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国社会的两极化发展评析

示的股价变化来进行投机交易，结果很容易被资本大户设计的陷阱所俘获。在美国，超过半数的家庭拥有股票。正是由于美国人越来越多地依靠股市来积累财富，一旦在股市上出现问题，就会在相当的程度上影响到家庭财富的总值。更多的财富意味着更多的机会和信息，二者形成良性循环。由此导致了财富分配的更大的不平等。
　　　　3.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推进
　　生产要素的全球化为美国公司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竞争力、追求更多利润，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但原有的低技能或无技能的劳动者必须面对其劳动力价格下降的威胁；而掌握了先进生产技能的劳动力，虽然也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但是这种冲击毕竟小得多。由于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人才和技术上都拥有相当的优势，进行相应技术开发和高技能生产的成本相对较低，资本家会选择在这里进行此类经营活动。这样一来，掌握了高技术的劳动力仍旧能拿到较高的薪酬，结果工资结构就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高技能劳动力的薪金有所增加，而可以在全球范围被替代的普通职工的市场空间则被挤压，薪金大幅下降。（注：［美］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164页。）
　　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使得美国很多原来兴旺的产业——汽车、钢铁、机器制造、家用电器等制造业——受到了来自不同国家的挑战，本部门的工作机会减少。而这些都是属于中等技能、工资也相对较高的产业。当这些产业减少工作机会的时候，那些中等技能工人劳动力价格被下压。因为，如果条件允许，公司当然愿意雇用那些拥有高一级技能的职工从事低一级职工就能胜任的岗位。这样，每一个技术等级中都有人被挤下去做下一技术等级的工作。结果，除去部分高技术及高层管理人员之外，中等及中等以下人员的工资都下降了。而部分技能最低的人员则不得不转移到比制造业工资平均低1/3、比汽车、钢铁、机器制造等制造业工资低得更多的服务业中来。（注：［美］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175页。）这就在工资收入占其家庭财富中的大部分比例的劳动者中间拉大了原有的收入差距。
　　　　4.共产主义的“失败”和福利国家制度的困境
　　效率取向第一的市场竞争必然会产生失败者，而公平问题则需要国家在市场之外来解决，社会福利便是国家为了维护最低限度的社会公正，给弱势群体的一种补偿手段。但作为资本代言人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并不必然会这么做，也即，福利国家制度的实施需要一定的条件。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缺乏人性的竞争在各国内部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1929年爆发的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既是各种结构性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的总爆发，同时表明传统的自由资本主义已经走到了尽头，制度创新是惟一出路。另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也在20世纪初期结出制度之果。在内外压力下，资本主义加强了国家干预，采用福利国家制度，减缓经济自由与经济平等之间的内在张力。在美国，这一进程始于罗斯福新政。这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缓和了阶级矛盾。由于苏联解体，福利国家制度陷入困境以及新技术革命等因素的出现，自19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摆脱了内、外制度竞争的双重约束，回归到符合其本性的发展轨迹上去。促进了那种威胁社会整合的不平等的发展，富人和穷人之间的贫富鸿沟越拉越大。（注：孙辉、卿文辉：《对全球化时代社会贫富分化的思考》[J]，《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11期。）
　　　　5.工会组织保护工人利益、影响收入分配能力降低
　　工会曾经是美国社会中一支引人注目、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对收入的分配起着重要的影响。20世纪美国社会在社会保障、最低工资、集体协议等方面所获得的积极成果无不与工会为保护工人的权力和福利而进行的斗争有关。但自1990年代以来，工会力量的下降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工会随着传统工业化部门的减弱而下降，而工会影响不大的服务部门则发展很快。”（注：［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经济学》[M]，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40页。）而社会产品的分配状况除了受各社会力量权力关系的支配之外，不服从任何特定的法则。（注：［法］雅克·阿达：《经济全球化》[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5页。）由此决定了社会收入分配必然向资本倾斜。据弗里德曼估计，美国工资差距扩大的l/5是由于工会组织的衰落引起的。
　　　　三、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对美国经济、社会的影响
　　毋庸置疑，1990年代以来，随着“新经济”的出现、全球化的加速推进以及对资本主义的外部制度威胁的消失，美国经济确实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社会财富大幅度增长，美国也乘机再一次拉大了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差距。但日益扩大的贫富鸿沟使原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缓解的社会矛盾又渐次加剧，并进而可能影响美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政治和社会稳定。
　　　　1.两极化发展将又可能对美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历史已证明，过度的竞争及对市场与效率的盲目崇拜所导致的贫富差距过大必然会损害效率本身，威胁经济持久良性的发展。投资、消费、人才这三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说是推动美国新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但贫富差距的扩大已经或有可能影响这三种因素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首先，长远看来，收入差距扩大可能导致过低的储蓄率，进而可能导致投资供给不足。在整个1990年代，美国的投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外来投资支撑起来的。"9.11"事件及随之而来的美国公司的诚信危机爆发后，外来投资有撤出美国的趋势，这就要求依靠国内储蓄填补外资万一抽走后留下的空缺，即需要美国提高储蓄率。但研究表明：贫困阶层由于没有多少能力来进行储蓄，所以边际储蓄率较低；富裕阶层的人由于对将来的收入有良好的预期，虽然有很大的储蓄能力，也不愿过多储蓄，故而其边际储蓄率也不高；位于中间阶层既有储蓄的能力，又担心将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再加上对更高层次生活的向往，相对于另外两个阶层的人来说，他们的边际储蓄率最高。（注：Debra  J.Ray,Development  Econom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pp.197-248.）随着上层和底层之间差距的拉大，中间阶层逐步缩小，必然导致新增社会财

富的平均边际储蓄率相对于贫富差距较小的情况下有所下降。长远看来，这样会使美国社会对国民经济进行再投入的能力相对减少，导致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当前美国整体储蓄率的下降，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贫富差距拉大所引起的新增社会财富平均边际储蓄率的下降，无疑是原因之一。
　　其次，贫富差距的扩大不利于新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劳动力的培养。美国的新经济形态对各方面技术人才甚至普通劳动力的素质都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但现在的关键是，如果受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机会仅限于高收入阶层和特定的集团，那么，一方面将会成为对社会阶层再生产的手段，另一方面也导致社会所需要的高素质的劳动力的供应不足，从而制约经济的发展。诚然，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是世界技术移民的最大吸收国。在1990年代，由于世界经济的不景气和全球化，更多高素质的廉价的人力资源源源不断地从世界各地涌往美国，美国高素质人才并不特别缺乏，在很大程度上即缘于此。但随着其他国家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再加上美国经济自身周期的影响，目前的人才流向美国的趋势可能会减缓，甚至可能出现人才回流的现象。到那时，美国自身高素质劳动力的不足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就会凸显出来。
　　最后，两极化发展导致社会购买力下降，这将可能与上述因素一道影响美国生产效率的提高。分配效率较低会损害要素使用效率。被誉为“福利经济学之父”的庇古指出：“有充分理由可以相信，如果把适当数量的资源从较富的人那里转移给较穷的人，并把这些资源投资于穷人，以便使他们更有效率，那么这些资源由于增强能力而在额外生产上所得到的报酬率是会大大超过投资于机器厂房的通常的利息率的。”（注：参见厉以宁、吴易风等：《西方福利经济学述评》[M]，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8页。）鉴于贫富差距对储蓄率、投资、消费、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等方面的影响，它对生产效率提高的制约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社会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既取决于资本投资