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吸收能力研究
附图
图1 中国引资情况图
2.经济开放度与外资吸收能力的关系
在衡量我国的经济开放度时，我们选用出口依存度作为代替指标，原因在于验证流入我国的FDI与贸易之间究竟存在着替代效应(Substitute)还是互补效应(Complement)。按照以芒德尔的“完全替代”模型为代表的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实际是在有贸易壁垒的情况下对初始的贸易关系的替代。然而，以小岛清为首的学者们认为，FDI同样可以在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创造新的贸易，使贸易在更大规模上进行。小岛清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效应学说的关键在于把直接投资看作是资本技术、经营管理知识的综合体由投资国向东道国的同一产业部门的特定转移，因此FDI所带来的先进的生产函数将通过员工、经营管理者的培训、以及诱发当地企业参与竞争等形式固定下来，这也是小岛清提出的FDI“生产函数改变后的比较优势”概念。在我国的外资企业大多是出口导向型的，尤其是近十年来（1989年至今）外商投资企业日益活跃的贸易活动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增长点。这说明我国的FDI与贸易可能存在着如小岛清所说的互补关系。
表2 我国外资企业出口情况表（单位：亿美元）
年份 全国总出口额 外资企业出口额 占全国总出
口额比重(%)
1980年 164.8 0.008 0.05
1985年 273.5 3.000 1.08
1990年 620.9 78.100 12.58
1995年 1487.8 468.800 31.51
1998年 1838.1 809.620 44.10
1999年 1949.3 886.280 45.50
资料来源：根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所得。
回归结果中FDI×Open一项回归系数为正，支持了前面我们关于流入我国的FDI具有顺贸易性质的设想，这与Wang(1990)以及Batiz(1991)等人关于对外开放的规模与FDI的技术外溢效应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的结论相一致。进一步分析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与外资企业投资产业分布可见：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国基本完成了出口商品结构由初级产品向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进入90年代以来，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稳步攀升，到1997年已达70%以上。另一方面，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飞速转变及优化时期，也正是FDI迅猛增长的时期。从全国外商投资企业的产业分布表可看出，截至1997年底，我国共引进FDI协议金额5203.93亿美元，其中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升幅不大，而投向第二产业即加工制造业的FDI占了61.6%。流入我国的FDI这种顺贸易现象进一步验证了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大于资本积累效应。FDI不仅仅是绕开贸易壁垒的结果，而且还正因为FDI通过技术转移、扩散等途径提高了东道国的生产能力，带来了小岛清所说的“生产函数改变后的比较优势”。
表3 全国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分布表（截止1997年底）
项目个数 比重 合同外资金 比重
（个） (%) 额（亿美元） (%)
第一产业 7896 2.59 81.51 1.57
第二产业 231528 75.96 3205.70 61.60
第三产业 65397 21.45 1916.71 36.83
总计 304821 100.00 5203.93 100.0
资料来源：《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会讯》1998年。
3.政府研发支出对吸收能力的双重效应
Jammes(1999)指出，东道国自身的技术水平对于FDI的技术外溢效果也有重要影响，随着东道国自身技术水平的
提高，一方面对外资带来的先进技术的吸收、消化能力增强，但另一方面根据经济增长的收敛效应，本国技术水平的提高意味着本国技术水平和外国技术水平之间差距的缩小，从而本国利用FDI的技术外溢效应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变小。因此，本国技术进步对FDI吸收能力的影响是双重的。本文采用政府研发支出来衡量本国技术进步的投入。政府研发支出会因为提高本国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而有利于国内企业更快地吸收外资的技术外溢，即减少国内企业吸收技术扩散的成本。但随着国内企业自主研发能力的加强，缩小了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技术缺口，反而会弱化FDI的技术外溢效应。从回归结果来看，政府研发支出系数为负值(-0.0176)，说明政府研发支出对FDI吸收能力的综合影响为负，但较小的系数绝对值表明政府研发的最终作用很小。
4.基础设施对吸收能力的影响
基础设施建设变量是影响吸收能力的另一项重要因素。完善的基础设施不仅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为本国对FDI技术外溢的吸收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虽然回归结果表明FDI与电信业务量乘积项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0.000846)，但这一正系数说明基础设施状况的改善的确增强了我国对FDI的吸收能力。
5.吸收能力的综合分析
由(6)式求导可得到：
附图
由式(7)可以发现，影响对FDI的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是人力资本一项。虽然出口依存度、基础设施状况等因素的确如我们所预料的能够增强FDI的吸收能力，但这些因素对吸收能力的影响并不像人力资本一样直接作用于技术传播、扩散方面，因此其影响作用也不如人力资本那么显著。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到由于当前我国人力资本的积累仍处于初始阶段，虽然目前较低的人力资本存量能够与以劳动力密集型的外商直接投资较好地相结合共同促进经济增长，但从长远来看较低的人力资本又束缚了我国进一步提升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调整。
四、结语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速度将最终取决于本国内部资源和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各国经济依赖度日益加强的背景下外部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越发重要，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贸易量的扩大、外资的涌入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巨大作用已被数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所证明。但是，外部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如何充分利用外部条件来发展本国经济又比封闭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要远为复杂。一方面，外资毕竟是外国投资者的目的性产物，不可避免地受到外商投资者本身市场规划及其全球经营策略的制约，因此在投资者的投资目标、动机与东道国的引资需求之间必然有巨大的差距和分歧；另一方面，本国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消化、吸收外部资源决定了该国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且后一点在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实行相同的开放政策却导致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方面至关重要。因此，本文研究对我国引资政策的制订有以下两点启示：
(1)通过引导外商企业投资产业投向来促进本国技术进步。一国技术进步一般有三种模式：美国和英国是第一类模式的代表，依靠自身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能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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