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优势理论研究新进展

说外生比较优势的个人，通过参与分工，提高自己的专业化水平，也能获得内生比较优势。他们关于内生比较优势的分析被置于一个将交易成本和分工演进相互作用的理论框架之中。按照这一框架，经济增长并不单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而是经济组织演进的问题，市场发育、技术进步只是组织演进的后果。该框架分析了经济由自给自足向高水平分工演进的动态均衡过程，并阐释了斯密和扬格(Anyn  Young)的思想：经济增长源于劳动分工的演进。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专业化带来的收益流的贴现值低于由专业化引起交易成本增加所导致的现期效用的损失，因此专业化水平将很低；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的熟能生巧效应将使专业化带来的收益逐渐增加，因此将会出现一个较高的专业化水平，内生比较优势随之不断增强。应当强调的是，他们的框架不同于标准的新古典框架，后者对比较优势的分析主要基于规模经济，而他们的框架将专业化和分工置于分析的核心，并且严格区分了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从而发扬了斯密关于分工和内生比较优势的核心思想。

  

　　此外，格罗斯曼和麦吉，(Grossman  and  Maggi，2000)还从人力资本配置的角度分析了国际间的比较优势。他们发展了一个具有相似要素禀赋的国家间贸易竞争模型，分析了人力资本的分配对比较优势和贸易的影响。他们发现，具有相对同质人力资本的国家，出口产品所使用的生产技术以人力资本之间的互补性为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当所有的任务被相当好地完成时，要比一部分任务被极好地完成而另一部分任务完成得很差时的有效产出更大。高效率的生产组织要求具有相似才能的人力资本匹配，这在有同质人力资本的国家更容易实现。另一方面，对于具有异质人力资本的国家，其出口产品所使用的生产技术以人力资本之间的替代性为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具有相对杰出人物的公司完成一些任务，而另一些任务由才能相对较低的人组成的公司来完成。那么，对于具有异质人力资本特征的国家，如果杰出人物有更大的比例，将会在对杰出人物敏感的产业中占有比较优势。

  

　　克莱里达和芬德莱(Clarida  and  Findlay，1992)分析了政府对比较优势和贸易的贡献。他们的观点同传统的经济理论以及以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都不相同。他们认为，政府介入教育和科研、交通和通讯以及其他经常性社会部门将会显著提高私人公司的生产率，一些经济部门无疑会从中受益。这是因为众所周知的“搭便车”问题和公共产品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使私人公司没有动力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这样的公共产品必须由政府来供给。

  

　　还有的学者从演化的角度探讨了比较优势理论。费希尔和卡卡尔(Fisherand  Kakkar，2002)认为比较优势是开放经济长期演进过程的结果。在李嘉图理论和阿尔钦框架的基础上，他们系统化了对国际贸易的理论认识，提出了自然选择会淘汰无效企业，并且能促进产生稳定的甚至是高效的世界贸易模式。他们没有假定存在瓦尔拉斯拍卖者，而是探讨了协调贸易与企业的匹配过程。他们分析的主要结论是，伴随比较优势的专业化(更大的国家可能不完全专业化)是世界经济演化的惟一稳态。

  

　　二、比较优势理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与比较优势理论本身的进展相类似，比较优势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也存在着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观点。

  

　　巴拉萨(Balassa，1981)根据新古典贸易理论提出了外贸优势转移假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阶梯比较优势论。他预期各国进出口商品结构和比较优势会随着生产要素积累的状况而改变。与传统的发达与落后两极划分法不同的是，巴拉萨认为国际分工的类型和经济发展阶段之间排列着许多阶梯。更新发展阶梯的过程是连续的而非中断的。按发展阶梯划分，当今世界经济中大致存在以下几类国家和地区：属第一阶梯的发达国家；属第二阶梯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如亚洲“四小龙”和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属第三阶梯的次级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东盟各国(新加坡除外)、中国和印度；最后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根据这种阶梯划分，阶梯比较优势呈现出动态演变的过程：各国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出口，能够取代已发展至更高阶梯的国家原来的出口。在阶梯式发展的格局中，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将分别发展起各自的新兴产业，同时将失去优势的产业转移给较低发展阶段的国家。执行出口导向战略的落后国家就能够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进入更高的经济和贸易发展阶梯。针对阶梯比较优势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外贸增长前景持悲观观点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批评。他们批评的主要依据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难以攀登比较优势的阶梯。恩斯特和欧康诺(Ernst  and  O’connor，  1989)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出，国际间产品竞争的加剧使许多发展中国家难以维持原有的国际分工。他们认为，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是靠使用大量非熟练劳动力生产低品质和低成本的制成品取得的。对外贸易曾经是他们经济增长的引擎。但是，当更多的发展中国家采用相似的经济发展策略时，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也在日益增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厂商虽已试图以产品升级和分散出口市场减轻贸易保护主义的危害，但这种调整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出口市场的集中化倾向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因为没有任何其他市场能够弥补北美市场进口量降低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增长所造成的损害。霍夫曼(Hoffman，1985)也举出部分次级新兴工业化国家被迫限制服装产量以缓解来自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的例证，说明落后国家进入出口主导型的发展阶梯是十分困难的。

  

　　多勒尔(Dollar，1993)把比较优势的技术和制度分析延伸至发展中国家。他认为，尽管关于技术差异的讨论主要针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总体上并不居于技术创造的前沿，但技术进步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比较优势的演进中扮

演着重要角色。许多事实表明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已从发达国家引入技术，而发展中国家感兴趣的制度也是那些有利于技术引进以及适应既存技术的制度。一些关于增长的实证文献确实对这些观点给予了支持(Barro，1991)。研究表明，对工厂和设备的投资、教育变量(如中小学入学率)以及在外贸和外资方面的开放政策同经济增长高度相关。这些实证工作说明了落后的优势在于引进别处的先进技术。但是，对这个潜在优势的利用要求相应的制度支持，如强有力的教育体制和在外贸外资方面的开放制度。如果制度支持具有持续性，例如能持续几十年，将会对社会的真实收入增加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样，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将会获得知识资本积累的长期收益。多勒尔实际上强调了制度激励和技术进步是发展中国家获取长期比较优势的源泉，这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然而，正如前面已提到的争论一样，比较优势理论在我国的应用也引起了相应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能否应用比较优势理论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思想。林毅夫等(1999)在批判赶超战略的基础上提出应依据比较优势制定发展战略。他们指出，赶超战略最终并没有带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持久快速增长，却使发展中国家经济付出惨重代价。赶超战略的失败主要因为这种战略是以牺牲经济整体进步为代价的少数产业的赶超，不足以支持资源结构的升级或总体经济实力的提高。赶超战略所扶持的产业部门，由于不符合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只好完全依赖于扭曲价格和国家保护政策才得以生存。在赶超战略下，违背比较优势所形成的畸形产业结构与劳动力丰富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