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吸收能力研究
Y[,t]=AH[α,t]K[1-α,t] (1)
其中H代表人力资本，K代表物质资本，从上式可以看出资本积累实质上是资本品种类的扩张。其次，Borenszteinetal假定国内企业吸收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必须支付吸收成本F。F取决于下面两个因素：①东道国外资企业数n[*]与其企业总数N之比n[*]/N，②东道国企业总数N与投资国内生产资本品的企业数N[*]之比N/N[*]。这两个比值近似代表了初始的技术缺口，而技术缺口又决定了吸收成本F。因此，我们有：
F=F(n[*]/N,N/N[*]) (2)
且，即n/N[*]比值小，说明目前到该国投资的外资企业少，国内由于缺乏向技术先进的外资企业学习机会而导致初始的技术缺口很大，因此国内企业也越有可能利用外资的技术外溢效应。
假定国内市场对于内、外资企业都是自由进入的，引入拉姆齐模型的跨时消费效用决策方程式，由跨时消费效用最大化Borensztein et al构建了如下增长方程式：
附图
其中g是经济实际增长率，初始的技术缺口由n/N、N/N[*]这两个比值来度量。此外，A、H分别代表东道国的技术产出率及人力资本存量，σ、ρ是与跨时消费决策有关的两个指数。
以Borensztein et al的理论模型为基础，我们发现，如果用FDI来表示上式的n[*]/N[*]，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实质上体现在两方面：首先，FDI度量了新的资本品被引入的数量，即资本积累效应；其次，从上式我们不难看出，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与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存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东道国内人力资本存量越丰富（H值越大），FDI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就越显著，即FDI的技术外溢效应越明显。
为了比较流入中国FDI的资本积累效应与技术外溢效应，我们建立了如下的回归方程式：
g=C[,0]+c[,1]FDI+C[,2]FDI×H+C[,3]Y[,0]+C[,4]A (4)
其中Y[,0]代表初始人均产值，A代表影响经济增长的其它变量。利用中国经济1980年～1999年共20年的统计数据，我们对FDI的资本积累效应与技术外溢效应进行实际测算比较。为了消除初始水平对计算结果的影响，在计算过程中我们均以1980年的数据值作为基期对以后年份的统计值进行了处理。
回归结果如表1。
表1 回归结果
附图
注：统计数据由各年《统计年鉴》整理而得。括号内数值均为回归系数的t值，[*]代表为5%的显著性水平，[**]代表1%的显著性水平。SP、CP、EE分别表示用中学生入学率、大学生入学率和政府教育投入来代表人力资本。
方程1表明单独考虑FDI的资本积累效应时，回归系数为正，但这一作用并不显著(0.0319)，而且回归方程的R[2]与值也偏小，同时较小的DW值也说明回归有明显的正向序列相关现象。方程2、3、4分别运用中学生入学率(SP)、大学生入学率(CP)及政府财政的教育投入(EE)来代表人力资本存量进行回归，对比回归方程式1与2、3、4，我们发现尽管三个回归方程的人力资本的代理指标各不相同，但其回归结果却共同表明了以下三点结论：
1.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对经济增长具有较为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检验结果表明FDI的确更多的是与人力资本相结合而作用于经济增长，即流入我国的FDI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较少地反映在资本积累效益(FDI)上，而是更多地体现在技术外溢效应(FDI×H)方面。
2.当把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和资本积累效应综合考虑时，我们发现后者的系数变为负数，但这一系数绝对值不大。这说明在我国目前储蓄总额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如果再引入外资的目的仅仅只是为了利用外部资金的话，反而会因为导致负的资本积累效应而阻碍投资总量的增加，即FDI的引入对国内投资存在着“挤出效应”(Crowd-out Effect)。
3.在选取人力资本存量的代理指标时，中学生入学率(CP)要优于大学生入学率(SP)。这一点可从回归方程式5看出：
Y=2.53-0.425FDI+0.417FDI×SP
-0.004FDI×CP (5)
回归结果表明FDI与人力资本相结合更多的是意味着与具有初、高中教育水平的劳动者结合在一起，而FDI与具有大学程度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共同作用与前者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从统计意义上讲近似于零的t统计值(-0.252)也表明这一项在回归方程式里几乎不起作用。这一回归结果反映了我国利用外资的现状，即流入我国的FDI投资分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以加工贸易业为主。加工贸易业多属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劳动者教育程度要求不高，因此具有中学教育程度的劳动者反而比具有大学教育程度者能够较好地与FDI结合在一起，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前者有着后者所不具备的相对“廉价劳动力”优势。
三、FDI吸收能力的进一步研究
前述文献Olfsdotter等人的研究结果所表明，除人力资本之外，其它如政府引资政策、经济开放度、政府研发支出、基础设施建设等因素也影响了吸收能力的大小。本文以下部分进一步研究其他因素
对吸收能力的影响。
1992年以后，我国对FDI的限制放宽，并且制订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来吸引外来投资，投资环境也比较稳定。同时，我国明确了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方针，使得国际上的跨国公司对我国的信心大增，从而引起外商投资量的急剧上升。我们在回归方程式中加入虚拟变量来反映政府引资政策变化对吸收能力的影响：
附图
其中对外开放度(Open)是用出口依存度，即出口贸易额与GDP之比来衡量的；RD代表政府用于支持研发的财政支出；基础设施建设用电信业务量(Tele)代替。
上述回归结果进一步支持前述结论，即FDI的技术外溢效应要远比资本积累效应重要。但与前述回归不同的是，人力资本存量以外的其他变量也影响着我国FDI的吸收能力。
1.政府引资政策对吸收能力的影响
回归结果中Dummy一项回归系数为正，且数值高达40.55，虽然由于不同回归系数相互之间并不存在可比性，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是与Dummy变量所代表的政府政策作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引资政策的变化对外资流入量有着深刻的影响。大致来讲我国引资过程可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9年～1983年的引资初始阶段，1979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同时批准设立了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第二个阶段是1984年至1991年，1986年10月《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标志着中国的引资步伐向前迈了一大步。第三阶段是1992年～1995年，邓小平南巡谈话给中国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由沿海向内地再向全国扩展的新时期；1995年至今为第四阶段，政府政策由地区优惠向产业优惠过渡，如1995年6月，国务院颁布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以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虽然在我们回归方程式中Dummy变量的取值只反映了1992年这一引资变化的转折点，但从中可以看出政府政策不仅是影响FDI本身波动变化的关键因素，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FDI对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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