应补给个人
——如果国家和单位不再负担职工的住房和医疗的话。对于退休金更应如此。按照工龄计算，一个30 年工龄的职工或干部，如果被企业辞退或本人下海，应该按照工龄将以前存款补齐。在建立社会退休保险制度时，应该按照工龄，将全体职工的过去的养老金，由国家财政补齐。资金的筹集办法，一是拍卖一部分赢利的国营企业，二是发放一部分国营资产股票，三是发放一部分国库券因为养老金只有在退休以后才能按月领取，所以一次性补偿，并不是将这笔钱一次发给职工，而只是给每人在保险公司立一个帐户，将国家欠职工的暗帐变为明帐。无论工作调动还是被辞退，这个存折都应随着职工本人走。
——企业破产，对于他的以后可以不管，但是对于他以前已经付出贡献，应该属于他的，就应该补偿。就是如何为现有国营企业解除社会负担的问题。中国的国有企业，实际上不只是企业，而是一个社区，负担了许多社会功能。许多国有企业，退休人员已经超过在职人员，“冗员”达到了30%，不解除这部分负，无论是哪一种主张，自负盈亏也好，平等竞争也好，加强管理也好，只能是纸上谈兵。问题在于，无人承担这部分“改革成本”。现代企业制度的设计者，对此只字不提，只是把“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个“已经存在的外部条件”。而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者，在经过了许多部门的利益争夺之后，也只是明确了国家，企业，个人共同负担的原则。这分明是“新人新办法”，而回避了迫在眉睫的“老人老办法”和新办法如何衔接的问题。目前，国有企业改革大有自发发展的趋势，无论是破产，转产，合资还是搞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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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需求主体转换与利益结构调整
1999 年6 月份，通货紧缩已成事实，政府和学术界在认识上有重要的深化，就是各方面才逐步达成了共识，我国需求和供给结构都出现结构性断层，社会收入分配严重不公；越来越多的改革成本要居民承担，居民预期收入降低而支出增加，影响了消费和投资，不进行利益结构的调整，经济难以启动。目前的政策限于以政府财政力量承担改革成本，在增量上调整社会分配关系。扩大总需求，关键是调整需求结构，进行需求主体的转换。过去20 年带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是３部分人的需求：
第一，外国人的需求。这是中国的出口。
第二，国内单位购买力。
第三，暴富阶层的需求。后两部分包括相当比例的进口轿车和手机，这是对外国商品的需求；在国内是豪华别墅，高档消费品，贵族教育，高速公路，都是一些高成本，高附加价值，高价格的东西，这就决定了中国的供给结构，过度追求高利润，高资本技术密集，依靠进口原材料，高工资，低就业。这样的由少数单位和富人带动的需求结构，和为他们服务的供给结构不能带动大众消费，社会的需求和供给出现断层。当少数人的需求饱和以后，那些高成本豪华产品与大众无缘，相对生产过剩必然出现，而且靠经济总量的扩张，难以摆脱。
所谓启动内需，就是要让另外3 部分需求成为主体：
一是以政府为主体的社会投资需求，即基础设施，环境保护，教育科技，社会保障，国土整治，医疗卫生，国防公安，农村城市化等8 个方面，应该由政府进行基本投资，提高民间投资的边际收益率，吸引民间投资进入。投资成功需要政府非常高的威信和组织动员能力，必须以低成本的反腐败措施，迅速有效地解决腐败和暴富阶层没有合法性的问题。
二是农民需求，主要是住宅，教育，农用汽车和家用电器。
三是城市居民需求，主要是轿车和住宅。但是城乡居民的需求似乎难以启动。大家奇怪，老百姓为什么有钱不愿意花？银行里不是有60000 亿居民存款吗？中国经济的研究者们长期忽视和忌讳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有人根据公开的统计数字，说中国没有两极分化，他们没有计算隐蔽收入和灰色收入；有人因为缺乏数字就不去研究。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有少数人以非常不正当的手段实现了暴富，大多数居民手头仍旧比较紧张，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一直被忽视，或被掩盖，似乎谁去研究，就没有“实证性”，就有“否定改革开放”之嫌疑。
