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GE模型分析硫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中国的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和硫税的引入
　　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和消费国，也是二氧化硫排放最多的国家。大量的二氧化硫排放导致了极为严重的二氧化硫和酸雨污染。年均降水PH值低于5.6的酸雨区域面积已占全国面积的30%左右，使中国成为世界三大酸雨区之一。1995年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达到2370万吨，由于酸雨和二氧化硫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1100多亿元，已接近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2%（解振华，1998）。
　　针对二氧化硫和酸雨污染，中国政府前后采取了二氧化硫排污收费、设立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控制区、排污总量控制和许可证制度、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等一系列措施，有力地控制住了二氧化硫和酸雨污染的恶化程度，使得近年来二氧化硫排放的总量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但是目前政府的控制措施主要依靠命令—控制型的行政手段。根据环境经济学的理论（Tietenberg，1992）和发达国家的经验（经合组织，1996），行政手段的实施成本高，会对经济造成扭曲，影响经济效率。随着中国经济状况的变化、能源市场的开放，越来越多的私有企业（尤其是大量的中小企业）占据了重要地位，并在污染排放中占有了显著份额（Hilary，Mohan，and  Zhang；1998），这将提高行政手段的实施成本，并对其实施效果带来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禀赋，使得二氧化硫和酸雨污染还将对中国造成长期的巨大压力。所以，如果中国政府想更为有效地控制二氧化硫污染，需要考虑引入环境税、排污权交易等经济手段。
　　实际上中国政府也正逐步考虑并转向经济手段的使用，现有二氧化硫排污收费制度的改造、正在实施排污权交易的试点都表明了这种趋势。但作为主要经济手段之一的环境税，在我国却尚处于初步的理论探讨阶段。事实上，中国政府控制二氧化硫和酸雨污染的思路和控制措施，始终侧重于重点污染源（点源）的控制和末端治理，特别是针对电力和大型工业企业，这也是由目前中国的二氧化硫排放结构和政府的实际控制能力所决定的。但二氧化硫的排放，除了重点排放源外，还有数量众多的小量排放源。除了工业企业所排放的二氧化硫外，生活消耗所排放的二氧化硫所占的比例近年一直在20%左右（中国环境状况公报）。而这部分的二氧化硫排放，在目前的政策措施下，受到的监督和控制都较为薄弱。
　　根据各种能源的含硫量来征收硫税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个重要思路。首先硫税可以通过改变能源的相对价格对经济主体（企业和居民）的决策环境产生影响，不仅对大宗二氧化硫排放者起作用，而且也对小量排放者有影响。其次，硫税的征收使得经济主体自觉地通过成本——效益分析，减少能源使用或选用更为清洁的能源，它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能源使用效率，改善能源使用结构。由于中国二氧化硫90%的排放来自煤炭的燃烧，硫税的实施有助于煤炭质量的改善，驱动社会对优质煤、清洁能源的需求，从而减少二氧化硫的排放。最后，硫税还可以与现有的控制措施结合起来，对于大宗的排放者，在现有的控制监督的基础上，若其排放达标，可对所征收的硫税实施返还政策或是补贴政策，这样一方面可促进大宗排放者对二氧化硫末端排放的治理，另一方面又会减轻由于征收对大宗排放的生产者造成的负面影响。硫税手段与现有的控制政策措施充分结合，就可形成一个较为系统完善的二氧化硫污染控制体系，将整个社会的二氧化硫排放处于有效监控之下。
　　尽管硫税具有上述的种种优点，但在具体应用前，需要回答一系列根本的问题：什么是合理的硫税税率水平？硫税会对中国的二氧化硫排放造成什么影响？对中国经济造成什么样的总体影响？对中国的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有何影响？等等。
