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吸收能力研究
一、研究回顾
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式，FDI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作用已日益为国内外研究者所关注。早期研究FDI对东道国经济，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作用传导机制主要以发展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强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的资本积累作用，如Rostow首先提出发展中国家通过利用外资可以改善在经济“起飞”阶段所面临的资本短缺约束；依据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哈罗德—多马模型，Chenery &Strout进一步提出了“双缺口”模型。然而，双缺口模型一个无法解释的事实是，对于像中国这种储蓄缺口并不明显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该如何解释流入这些国家的FDI仍然不断增加的现象呢？而且FDI的资本积累效应也难以解释近年来发达国家之间双向直接投资增多的事实。
在技术进步内生化的新增长理论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研究工作开始集中于探讨被传统的双缺口模型所忽视的FDI技术外溢效应(Technology Spillover)。许多研究发现流入发达国家的FDI对东道国企业存在着技术外溢效应，如Nadiri(1991)、Globerman(1994)、Imbriani & Reganati(1997)等。然而，FDI在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外溢效应假设检验结果则要复杂得多。Blomstrom & Persson(1983)、Blomstrom(1986)、Blomstrom & Wolff(1989)、Kokko(1994)、Kokko & Zejan(1994)、Sjoholm(1999)等人分别发现FDI技术外溢效应假设在乌拉圭、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国成立。但是Blomstrom(1989)、Haddad & Harrison(1993)、Aitken &Harrison(1993)、Goldar(1994)、Haksar(1995)、Kokko(1996)对委内瑞拉、墨西哥、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检验结果却不支持FDI技术外溢假设，或者发现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只在一定条件下成立。采用的理论模型、计量经济分析方法、数据选取的差异必然会影响最后的实证结果。例如，同样是研究印度外商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Goldar(1994)采用计量分析方法，Basant & Fikkert(1993)、Haksar(1995)、Kathak(1989)则选用生产函数方法，得到的结果也各有差异：Basant & Fikkert(1993)发现FDI的确促进了本国技术进步；Kathak发现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只存在于科技含量高的行业；考虑到FDI对东道国技术外溢的时滞期，Goldar研究则表明FDI的技术外溢只在较长时期内存在；Haksar(1995)则表明FDI的技术外溢作用远远不及本国研发。
然而，除了研究方法的差异以外，对FDI技术外溢效应检验出现不一致结果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以上研究仅仅从外资企业的角度来考虑FDI对东道国国内技术进步的作用机理，实际上，东道国国内企业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吸收FDI的技术外溢反过来也必然影响到FDI的技术外溢效果，即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对发达国家的实证检验发现存在着普遍的技术外溢效应，然而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外溢效应假设检验却难以得到一般性的结论，因此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各国吸收能力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的技术外溢效果。
Borensztein et al(1998)首次运用人力资本作为吸收能力的代理指标将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具体量化，Borenszteinetal的研究结果表明FDI正是与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存量结合起来对经济增长起着显著的推动作用，而且这一作用要远远大于单纯的资本积累作用。同时，FDI的技术外溢作用存在“临界水平”，即只有当东道国人力资本存量足够丰裕时，东道国经济才能吸收FDI的技术外溢。Borensztein etal的研究工作揭示了这一核心思想：单纯的FDI流入并不直接导致技术外溢效应，FDI是否能促进东道国经济的技术进步，从而最终推动经济增长还取决于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如何。沿着Borensztein et al开创的研究思路，一些学者从其它角度来解释东道国经济对FDI的“吸收能力”。Olfsdotter(1998)认为不仅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存量决定了吸收能力的大小，而且像经济开放度、政府政策(Henley etal1999)、人口增长率、基础设施状况(Stern 1991)乃至行政效率、知识产权保护度(Tortensson 1994;Mauro 1995)这类因素同样起着重要作用，从而大大拓宽了吸收能力所涵盖的概念范围。Alfaroetal(2000)则认为东道国的金融市场效率是影响其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由于东道国内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创业者必须要为利用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支付一大笔初始的固定成本（包括学习费用、谈判成本、购买关键技术以及设备的费用等），因此东道国内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将决定创业者是否能在有效时期内获得贷款以支付这笔固定成本。Markusen & Vanables(1998)用具有技术优势的外资企业与东道国内部门的链接效应(Linkage Effect)来考察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如FDI带来的国内企业的规模经济、互补性技术的发展等等。Goldsmith & Sporleder(1999)则在Markusenetal研究基础上进一步从“前向链接(Forward Linkages)”和“后向链接(BackwardLinkages)”来考察FDI对国内经济部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Kinoshita(2000)将研发的作用分为两部分：一是研发的创新作用；二是研发的学习效应，即东道国国内研发的增加将提高国内企业对FDI技术的吸收效果。Kinoshita对捷克制造业的研究表明国内研发的学习、增进吸收能力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其创新作用，但对于合资企业而言当地企业并没有从其国外合作伙伴处获益。
迄今为止国内在该领域的相关研究为数不多。汤文仙、韩福荣(2000)提出了“技术缺口”这一概念，指出传统的双缺口模型并不适宜中国外资引进的实证研究，但其构造的“三缺口模型”对于如何测标、度量“技术缺口”这一核心的问题却缺乏应有的解释。秦晓钟(1998)对中国FDI的技术外溢效应
二、基于人力资本的FDI吸收能力测算
Borensztein et al(1998)提出了一个衡量FDI技术外溢效应的模型。在新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往往被视为“资本深化”(Capital Deepening)的结果，而后者又是以资本品种类数的增加为表示形式的(Romer 1990,Grossman & Helpman 1991,Barr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158069.html