许多人估计，目前中国80 % 的银行存款，掌握在２０％的人手里，其余８０％的居民，只掌握大约２０％的存款------ 这个“20 ：80”格局，是一个两极分化的格局，足以引起我们警惕。
治病，必须对症下药。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到今天，已经面临着“20 ：80”格局，暴富阶层的消费已经饱和，由于没有合法性又不愿在国内投资，出现大批资本外逃。
国家投资很难带动民间投资，少数人的需求又带不动社会总需求。居民的即期收入并不太高，预期收入更不乐观；由于改革方向的偏差，其收益越来越多地被少数人所占有，而成本越来越多地由大多数人承担，居民预期支出增加超过了预期收入的增加，有限的收入要准备买房，治病，为子女交学费，直接抑制了消费。靠启动股票市场，可以为国有企业筹资，但是对消费刺激不会太大：牛市时大家只要赚了钱，就要再买股票；熊市时股票被“套”，有谁会“割肉消费”？进一步启动内需的政策，带有一定的社会收入分配的性质但是限制在增量方面，进行小幅度调整，如提高工资和对低收入阶层的补贴；进一步扩大消费信贷，由政府财政承担下岗工人的社会保障等。但是如果只限于从增量调整，肯定会增加财政赤字，最后转化成通货膨胀，使经济增长难以持续。因此需要从存量上调整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解决历史遗留的老职工没有社会保障的问题。
三．以国有资产存量转化为社会保障基金
以部分国有资产直接转化为社会保障基金加入股票市场，是我5 年以来多次提出的建议，至今没有被采纳。我的建议是：在我国企业改革中，我们必须对于受到损失的工人，给予适当的补偿。除去待业保险以外，最主要的是：要把过去计划经济下由国家财政集中起来的，国营企事业单位职工干部多年积累的退休金和医疗费，在建立社会医疗保险的过程中，一次性地予以承认和补偿。
按国际惯例，高工资里包括了医疗和住房部分，难怪美国和香港人要用一生积蓄的三分之一来买房子。退休金，是经国家立法，由政府，企业和个人按比例，每月存到保险公司的，一个人劳动40 年，按复利计算，可以储蓄一大笔钱为养老之用。保险公司亦作为投资机构，使这些资金保值增殖，从投资利润中按月偿付养老金。在我国长期实行低工资，这部分钱也是有的，只不过没有给个人和保险公司，而是由国家财政统一集中投资，形成了现有的国营企业。因此，按每个职工干部的工龄，解决住房，实行工费医疗是应该的，改革住房和医疗制度，是把这部分基金发给个人，同时把以前存下的也应补给个人
——如果国家和单位不再负担职工的住房和医疗的话。对于退休金更应如此。按照工龄计算，一个30 年工龄的职工或干部，如果被企业辞退或本人下海，应该按照工龄将以前存款补齐。在建立社会退休保险制度时，应该按照工龄，将全体职工的过去的养老金，由国家财政补齐。资金的筹集办法，一是拍卖一部分赢利的国营企业，二是发放一部分国营资产股票，三是发放一部分国库券因为养老金只有在退休以后才能按月领取，所以一次性补偿，并不是将这笔钱一次发给职工，而只是给每人在保险公司立一个帐户，将国家欠职工的暗帐变为明帐。无论工作调动还是被辞退，这个存折都应随着职工本人走。
——企业破产，对于他的以后可以不管，但是对于他以前已经付出贡献，应该属于他的，就应该补偿。就是如何为现有国营企业解除社会负担的问题。中国的国有企业，实际上不只是企业，而是一个社区，负担了许多社会功能。许多国有企业，退休人员已经超过在职人员，“冗员”达到了30%，不解除这部分负，无论是哪一种主张，自负盈亏也好，平等竞争也好，加强管理也好，只能是纸上谈兵。问题在于，无人承担这部分“改革成本”。现代企业制度的设计者，对此只字不提，只是把“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个“已经存在的外部条件”。而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者，在经过了许多部门的利益争夺之后，也只是明确了国家，企业，个人共同负担的原则。这分明是“新人新办法”，而回避了迫在眉睫的“老人老办法”和新办法如何衔接的问题。目前，国有企业改革大有自发发展的趋势，无论是破产，转产，合资还是搞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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