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财政政策的简要回顾与效应评析

断地启动了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使财政政策成为各方关注的重点。
　　启动积极财政政策的背景因素，归结起来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
　　　　1.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的巨大超出了一般人的意料
　　以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联系汇率制为标志而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引出一浪又一浪的冲击波，到1998年，已席卷了几乎整个亚洲，并扩展到俄罗斯，波及拉美，进而使欧洲和美国也受到影响，其对于亚洲和世界经济影响之巨，大大超出早些时候一般人的估计。中国经济在此次危机中被评价为在亚洲表现最好，受影响最小。但到1998年，外贸的增长幅度也明显放缓，并于5月出现负增长，客观上这成为使各方对严峻形势形成共识的响亮警钟。
　　　　2.金融危机影响迭加到中国经济周期低谷阶段上，使经济增长明显趋缓并出现通货紧缩迹象
　　中国经济增长率（以GDP增长率衡量）从1993年的13.5%回落到1997年8.8%的水平，平均每年下降约1个百分点，这时被认为还处于比较适宜的区间，但惯性下滑并未停止。1998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仅为7%，与全年8%的增长目标形成明显差距。同时，物价水平持续负增长，1-7月累计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下降0.4%，商品零售价格下降2.2%，被不少分析者认为是通货紧缩的表现。
　　　　3.20年市场化改革终于引致走出短缺的“过剩经济”局面
　　中国国民经济在改革前一向以供给不足的短缺经济为主要特征。这种局面，在改革以来市场化资源配置机制渐进形成、生产力获得极大解放的过程中逐步改观。在几个经济周期的低谷阶段上，先后出现过1983年的“局部买方市场”，1990年的“市场疲软”，终于在1997-1998年走到了较全面的所谓“买方市场”或“过剩经济”，市场上供不应求的商品种类已寥寥无几，供大于求或供求平衡的占绝大多数（当然，不应忘记普通民用住宅和公交服务等供给，仍是严重紧缺的，却往往未在有关部门的统计中表现）。企业产成品库存总量不断增加，1998年中已达4万亿元，约相当于GNP的40%以上。
　　　　4.“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带来了大量的“下岗分流”人员和失业压力
　　近20年的改革经过一系列的前哨战和外国战，走到了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的攻坚战阶段。在“软着陆”后需求不旺的宏观环境下，为了对企业维持必要的优胜劣汰改组压力，总体上已不再沿用过去的种种优惠与关照手段挽救效益不佳的企业，而是积极促进企业的兼并重组乃至破产；加上前述内、外部增长减速因素的迭加，使微观层次困境加剧，于是出现了大量的下岗分流人员，一年约1000余万人，失业压力增大。缓解失业压力成为决策上和社会各方所关注的大问题。
　　　　5.货币政策连续、密集运用，但政策效果不够明显
　　针对我国经济“软着陆”过程中的情况，货币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放松银根、刺激需求的政策，1996年5月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央银行先后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改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降低准备金率，颁布积极实行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以求扩大企业贷款需求，刺激投资。货币政策如此连续、密集的运用，可以说是“竭尽全力”的，然而，迟迟没有产生足够明显的政策效果，其操作余地已经相对狭小。
　　上述几方面的情况综合在一起，使决策层于1998年为力求实现8%的增长目标而采取增加投资、扩大内需方针，并且把增加投资的重点掌握为基础设施建设（以求避免形成生产项目上的重复建设，优化结构和增强发展后劲）。为有力地贯彻这一思路，启动财政政策便是必然的选择。因为走向市场经济“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制，财政政策是货币政策之外唯一可以仰仗的“主力型”工具和手段。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要点
　　启动财政政策时，有关部门加紧研究了对原预算安排作出调整的方案，这一方案在1998年8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上提请审议并获得批准。预算调整方案的重点内容是：
　　第一，增发1000亿元长期国债，所筹资金用作国家预算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专项投资。这1000亿元国债只对国有商业银行发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四家分别认购500亿元、200亿元、1000亿元和200亿元），还债期限为10年，年利率5.5%。1000亿元的举债一分为二，中央、地方各500亿元，相应使1998年中央预算支出扩大500亿元，中央财政赤字由年初预算的460亿元扩大到960亿元。
　　第二，将年初预算中原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180亿元调整为经常性项目支出，用于增加科技教育投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保障、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和增加抢险救灾支出（当时我国长江流域和嫩江、松花江流域遭遇50-100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已成定局）。
　　对财政预算作如此大动作的年中调整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十年间是极罕见的，但符合《预算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属于宏观调控中灵活的相机决策，反映了我国宏观调控水平的提高。
　　国务院对增发国债所筹集的1000亿元资金的使用作了认真研究。项目安排的重点是：第一，增加农田水利和生态环境建设投资。结合防汛抗洪，抓好大江大河干流堤防的除险加固，中小河流治理，水毁工程修复，以及长江、黄河中上游天然林资源保护、植树造林等。第二，继续加快铁路、公路、电信和一些重点机场建设。铁路主要安排京九南段复线建设等；公路按照“五纵七横”，的规划，重点加快“三纵两横两个重要路段”的建设进度；电信建设主要发展数字通信和移动通信网络。第三，扩大城市环保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模。重点用于大中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供水、供暖、供气、城市道路和绿化等。第四，建设250亿公斤仓容的国家储备粮库，全年国家直属储备粮库建设投资达到年初计划的17.5倍，超过建国以来的投资总额。这些粮库主要由地方政府按统一标准包干建设，地方无偿提供建设用地，免除相关的税费，并由国家粮食储备局选派工程监视，保证工程质量。第五，实施农村电网改造和建设工程，同时抓紧进行城市电网改造。第六，扩大经济适用住宅建设规模。此外，运用新增国债所筹资金

，还将增加公检法设施建设投入。
　　启动积极财政政策的1998年，还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期限为30年），实际上是将银行对存款人的债务转为财政对银行（间接对存款人）的债务，财政又把这笔资金如数打入四家国有独资银行的资本金帐户，从而使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抗风险能力大为提高。
　　1999年，根据当年第二季度表现出来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回落、出口下降、消费需求持续不振的情况，决策层决定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和具体措施作出进一步调整，主要内容可归纳为三个大的方面：
　　第一，在年初原定500亿元长期国债发行规模的基础上，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增加发行600亿元长期国债，仍中央、地方各一半，相应扩大中央财政赤字300亿元，以保持投资需求的较快增长。新增国债资金主要用于在建的基础设施、一些重点行业的技术改造、重大项目装备国产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环保与生态建设以及科教基础设施等方面。对大型骨干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实施了贴息办法。
　　第二，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以刺激消费需求。重点是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包括适当提高社会保障“三条线”（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金、城镇居民最低生活费）的收入水平，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收入，同时，适当提高离退休人员的待遇，千方百计解决国有企业养老金拖欠问题。当年财政在这方面增加支出约540亿元，全国直接受益面达8400多万人。另外，采取措施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第三，调整部分税收政策，支持外贸出口。根据国际经济贸易环境变化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影响情况，为鼓励出口，进一步提高了一些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潜力和产业关联度较高的产品的出口退税率。这方面的主要内容有：
　　(1)在1999年年初和7月1日先后两次提高出口商品退税率，使出口商品的综合退税率达到了15%以上，国家税务总局3次共下达出口退税计划指标636亿元，并加快出口退税进度，全年出口退税622亿元，比上年增长42.4%，有效地促进了出口的增加。
　　(2)针对投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