　　本文通过构造一个基于中国二氧化硫问题的可计算一般均衡（CGE－ComputableGeneralEqulibrium）模型来回答上面的问题。
　　二、一个有关硫税的中国静态CGE模型
　　(一)有关中国CGE模型的文献综述
　　CGE模型即为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顾名思义，它的理论基础是一般均衡理论。而CGE模型是把抽象的一般均衡理论的构造变为一个关于现实经济的实际模型，是一种实际应用模型。
　　CGE模型是一个对经济生活的整体模拟，是全局的而不是局部的分析。且CGE模型中的主体是拥有优化行为的主体。这点确立了CGE模型相对于其它模型的优势。投入产出模型，线性规划模型都可以模拟整个经济的运行。但CGE模型主体优化决策的设定使得模型具有反馈调整和自发性决策的特征。上述的优点使得CGE模型成为适合硫税分析的工具。
　　早期的有关中国的CGE模型重点在于对中国双轨制经济的分析。模型常常分析经济结构中市场份额的扩大对整个经济的影响。Byrd提供了此类分析的理论基础(Byrd，1989)。而代表性的应用工作由徐滇庆(Xu，1990)和Garbaccio作出(Garbaccio，1994)。随着中国开发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国内工作集中于贸易自由化的分析(翟凡，1997；郑玉歆，樊明太等，1999)。他们分析了关税减让等贸易自由化措施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趋严重，因此环境问题也成为了CGE模型应用的一个焦点。谢剑（Xie，1995）开发了一个静态的经济环境综合CGE模型，在他的模型中，给出了一个含有环境因素的扩展社会核算矩阵，包括了对污染税、补贴和清洁活动的分析。
　　而全球变暖问题是CGE模型开发者关注的另一个焦点。二氧化碳排放是导致全球变暖问题的主要原因。国外有关于碳税的CGE模型可说数不胜数。而针对于中国的工作由张中祥（Zhang，Zhongxiang，1996）和郑玉歆（郑玉歆，樊明太等，1999）作出。他们分析了用碳税来控制中国二氧化碳排放会造成的各种宏观影响。
　　相对于全球变暖的问题，中国的二氧化硫和酸雨污染问题显得更为严重和迫切。但是由于发达国家的能源结构主要以石油为主，二氧化硫污染较为轻微，所以国外的CGE模型开发者很少关注二氧化硫污染问题。狄文华（Di，Wenhua，2001）曾分析了空气污染税对中国经济增长、环境和公众健康的影响。他的工作重点在于两种污染物（悬浮颗粒（PM－10）和二氧化硫）所造成公众健康的损害。然而，狄文华的模型采用了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作为其生产函数的形式。这种简单的生产函数形式是不能反映资本、能源、劳动间以及各种能源间更为复杂的替代关系的。由前所述，中国二氧化硫的排放90%来自燃煤，高硫煤所排放的二氧化硫占总排放的四分之一，而且中国在近期内能源结构还将以煤为主，所以要分析二氧化硫的控制，不仅要考虑不同类型能源之间的替代，还必须考虑煤炭之间的替代，所以区分不同类型的煤炭是合理分析中国二氧化硫减排问题的前提和关键。故本文将根据中国二氧化硫排放的实际情况，建立一个基于硫税的CGE模型。
　　(二)中国的硫税CGE模型的建立
　　中国硫税CGE模型包括生产模块，收入支出模块，对外贸易模块，投资模块，宏观

闭合、均衡与福利模块，环境模块六个子模块。
　　生产模块描述生产者的优化行为，给出要素的需求函数和各种商品的供给函数，模型采用嵌套的CES（常替代弹性）函数形式，其结构如图1。生产函数采用的投入品为：资本、劳动、能源和其他中间投入。我们采用里昂惕夫函数来合成资本——能源——劳动合成品和其他中间投入品（里昂惕夫函数亦是CES函数的一种特例，它意味着资本－能源－劳动合成品与其他中间投入品之间是无法替代的）。

图1　　生产模块结构

　　另在能源合成投入品中，电力与其它化石能源的替代弹性与化石能源之间的替代弹性有很大不同（注意到电的产出常常需要化石能源的消耗，电与其它化石能源替代弹性要小于化石能源之间的弹性）。所以在能源合成投入品中本模型在区分化石能源合成投入品和电力投入品，化石能源合成投入品由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合成。相似的区分见于Welsch和Hoster（WelschandHoster，1995）的模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