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式，FDI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作用已日益为国内外研究者所关注。早期研究FDI对东道国经济，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作用传导机制主要以发展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强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的资本积累作用，如Rostow首先提出发展中国家通过利用外资可以改善在经济“起飞”阶段所面临的资本短缺约束；依据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哈罗德—多马模型，Chenery &Strout进一步提出了“双缺口”模型。然而，双缺口模型一个无法解释的事实是，对于像中国这种储蓄缺口并不明显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该如何解释流入这些国家的FDI仍然不断增加的现象呢？而且FDI的资本积累效应也难以解释近年来发达国家之间双向直接投资增多的事实。
在技术进步内生化的新增长理论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研究工作开始集中于探讨被传统的双缺口模型所忽视的FDI技术外溢效应(Technology Spillover)。许多研究发现流入发达国家的FDI对东道国企业存在着技术外溢效应，如Nadiri(1991)、Globerman(1994)、Imbriani & Reganati(1997)等。然而，FDI在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外溢效应假设检验结果则要复杂得多。Blomstrom & Persson(1983)、Blomstrom(1986)、Blomstrom & Wolff(1989)、Kokko(1994)、Kokko & Zejan(1994)、Sjoholm(1999)等人分别发现FDI技术外溢效应假设在乌拉圭、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国成立。但是Blomstrom(1989)、Haddad & Harrison(1993)、Aitken &Harrison(1993)、Goldar(1994)、Haksar(1995)、Kokko(1996)对委内瑞拉、墨西哥、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检验结果却不支持FDI技术外溢假设，或者发现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只在一定条件下成立。采用的理论模型、计量经济分析方法、数据选取的差异必然会影响最后的实证结果。例如，同样是研究印度外商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Goldar(1994)采用计量分析方法，Basant & Fikkert(1993)、Haksar(1995)、Kathak(1989)则选用生产函数方法，得到的结果也各有差异：Basant & Fikkert(1993)发现FDI的确促进了本国技术进步；Kathak发现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只存在于科技含量高的行业；考虑到FDI对东道国技术外溢的时滞期，Goldar研究则表明FDI的技术外溢只在较长时期内存在；Haksar(1995)则表明FDI的技术外溢作用远远不及本国研发。
然而，除了研究方法的差异以外，对FDI技术外溢效应检验出现不一致结果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以上研究仅仅从外资企业的角度来考虑FDI对东道国国内技术进步的作用机理，实际上，东道国国内企业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吸收FDI的技术外溢反过来也必然影响到FDI的技术外溢效果，即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对发达国家的实证检验发现存在着普遍的技术外溢效应，然而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外溢效应假设检验却难以得到一般性的结论，因此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各国吸收能力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的技术外溢效果。
Borensztein et al(1998)首次运用人力资本作为吸收能力的代理指标将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具体量化，Borenszteinetal的研究结果表明FDI正是与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存量结合起来对经济增长起着显著的推动作用，而且这一作用要远远大于单纯的资本积累作用。同时，FDI的技术外溢作用存在“临界水平”，即只有当东道国人力资本存量足够丰裕时，东道国经济才能吸收FDI的技术外溢。Borensztein etal的研究工作揭示了这一核心思想：单纯的FDI流入并不直接导致技术外溢效应，FDI是否能促进东道国经济的技术进步，从而最终推动经济增长还取决于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如何。沿着Borensztein et al开创的研究思路，一些学者从其它角度来解释东道国经济对FDI的“吸收能力”。Olfsdotter(1998)认为不仅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存量决定了吸收能力的大小，而且像经济开放度、政府政策(Henley etal1999)、人口增长率、基础设施状况(Stern 1991)乃至行政效率、知识产权保护度(Tortensson 1994;Mauro 1995)这类因素同样起着重要作用，从而大大拓宽了吸收能力所涵盖的概念范围。Alfaroetal(2000)则认为东道国的金融市场效率是影响其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由于东道国内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创业者必须要为利用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支付一大笔初始的固定成本（包括学习费用、谈判成本、购买关键技术以及设备的费用等），因此东道国内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将决定创业者是否能在有效时期内获得贷款以支付这笔固定成本。Markusen & Vanables(1998)用具有技术优势的外资企业与东道国内部门的链接效应(Linkage Effect)来考察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如FDI带来的国内企业的规模经济、互补性技术的发展等等。Goldsmith & Sporleder(1999)则在Markusenetal研究基础上进一步从“前向链接(Forward Linkages)”和“后向链接(BackwardLinkages)”来考察FDI对国内经济部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Kinoshita(2000)将研发的作用分为两部分：一是研发的创新作用；二是研发的学习效应，即东道国国内研发的增加将提高国内企业对FDI技术的吸收效果。Kinoshita对捷克制造业的研究表明国内研发的学习、增进吸收能力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其创新作用，但对于合资企业而言当地企业并没有从其国外合作伙伴处获益。
迄今为止国内在该领域的相关研究为数不多。汤文仙、韩福荣(2000)提出了“技术缺口”这一概念，指出传统的双缺口模型并不适宜中国外资引进的实证研究，但其构造的“三缺口模型”对于如何测标、度量“技术缺口”这一核心的问题却缺乏应有的解释。秦晓钟(1998)对中国FDI的技术外溢效应
进行了9种行业的横截面回归分析；张诚等(2001)定性探讨了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及其制约因素；借鉴Feder(1982)的模型，何洁把生产部门分为国内生产部门与外商企业部门，用生产函数方法测算了我国工业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本文以Borenszteinetal(1998)的模型为基础，首次测算并比较了我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收能力。
二、基于人力资本的FDI吸收能力测算
Borensztein et al(1998)提出了一个衡量FDI技术外溢效应的模型。在新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往往被视为“资本深化”(Capital Deepening)的结果，而后者又是以资本品种类数的增加为表示形式的(Romer 1990,Grossman & Helpman 1991,Barr
★读了本文的人也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